在工厂务工的少数民族。
在城市摆地摊的藏族妇女。
从事表演工作的少数民族。
烤肉串的维吾尔族师傅。
做拉面的回民厨师。
编者按：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逐渐增多。由于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加上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不仅要冲破体制的障碍，还要突破文化、民族心理和语言的障碍。因此，重视和关注这类人群在城市中的生存和适应状况，对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意义。
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本报记者张华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离土就业、文化互动与中国少数民族乡村发展”的课题负责人，曾带领课题组先后赴湖北武汉，广东珠海、佛山，河南洛阳，北京牛街等地，进行了历时3年的实地调查。在对105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年龄、性别、民族成分、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职业类型、经济收入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解的基础上，从环境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身份转变、心理适应等维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社会中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从农村到城市：如何适应环境、经济和社会变化
一、少数民族务工背景
为深入分析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适应性，我们首先对105名访谈对象的年龄、性别、民族成分、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外出务工背景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解。
本次调查的对象中，呈现男多女少、30岁以下年轻人偏多、回族偏多、文化程度偏低等特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家法定允许的最低务工年龄为16岁，但调查中仍然发现有1名15岁的务工者。这些被访者外出务工的背景情况如下：
1.外出城市选择
外出地点没有明确性，选择和亲友在一个城市工作的居多。
杜鹰等学者在针对汉族农民外出的研究中发现，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农民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城市正是外出农民的第一选择。
在课题组的调查中也发现，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去得最多的也是城市。但是去哪个城市工作，并不一定是外出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105名被访者中，有65人是由亲人和朋友介绍而来，占全部被访者的61.9％；认为某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好、机会多而主动选择前来的有31人，占全部被访者的29.52％；另外有9人来自当地农村、就近在当地城市就业的被访者，占总人数的8.57％，这几个人全部是回族，他们不出远门的原因在于外地生活（如吃饭）非常不便。
13号被访者：赵某，男，35岁，白族，珠海某公司焊工，来自云南。
我老家在云南的大山里，家里太穷了，有两个孩子，一个在读书，一个该上幼儿园了。家庭负担重，所以就出来打工。同村老乡（也是一个姓的亲戚）说广东好，赚钱容易，所以我就跟着他来了。当时是2002年，刚过完年，就到广州了，后来又到佛山，最后还是朋友给介绍才找到现在的工作。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外面，什么人都不认识，只有找老乡互相照应，要是没有村里人带我出来，我可能不出来。
16号被访者：杨某，女，20岁，苗族，佛山某服装厂车衣工，来自贵州。
这边还是比家里好多了，肯定要出来挣钱，但是有些老乡提供的工作是假的，说招保姆，其实是招去从事色情服务。求人不如求己，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去敲别人的门。更何况，现在有些老乡也不老实，村中就有一些人是被骗去做传销。现在与十年前相比复杂多了，有些人不老实，他们说的与我见到的不一样。还是得在劳务市场上找工作，自己小心就可以了。
92号被访者：马某，女，17岁，回族，在河南某县城一家服装店工作，家在该县城郊某回族村。
去年夏天初中毕业，不想上高中，就决定找个事情做，没想过到外面去打工。因为是回族，在外面饮食不方便，就决定在县城找个工作。现在在店里卖衣服，早上来上班，中午到街上的回民饭馆吃一顿饭。县里回民比较多，吃饭也方便。晚上骑自行车20分钟回城郊家中。村里有几个人在县里的大超市、大卖场上班，他们也都是回族，有时候还能结个伴回家。觉得这样挺好，非常方便。
2.外出务工原因
经济驱动仍然是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农村人外出务工的原因，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农民外出的首要目的是增加收入。至于少数民族的外出原因和汉族是否有区别，有研究者曾考察壮族进城务工者的外出原因，发现中年人是为了养家糊口，年轻人则是为了经济独立，虽然看似出现某种分化，但赚钱这一目的是毋庸置疑的。最近有研究者对在武汉市务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行调查发现，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是进城务工者的最主要目的。
本次调查也发现，经济驱动仍然是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最重要原因，以“挣钱养家”作为回答的被访者占全部被访者的54.29%。然而，具体原因仍因年龄、性别不同而稍有差异，如年轻未婚男性往往是认为老家没有什么机会，出来见见世面，学些手艺；未婚女性相比而言较为顾家，她们外出务工，是考虑到既能贴补家用、又能摆脱繁重的农活；已婚无孩子的男性一般来说是为了多挣些钱，养家糊口；有孩子的中年男性则认为，城市里的教育条件对孩子的成长有利，因此选择外出务工；已婚女性之所以外出务工，有的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也有的是为了跟随外出务工的丈夫。
3.对所在城市的看法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对目前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和城里人持肯定的态度。
陈云等人曾对在武汉市务工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发现，被访的务工者中有61%认为城市生活质量比家乡高。此次调查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怎样看待自己打工的城市，和家乡有什么不同，以及城里人和家乡人有什么不同。
调查的结果呈现出民族和职业的差异。有19名被访者表示，除了天气、气候等不一样外，所在城市和家乡没有什么明显差别，其中18名是信仰伊斯兰教、从事餐饮业的被访者。而其他从事非餐饮业的被访者则强调他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和家乡有明显不同，认为城市经济发达。其中，认为城市有钱的占全部被访者的39.05％，认为城市环境好、生活方便的占13.33％，认为城市好但又讲不清楚具体原因的占15.24％。另外，认为城市不好、治安状况差的占4.76％。
在谈到城里人和家乡人的差异时，认为城里人有钱的占全部被访者的11.43％，认为二者在观念和习惯上有区别但又讲不清楚具体区别的占23.81％，认为城市人冷漠、不团结、不文明、性格不好的占35.24％，认为城市人文明、热情、有修养的占17.14％。基于此次调查的数据，结合他人的研究，课题组认为，绝大多数务工者对其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以及城里人持肯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他们坚定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信心。
4.外出遇到的最大困难
衣食住行是少数民族务工者在外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饮食仍然是他们外出的最大障碍。
除了有28个被访者认为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之外，其他77个回答者都至少遇到了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困难。困难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不便、经济压力大、孤独想家、语言和交际障碍、不能照顾家庭、子女上学等方面。
在此次调查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被访者占大多数。因此，以“衣食住行不便”为最大困难的被访者较多，占全部被访者的21.9%。尤其对于穆斯林来说，饮食不方便是他们外出遇到的最大困难。感受到经济压力的被访者占18.1%，主要集中在从事餐饮业的回族被访者中。这些人的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与餐饮生意的好坏有关系，而餐饮生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受从业者自身素质以及饭店所处地理位置、外在环境制约。
70号被访者：哈某，男，34岁，回族，在武汉某高校附近经营拉面馆，来自青海。
因为母亲去世得早，我很小就外出打工，也没上过学，不识字，出门在外感觉很不容易，最基本的是不会算账，普通话也是跟着电视里慢慢学的，用了两三年时间才学到现在的程度。妻子在店里帮忙，经常想家想女儿。现在生活太辛苦，忙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闲的时候，像现在（临近寒假，学生放假时期），一天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房租都不够，每天就一个劲地想能不能搬到位置好一点的地方开店。但是没钱，也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如果能搬走，生意好的话，就把女儿接来这边上学。不行的话，过段时间就回老家了，在老家起码生活安定一些。
在对被访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的基础上，课题组从环境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的文化适应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二、对环境的适应
1.语言适应
虽然有本民族语言的存在，但被访者对普通话的掌握几乎是普遍的。普通话仍然是外出务工者与他人交流的最根本的工具。
课题组将受访者的语言适应分为听、说两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被访者对本民族语言、普通话以及务工所在地语言的听说能力。将语言听说能力，依次划分为“完全不能听（说）”、“简单会听（说）一些”、“基本能听（说）”以及“完全能够听（说）”四个层次。
在105名被访者中，对于本民族语言，达到“基本能听懂”以上水平的有73人，占全部被访者的69.52％；基本会说的有65人，占61.9％。普通话方面，能基本甚至完全听懂的有100人，占95.24％；达到“基本会说”以上水平的有94人，占89.52％。当地方言方面，基本甚至完全能听懂当地语言的有58人，占55.24％；达到“基本会说当地语言”以上水平的有40人，占38.1％。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有本民族语言的存在，但被访者对普通话的掌握是普遍的。普通话仍然是外出务工者与他人交流的最根本的工具。有33.3%以上的务工者能对务工所在地的当地语言有所掌握，这也是外出者希望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的一个表现。
在调查中还发现，绝大部分维吾尔族流动人员的普通话讲得不是很好，这就使得维吾尔族流动人员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圈中生存和发展，在城市中表现出其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既增加了城市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给城市社会的整合和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2.风俗习惯
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强化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尤其是在餐饮行业工作、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员，基本能恪守清真习俗。而从事其他行业的穆斯林，大多只能做到饮食上的清真。
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具有与当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他们要遵守清真的习俗。王晓毅对在“深圳民俗村”工作的穆斯林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持“坚持和变通”态度：年轻人可以只做早上的一次礼拜，男人可以不去清真寺而在家里礼拜。斋月时尽管工作繁重，民俗村的穆斯林还是坚持封斋。
课题组在83名信仰伊斯兰教的被访者中，同样发现这些离土就业者在风俗和信仰上的“坚持和变通”。在饮食方面，他们基本都能保持清真习俗，主要是自己做或到清真食堂吃；60人能够坚持过伊斯兰教节日，占72.29%，其中有47人能坚持每周到所在城市的清真寺做礼拜，占56.63％；在民族服饰的穿着上则较少遵守，除非是在非常强调民族特色的回族饭店才穿着民族服饰。这说明，作为外来人口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其自我身份认同和约束主要不是在服饰等方面，而是在饮食、节日庆祝方面。
经比较发现，从事餐饮业、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是保持民族特色最明显的一个群体。而从事其他行业、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全部为回族）则在伊斯兰教节日和做礼拜等方面的频率小于前者。另外，在27名从事非餐饮业、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中，过伊斯兰教节日的只有9人，而坚持每周到清真寺做礼拜的只有6人。这些人一般在工厂或其他单位上班，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较少考虑过节日。课题组分析认为，从事餐饮业的人本身就处在一个强化伊斯兰教饮食特征的场域，恪守教规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有7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被访者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其中大学以上学历的有3人，还有两个回族被访者分别声称信仰基督教和佛教。有意思的是，这7名被访者在饮食习惯上仍然恪守清真习俗。在他们身上，生活习惯、民族和信仰是完全分开的，民族、生活习惯如同先赋地位一般不容改变，信仰却是后天可以改变的。
11号被访者：撒某，男，52岁，回族，佛山某拉面馆老板，来自青海。
高明区没有清真寺。平时就在家里做礼拜。还好，禅城区有清真寺，每周我们都会全家坐一个半小时公交车到禅城区的清真寺做礼拜。车费是挺多的，但是这是我们的传统。
97号被访者：沙某，女，17岁，回族，在浙江余姚某电子厂做手电筒，来自河南。
以前在家里都是要过节的，还去清真寺做礼拜。现在我和小姨在外面工作，就不能像在家里一样，过节也是有时候过、有时候不过。要是开斋节的话，我们就自己做些丰盛的饭菜，庆祝开斋节。但是我们不封斋，因为上班需要体力。礼拜没办法做，心里有就行了。
7号被访者：陈某，男，29岁，彝族，在佛山某化工厂做塑料，来自云南。
出来打工有11年了，妻子现在和我在一起。不在家里是不好过节的。广州这边很多人也不懂，外面彝族的节日也多。每逢大的节日，我们就找老乡一起吃顿饭，或打打电话问候一下。
其他民族，比如以“货郎担”的形式在城市中四处贩卖饰品的苗族女性，则很强调对服装的遵守。如同在拉面馆、烧烤摊等清真饭店内，男性一般都戴一顶白帽，女性佩戴头巾。经过进一步调查，课题组发现，他们对服装的遵从并不完全是出于信仰或生活习惯的需要，还因为他们发现并相信“穿民族服装，东西好卖”这个市场逻辑，民族服装被他们有意识地当成一种标识而加以强化和展示。
88号被访者：韦某，女，36岁，苗族，山东淄博的民族饰品小贩，来自贵州。
在这做生意时，我每天都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少数民族的，我卖的又是这种少数民族的饰品，所以在我这儿买东西的顾客要比在汉族人那儿多得多。可能他们觉得我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吧！所以，我穿民族服装卖东西，一般比较好卖。在家乡时，民族服装是有时穿有时不穿，穿是因为民族生活习惯，但有时候觉得不方便也就不穿。
三、经济适应情况
1.就业
第一，少数民族外出流动的稳定性较差，职业选择的被动性较强。
调查结果显示，有52.38%的被访者声称，目前所工作的城市不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地方，在此之前曾或多或少地去过两三个城市。其中，穆斯林的流动性较高，但其职业的稳定性（主要从事餐饮业）却比其他被访者高一些，这也与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特殊风俗有关。这种职业上的“从一而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出务工的穆斯林在职业选择上的被动性和其他工作技能的缺乏。
27号被访者：赛某，男，29岁，回族，北京牛街某清真餐馆厨师，来自甘肃。
16岁就出来了，跟着朋友一块出来的。先在兰州一个老乡开的拉面馆干了两年。在兰州竞争比较大，听说太原生意好些，后来和朋友到太原，之后还去过杭州，在浙江大学附近一个老乡开的拉面馆也做了一段时间，去年就到北京这边来了，我还是做拉面。我也没什么其他手艺，就会做拉面。
47号被访者：韩某，男，26岁，撒拉族，洛阳某拉面馆厨师，来自青海。
我17岁那年初中毕业，就想自己闯荡。觉得外面自由些。我去了不少地方，先去广州，南方嘛，都说好挣钱，给一个老乡的拉面店帮工，后来又到深圳，海南也干过，然后到厦门、福州、上海都待过，都是给别人做拉面。我就爱自由，两个月前刚从武汉转到洛阳这里，是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还是做拉面。
第二，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从事的职业类型单一，主要从事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服务行业。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从事餐饮业者居多，在工厂务工的少。
105名被访者中，从事餐饮服务业的比例最高，为55.24%。其中，回族主要经营清真餐馆、拉面馆，维吾尔族主要以经营羊肉烧烤、卖葡萄干等为主，土家族则主要经营土家风味餐馆，壮族以开桂林米粉店为主，等等。根据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交互分类关系看，信仰伊斯兰教、从事餐饮业的少数民族占53.34％，远高于信仰伊斯兰教、从事其他行业的25.71％。而有着其他信仰的少数民族务工者则主要从事其他行业。
第三，在工厂工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务工者比较少。
课题组发现，仅有几名被访者是在工厂务工的回族，他们是河南南阳的调查员直接进入当地的回族村落找来的。据这几名务工者介绍，基于成本的考虑，南方的工厂里面一般不配备清真灶，这让信仰伊斯兰教的务工者很难生存。可见，饮食禁忌限制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务工者的职业发展空间，其他人则在饮食习惯上不受限制，这使得他们可以方便地在诸如工厂的集体食堂之类的地方就餐。排除受餐饮习惯影响的被访者，和大多数汉族务工者一样，在工厂务工也是少数民族外出者的主要职业，有21人在工厂务工，占被访者的20％。
排在第三位的职业类型是商品销售，如在清真超市做销售、经营民族饰品生意等。除此之外，另外有一些学历较高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从事文化教育、办公室文职、工程技术等工作。然而，这些人只占全部被访者的7.61％。有相当一部分被访者从事的是建筑业、保洁、搬运等重体力职业。由此可以看出，与汉族流动人员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从事的职业类型比较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城市适应能力的有限性，也反映出少数民族以民族特色为“卖点”经营的生存策略。
第四，在职业获得的途径上，主要通过熟人介绍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在74名为他人打工的被访者中，有82.43%是依靠亲友或老乡联系的工作。职业获得上的这种熟人介绍方式，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一种城市生存和适应策略，同时也体现出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族群认同感，也构成了其就业和创业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调查分析，先出来的打工者对后来者有较强的示范作用，依靠亲友外出是这些少数民族外出的主要方式。事实上，国内外的大量调查也显示，农民工首次外出依靠的社会资源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来自农民家乡的亲缘网络。
102号被访者：艾某，女，16岁，回族，广州某家具厂拼花工，来自河南。
我是被姐姐带到广州的。姐姐今年23岁，3年前来的广州，在家具厂做拼花工。去年我初中毕业没有升学，父母就让我到广州找我姐，现在我和姐姐是一个工厂的同事，都做拼花。离家远，和亲人在一起相互照应很好。过了年我们还到广州上班，而且我们还要带我叔叔家的堂弟去找工作了。我们村里还有到兰州打工的，他们都是先去一个人，然后再带其他人去。乡里人在城里没熟人，就得靠老乡、亲戚。
79号被访者：阿某，男，29岁，维吾尔族，在武汉烤羊肉串，来自新疆。
我出来得不算早，21岁时在家里没事情做，就跟着老乡出来了。去了好些地方，广东、湖南、贵州，还有河南都去过。你问我怎么能去那么多地方，都是有老乡在嘛，说哪里生意好做就到哪里，就是赚钱，也想开开眼界嘛。
第五，少数民族身份对就业影响不大，民族歧视现象较少。
我国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优惠措施。然而，早年有学者张继焦等人在对北京就业或创业的207名少数民族务工者进行调查发现，希望获得“政策优惠”等措施的被访者只占不到10％。
在这次调查中，课题组成员专门询问了被访者在找工作时有没有强调或刻意隐瞒民族身份。100％的被访者回答“没有，也不需要”。虽然没有被访者遭到民族歧视，但遇到挑战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还是有的。
100号被访者：安某，女，27岁，回族，东莞某厂从事汽车喇叭制造，来自河南。
我们回民出来工作很不容易。在广东那边，很多人不知道回族是怎么回事，所以还得给他们解释。之后，别人都尊重我的习惯了。我自己倒是没怎么遇到民族歧视，周围的人也对我不错，倒是我的妹妹在东莞另一个厂找工作时，招聘人员看到她的简历上是回族，告诉她说：“上班的话厂里食堂是吃猪肉的，你吃不吃？”当时我妹妹就很生气，就走了。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歧视，也许他们说出来是好意，但总觉得不舒服。
13号被访者：赵某，男，35岁，白族，珠海某电子厂焊工，来自云南。
少数民族身份对我们打工的没什么作用。出来打工的，就没有民族区分了，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工者。老板只想着怎么赚钱，才不会想给你优惠的待遇。倒是对那些当官的有用。我一位亲戚就因此升职了。
2.收入
自己当老板的外出者整体月收入高于为他人打工者的收入。
调查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城务工的经济目的非常明确，有54.29%的是为了挣钱养家，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在对收入做考察时，课题组区分了这些务工者是雇主还是被雇用。其中，有74人是为他人打工，占全部被访者的70.48%；有31人是自己当老板，占29.52%。
通过对这些外出者的收入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自己当老板的外出者整体月收入高于为他人打工者的收入，其中有12人的月收入超过6000元以上。做老板的绝大多数是从事餐饮业者，这部分人的收入相对稳定。
为他人打工的被访者中，在南方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工资偏低，而工厂里有技术的工人和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收入在中等水平。收入最低的，主要是一些在清真餐馆打工的被访者。他们一般和店主人是亲戚，在店里帮忙或当学徒，平时吃住在店里，不怎么用钱、花钱，回家时结算一次或有需要时向老板要钱。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月收入不高，表面上似乎与他们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强烈愿望并不相符，但许多人仍然对此比较“满意”。调查显示，有73.33％的人认为现在的经济收入比那些在老家做事的人要高些，比较满意现在的生活。但是，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收入过低的事实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妨碍了其城市适应能力的增强，不利于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
3.住房和医疗
第一，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以租住房屋为主，多与亲友合租，条件比较简陋。
住房是个人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吴维平、王汉生等学者在对北京、上海的流动人口租房情况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仅有不到1%的流动人口在工作所在城市中拥有房屋所有权，多数人不得不住在条件更差、更为拥挤的出租房中。课题组在本次调查中发现，租房的有82人，占全部被访者的78.1%；有14人由单位提供住处，占13.33%；只有8名被访者有自己的住房，占7.62%。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名自有住房的被访者中，有4个是家住在当地郊区、工作在城市的人，只有4个外来者在当地购买了住房，实际只占全部被访者的3.8％。
总体而言，租房者基本上是与他人合租。如从事清真餐饮业的租房者，主要与亲戚租住在一起。从事其他行业的被访者，多与朋友或同事合租。在他们看来，与人合租尤其是与老乡同住，既能节约资金、分摊成本，又因为彼此有相同的文化、习惯，在生活上、精神上也能相互照顾、慰藉。租房条件上，他们大多住在20至4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只有简单家具，有的甚至没有厨卫，条件相当简陋。
10号被访者：吴某，男，50岁，侗族，佛山某制衣厂统计员，来自湖南。
老家的房子有两层，墙上都贴了磁砖。现在租住的20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睡觉的地方，又是做饭的地方，还是上厕所的地方。用“热得快”在胶桶里烧水，洗澡也是在房间内进行。虽然生活很不方便，但没有办法，这不是自己的家。
47号被访者：韩某，男，26岁，撒拉族，洛阳某拉面馆伙计，来自青海。
1998年，我17岁时就出来了，中国的东部和南部跑了个遍。在外面都是和朋友、老乡在一起做事。现在做拉面，就和老板一家住在一起。房子是租的，有40平方米，算是一室一厅吧，没有厨房，就在后面加了个小房子，算厨房，有卫生间，家具说齐全也就是有床和桌子。
97号被访者：沙某，女，17岁，回族，在浙江余姚某电子厂做手电筒，来自河南。
我去年初中毕业，就和我小姨到浙江余姚的电子厂上班。小姨来浙江好几年了，比较熟，我妈也比较放心。其实厂里面也有宿舍，还比较便宜，每天只要交2元钱。但我们还是在工厂附近租房子住。因为宿舍不准做饭。你知道的，我们回族吃饭习惯和汉族不一样，厂里没有清真灶，我们根本没办法吃饭，再贵也要租房子。房子是当地农民的瓦房，月租200元，大概30平方米。没有厨房，买个电磁炉就直接放在屋子里做饭。这个房子也既是厨房，也是我和小姨的卧室。卫生间我们是没有的，但是有个小院子，我们俩就在外面的工地上捡了好些碎砖石块，自己垒了个简易厕所。
41号被访者：苏某，男，19岁，回族，武汉某开发区一拉面馆伙计，来自青海。
哥哥在武汉开拉面馆，我就跑来了。哥哥和嫂子住在店子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其他的伙计就住在店里，晚上把店里的餐桌拼在一起就是床。买床也麻烦，又没有地方放，这样也很好，已经睡三年了，也习惯了。你问其他的拉面馆，都是这么住的。
虽然住房条件简陋，但在谈到对住房的适应时，很少有人将其列为“不适应”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来外地打工的少数民族人员对住房条件差在心理上早有准备，基本上能适应城市中比较差的住房条件，在物质经济层面表现出非常强的城市生存及适应能力。
第二，生病去医院就医者少，多买药自己解决。
在对待疾病的态度上，大多数被访者都是抱着简单对付的态度。一般而言，如果不是患有危及生命的重症急症，少数民族务工者不会主动治疗或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就医。在被访者中，49.52%的人选择小病情况下自己买药解决问题，21.90％的人选择去私人诊所就诊，只有15.24％的人选择去医院就医，剩下9.52％的人则选择忍住不看病，“扛过去”。
26号被访者：米某，男，16岁，回族，北京某大厦保安，来自河南。
我年纪轻，一般不生病，要是有头疼发热的，一般都能扛过去。我才不去医院呢。去年年底有个同事得了流感，吃了几天药没好，就到大医院去看了。结果，看个感冒都要两三百元，以我们的收入根本承担不了；再说正规医院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比较冷漠，对我们打工的老是看不起，大医院的医疗水平不一定就高，花了钱治不好病的事情也很多，我不迷信去大医院，要是真有病了，扛不过去，就回老家去看。
3号被访者：黄某，女，38岁，壮族，佛山某居民区清洁工，来自广西。
我是和丈夫一起出来的，丈夫身体比较弱，两人也是个照应，主要是挣钱给女儿读书。像我们这个年纪了，容易生病，在外面就害怕生病，一般情况下，感冒了就买点感冒药，要是发烧什么的，就到诊所里看看。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就有诊所，很方便。去医院看病太麻烦，还很贵，没有诊所方便。
究其原因，少数民族务工者简单应对疾病的态度，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状况分不开。相比较而言，对于少数民族务工者来说，如果说住房条件差还可以适应，那么，就医难就是他们城市生活的难以承受之重了。
4.消费和闲暇
第一，部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的消费观念趋于理性化，比较注重教育投资和个人形象的完善。同时，他们改善自身及家庭生活状况的愿望也比较迫切。
对挣来的钱如何支配的问题，有61.9%的被访者选择花掉一小部分、其他存起来的方式。在每月的花销上，分别有60％和48.57％的被访者把“吃”和“住”列为每月最主要的开销。除此之外，有34.29％的被访者将购买服饰与化装品也作为主要花销之一，这部分人主要是年轻人。而已婚有子女的被访者则更多地把花销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去。这种趋于理性化的消费观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还是改善经济条件，赚钱照顾家庭。同时，被访者的消费主要还是用在基本的生活开支上，可以从侧面看出被访者的收入水平低。
10号被访者：吴某，男，50岁，侗族，佛山某制衣厂统计员，来自湖南。
算算我的经济帐：每个月我和儿子的工资加起来是1600元，一家三口在国道边租了一间20平方米的简易平房，没有厕所、厨房。含水电费在内，月租大约是250元。自己和妻子做饭，一个月吃饭费用是500元；儿子在工厂吃午饭，以5块钱算，一个月就是150元。一家人一个月的吃饭钱加起来大概650元。每个月要固定给读大学的儿子汇500块钱。妻子身体不好，我和儿子都不愿意让她外出工作，但城里的消费太高，她有时也得做点儿杂活。儿子每个月都得把大部分工资上交，曾经谈了一个女朋友，因为没钱被拒绝。现在想存点钱给儿子找个媳妇，钱是一分一毛地从本来就所剩无几的日常生活费中抠出来的……
第二，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的闲暇生活比较贫乏单调，多为自我娱乐型的，大部分人空闲时在家看电视或睡觉。
调查发现，被访者在空闲时间主要做的事情，以看电视、睡觉、闲逛、上网、打牌和读书看报等为主，参加体育锻炼者较少，基本上没有人参加社区活动、外出旅游等。
18号被访者：普某，男，40岁，彝族，佛山某模具厂工人，来自云南。
周末和新年不能回家，最喜欢打麻将，与周围打工的人一起玩，赚点“快钱”。很少看电视，在农村家里有电视机，在这里没有，也不喜欢找人聊天。
3号被访者：黄某，女，38岁，壮族，佛山某居民区清洁工，来自广西。
闲暇时间一般是到附近逛一逛，看电视、看杂志、吹牛、睡觉，有时候打打牌，很少赌钱。
104号被访者：温某，女，23岁，回族，广州某家具厂拼花工，来自河南。
我们村里来了好几个人，我妹妹也和我在一起，就住厂里的宿舍。厂里人少，就让我俩住一间房，别人宿舍都是住3个人。因为我俩是回族，不在食堂吃，就自己在宿舍做饭吃。平时上班也很紧，经常加班，只要休息就想睡觉，或者看电视。
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因为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工作时间长，很少或基本上没有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休息，加之工作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等到下班休息时，就没有精力或时间外出休闲娱乐了。另外，由于娱乐消费开支的负担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待在宿舍里看电视和睡觉，则成为最经济的选择。
5.子女教育开支
如果条件允许，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愿意把子女带在身边亲自教育，但信仰伊斯兰教的务工人员对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一般。
子女教育花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城市里的学校由于教学质量比较好，自然也吸引着外来务工人员。比如，来自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经营餐饮业的回族，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内地接受教育总比放在老家没人管要让人放心。但对于这些外出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来说，把子女带来自己工作所在的城市受教育，并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进入城市的学校学习，可能另外要交上一笔借读费，这无疑会增加额外的开支。
课题组发现，在37个有处于求学阶段的孩子的被访者中，除了有两个被访者的子女已经进入大学之外，有22名被访者把子女带来了自己工作所在的城市读书，另有13名被访者仍然把子女放在了老家。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从事餐饮业的务工者较多把子女带来身边读书。究其原因，除了经营餐饮业的少数民族外来人员收入较为稳定、丰厚外，还由于经营少数民族餐馆的一般是夫妻双双在此，因此孩子自然带在身边。对于子女的未来预期，有18人表示希望子女将来能好好读书、上大学，学到一技之长，有8人回答无所谓。
64号被访者：郝某，男，42岁，回族，在武汉某高校附近经营餐饮业，来自青海。
在湖北待了8年，之前在宜昌和汉口工作，也是做拉面生意，每个月有三四千的收入。两个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儿子上初中，女儿上小学。对于以后的打算，我也说不清楚，关键是看孩子们上学怎样，希望两个孩子可以一直上学，大学毕业后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四、社会适应情况
1.社会交往
第一，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交往有限，主要依靠朋友和老乡等强关系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
社会交往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适应城市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其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调查显示，被访者最常交往的人是朋友、亲戚、家人、同事、老乡。在遇到困难时，被访者求助的主要对象依次是：朋友、亲戚、老乡。而非穆斯林务工者比穆斯林务工人员更容易主动与外人交往。
13号被访者：赵某，男，35岁，白族，珠海某电子厂焊工，来自云南。
每天在工厂上班，基本上没有时间去与工厂外的人交往，一起工作的同事比自己的老乡要亲密一些。进厂填资料时，填了民族成分，但是很少人问我是哪个民族的，他们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朋友里面就分老乡和同事，不分民族。我有一个老乡在厂里当部门经理，偶尔也会去他家坐坐，与他除了家乡的家常话，也没有更多的话。
在调查中还发现，75名回族被访者中，有20名不喜欢交朋友，原因在于交朋友难免要吃吃喝喝，但由于饮食等风俗不同，会非常不便，即使交友也倾向于本民族或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90号被访者：马某，男，40岁，回族，在武汉武昌火车站附近经营拉面馆，来自甘肃。
来武汉3年了，还不错，没有不安全感。周围的人都不错，看起来也挺热情的。但我从来不跟周围的汉族交往。生活习惯很不同，不想找那么多麻烦，大家互不相干，相安无事就可以了。平时打交道的就是家人、同族老乡、熟人，基本都是老乡了。遇到麻烦时，一般都是找同族老乡的。万一解决不了，就找有关的少数民族服务机构，他们会帮着解决的。
除了一些从事餐饮业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全家在一起外，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家人和亲戚不在其打工地，因此朋友和老乡是其主要社会交往对象，这种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排遣了城市社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有利于他们迅速融入城市社会的生活中，并构成他们在择业、生活和心理上发生困难时可以得到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但是，这种现象也折射出民族的界限问题依然根深蒂固。
第二，在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交往上，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部门有联系。
在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看来，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部门依次有：城管部门、民宗委和民族事务联系点、税务部门、工商部门、街道办事处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以经商为主。因此，上述这些政府部门可以说是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常打交道的窗口部门，其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从城市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力度的大小。
另外，在以上职能部门中，城管部门与外来少数民族人员之间的矛盾最为集中。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无论是固定门面经营还是流动摊贩经营，都可能因为乱摆乱放、违章占道等问题受到城管部门的处理。如果两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就有可能引发群体性冲突。但调查显示，各地都在一定程度上贯彻和执行国家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如对少数民族经商者实行免税或免工商费用的优惠，极大地鼓舞了少数民族经营者的信心。
55号被访者：纳某，男，41岁，回族，在武汉某高校附近经营拉面馆，来自青海。
有老乡在这边，就一家五口来武汉开拉面馆了。武汉对少数民族有不少优惠政策，不用交工商税费，最近才开始交卫生费，收入很好。
88号被访者：韦某，女，36岁，苗族，山东淄博民族饰品小贩，老家在贵州。
我在街上卖我从老家带来的民族饰品，经常碰见城管，我们是见了城管就跑！但城管对我们挺好的，经常因同情我们是贫困地区来的少数民族而放过我们。
2．婚恋生活
族内通婚的观念在淡化，但择偶时对信仰的要求没有改变。
离开原来的生活圈子在城市生活，使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在穿着服饰等保持本民族风格的文化表象上可能会有所减弱，但在深层次的个人对待和选择婚姻伴侣的态度上，却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异文化的包容度。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传统上提倡族内通婚。
此次调查设计了对于跨族婚姻的看法的问题。调查发现，83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被访者中，有43.37%的被访者不赞成跨族通婚，其中有的是因为“从未想过跨族通婚，因为本民族内通婚是天经地义的”，也有的持绝对的排斥和反对态度；有56.63％的被访者持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可以跨族通婚，但前提是对方必须尊重自己信仰或皈依伊斯兰教。而其他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被访者，对跨族通婚无一反对，态度多为肯定甚至是完全支持的。虽然有人回答“无所谓”，但这个“无所谓”显得更纯粹，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喜欢、投缘就好”。
40号被访者：乌某，男，35岁，维吾尔族，武汉某烧烤店老板，来自新疆。
弟弟以前在武汉大学读书，我就过来武汉做生意了，在武汉待了好多年，也交了不少朋友，还谈了一个武汉本地的汉族女朋友。我俩谈了很多年，因为习俗、信仰方面的不同，最后不得不分开了。后来就回家乡娶了一个本民族的女人，也随我在武汉做生意，和汉族通婚还是很不方便。
总体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择偶观念上经历了一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随着流动地点的增加和流动范围的扩大，择偶地点的选择也更加自由和随意。但择偶的标准方面，本民族等先赋性因素仍在起着很大的作用。作为少数民族，其婚恋的自由度还是受到民族身份的一定影响。
深层次适应：身份与心理如何调整
一、公民素养与职业素养发展
除了应对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初步适应外，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还面临身份的转变、心理上的适应等深层次问题。前者包括职业素养的建立和公民素养的发展，后者涉及到心理适应过程中的各种感受。
第一，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信息匮乏，自我封闭严重，职业素养偏低。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从农民到市民、或从农民到职工的转换过程，是他们现代性增加、公民素养和职业素养提升的过程。因此，在其身份转换层面，课题组考察了被访者公民素养、职业素养的形成，如对待新闻、信息及媒介的态度等。
调查发现，平时对于信息持关注态度的人占全部被访者的36.19％，低于持一般态度的43.81％。将看电视作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的被访者占70.48％，作为信息来源的朋友和报纸则分别位列第二、第三。他们经常收看的电视节目类型依次是：剧情类节目、新闻类节目、文艺类节目。53.33％的被访者偶尔看报纸，所看报纸基本是各所在城市的都市报之类的市民报刊，只有极少数大学以上学历的人看《瞭望》、《南方周末》等较为严肃的刊物。另外，有26.67％的被访者从不看报纸。在对是否上网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人（56.19％）从不上网，而其他上网的被访者，其目的也主要是聊天、交友。
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对于信息的重要性尚没有深刻认识，信息的来源渠道相对单一，甚至有18.1％的被访者将“道听途说”作为信息的主要来源，更有少数信仰伊斯兰教、从事餐饮业的女性被访者从不关注任何信息，从不接触任何媒介。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这些现象暴露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信息匮乏、自我封闭的弱点。这对他们在城市中的长期生存和持久发展并不利。
对71号和72号被访者的观察：
两人的普通话都不是很流利，交流比较困难，对她们的考察不仅仅要采访，还需要观察。两人都是来自青海的回族女性，都很年轻，都随自己的丈夫在亲戚开的同一家拉面馆打工，都还没有孩子。她们既是远亲又是同事。71号马某，22岁，文盲。72号白某，23岁，小学毕业。两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上过学的这位开朗些，另一位则显得内向、害羞一些。她们没有做过美容美发，平时头发都包在头巾里。但她们会买一些比较好的护肤品，爱美之心溢于言表。平时店里的工作就是洗菜、炒菜、洗碗等。店里为了招揽生意，摆了一台电视机，播放着电视剧，而这些与她们无关。她们说每天总是很忙，没有时间看电视。即使闲下来的时候，两个人就在店面的后门附近，叽叽喳喳地用方言聊天。她们不看电视剧，更不看新闻，似乎在她们的生活世界里根本就没有电视的概念。她们一般不和外人打交道，交流对象除了自己的丈夫就是店里的人。
在针对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职业素养的调查中，课题组设计了这样的问题：从事现在的职业，过去所学知识是否够用？怎样看待职业培训？
21.9％的被访者认为现有知识足够适应现在工作；26.67％的被访者认为现有知识从事现有职业不够用，这部分人主要分布在从事非餐饮业的被访者中；39.05％的人认为过去所学知识与现在从事职业没有关联性。对于职业培训的问题，认为职业培训比较有用、对自己会有提高的被访者占58.10％；认为不需要培训、没有什么用的有42人，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餐饮业从业者占了绝大多数，占27.62％，在这部分人看来，诸如做拉面之类的事情是大家熟能生巧的，根本就不需要培训。相反，从事其他行业的、学历相对高一些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由于工作在充分与外界发生关联、无需区分民族特色、相对开放的环境中，表现出了对于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渴望。
第二，在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方面，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严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从务农到务工，经受着职业上的转变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全新感受。如在单位工作的人就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同时，他们也应该具备维权意识。调查显示，被访者基本能适应岗位，比较习惯工作单位的工作制度和纪律。其中，在47名从事非餐饮业的被访者中，仅有4人觉得在工作中受到拘束、不够自由；其他58名从事餐饮业的被访者，由于大多是自己经营着家庭型的餐馆，只要有客人就开始工作，也就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对于在城市工作是否签署劳动合同，31名自己当老板的被访者不存在签署劳动合同的问题。其他74名被雇者中，根据行业来看，从事其他行业的被访者签劳动合同的比例，远远高于从事餐饮业者。在从事非餐饮业的47人中，除了4人自己当老板外，有30人签署了劳动合同，没有签合同的有13人，占应签合同的人数的30.23％。在从事餐饮业的被雇者中，签劳务合同的只有5个人，其中4人集中在北京，应签而未签的有24人，占应签人数的82.76％。
和签署劳动合同相比，工作单位为雇工上社会保险等的比例更低。在从事非餐饮业的30名签了合同的被雇者中，仅有19名被访者的单位为其上了社会保险，但保险的内容并不全面，主要是失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没有公积金。而从事餐饮业的被雇者，则100％没有办理社会保险。
101号被访者：郭某，男，22岁，回族，深圳市某五金厂技术员，来自河南。
2002年8月，自己出来找工作，当时通过老乡介绍，进了一个小厂当普工，包吃住。当时也不懂签合同，按件计算工钱，每个月900块钱左右，太辛苦，每天晚上还要加班，想换个工作。但老板缺人手，扣住我一个月工钱，想留下我。我还是走了，那一个月工资也没有拿到，没有合同就没有凭证嘛。后来就到现在这个五金厂，干到了技术员。合同签了，厂里给我上了失业保险，但是没有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生病就到厂医务室，一般小病都是免费看。如生大病的话，听说是厂里给一部分钱就让你走人了，但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有保险好处很多，起码上班心里踏实些，就是上的保险太少了。
2号被访者：潘某，男，24岁，苗族，中山市某装修队油漆工，来自贵州。
出来六七年了，也记不清自己干了多少工作了，现在就给汉族老板的装修队干油漆工。工作是朋友介绍的，老板对我也不错，没有签合同，口头约定按平方算钱，旺季活多的话，工资就能比平时多点。没有听说过什么保险，反正老板把工钱兑现得很及时。
调查显示，从事非餐饮业的43名被雇者中，有11人遭遇过拖欠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疲劳工作等不公平待遇，占25.58％。从事餐饮业者基本上与雇主是亲友，没有被雇者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
10号被访者：吴某，男，50岁，侗族，佛山市某制衣厂统计员，来自湖南。
农历的小年，连续加班两天，实在是撑不住了，偷偷休息一会，组长就开始吆喝。腊月二十七放假前，每个人发个红包，里面只有100块。我不干了，转身就走。简直是吃人不见血的资本家！
对于少数民族身份对就业的影响，除了从事餐饮业的被访者回答说各地都有优惠措施之外，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工作和民族没有什么联系，只有8名回族被访者认为吃饭上有影响。
对于单位有没有尊重其民族风俗，43名从事非餐饮业的被雇者中，只有5人认为受到了尊重，其中有一人的单位办有专门的清真食堂。其他38名被访者，其单位没有清真食堂或清真灶，造成了他们生活上的不便。
工作中和单位产生纠纷时，被访者最可能选择的解决方式依次是：能忍则忍、找劳动仲裁部门、其他途径。其他途径包括找老乡、老板和打110报警等。而在城市生活中与他人发生矛盾或争执时，被访者最可能选择的解决方式依次是：平和讲道理、忍过去、求助他人协调。另外，有15名从事餐饮业的被访者表示，除了偶尔要应对个别小混混外，基本上没有与任何单位或任何人发生过冲突和矛盾。
98号被访者：梁某，男，22岁，回族，深圳市某电池厂焊工，来自河南。
到南方5年了，在东莞干过，也在深圳待了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忍。过去脾气很冲，在家时经常发脾气，而且要是和别人闹矛盾了，有时要吵架、打架。刚到南方时，因为脾气冲和别人打过架，结果被工厂开除。得到教训后，自己就慢慢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使有时候在工作上受到主管批评和责骂也能忍过去，因为觉得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出来就是为了挣钱过好日子。再说，要是人人都很有个性，社会不就乱套了？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在城里干活彻底体会到了。
二、文化和心理上的适应
1. 心理感受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比较高，比较享受当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乐趣。
调查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来到城市，因为想家、缺少亲人好友、语言交流不通等，最初会在心理上产生不适应，但基本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自己在城市的发展带来“很大不便”。随着在外工作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他们的满足感也随之产生。80％的被访者对目前生活状态持“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态度，有73.33％的被访者“很喜欢”或“比较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33.33％的被访者不想家或很少想家，只有26.67％的被访者经常感到寂寞，41.9％的被访者从未在城市有不安全感。相比较而言，喜欢城市生活和喜欢家乡生活的比例相近，分别是41.9％和42.85％，有54.28％的被访者觉得自己和家乡人有不一样之处。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远离家乡，生活和工作都很艰苦，这些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却有着乐观的生活态度。
55号被访者：纳某，男，41岁，回族，在武汉某高校附近经营拉面馆，来自青海。
有老乡在这边，就一家五口来武汉开拉面馆了。大女儿15岁了，不想上学就在店里收钱，小女儿在武汉上小学，儿子就在附近上幼儿园。武汉对少数民族经商人员有不少优惠政策，不用交工商税费，最近才开始交卫生费。我们的店离学校近，生意很好，每个月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花费主要是交房租、给伙计结算工钱、供孩子上学，也给老家的父母寄一些。虽然武汉现在收入也比较高，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比较满意，但以后要回老家。武汉天气太热、太潮湿，气候还是不适应，还是家里亲切些。
2. 归属感
三分之二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过客意识明显，有四分之一的人有强烈的定居城市的意愿。
调查显示，在与工作所在地的本地人交往过程中，63.81％的被访者“一般会”或“经常会”意识到自己是外地人，只有30.48％的被访者“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外地人。至于今后的打算，有25.71％的被访者有着强烈的定居愿望，希望能够在城市买房置业，安家定居；34.29％的被访者希望挣到钱后，将来回到家乡叶落归根；另外还有37.14%的被访者对未来说不清楚或是没有想法。课题组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大部分被访者只是将现在的工作地当作是一个暂时挣钱的地方，过客意识比较明显。而就业或创业是否顺利，是影响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归属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19号被访者：何某，男，20岁，苗族，中山市某电子厂工人，来自贵州。
16岁时和一群朋友一起出来的，当时听说广东这边好找工作就来了。当初家里不让过来，说外面太乱，怕我学坏。我觉得城里人会打扮，人也都很有钱，就是对人不太热情，好像冷冰冰的，没有我们老家人热情。偶尔会有不安全的感觉，但是很少想家，因为城里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能逛街，还能上网，家里太单调了。本地的城里朋友没怎么认识，觉得他们都有点看不起人，自己也不算当地人，又不会说粤语，饮食习惯也不太相同，毕竟是个打工的，出来就是为了赚钱，至于以后有啥打算，还没有想过。
6号被访者：和某，女，22岁，纳西族，佛山市某购物广场销售，来自云南。
我在佛山待了4年。亲戚在这里开了家纳西族饰品专卖店，我来帮忙。在家里挣钱太辛苦了，朋友们都出来了，我不出来就觉得没意思。在家时，总是觉得来云南旅游的外地客人不一样，于是就出来了。佛山这边生活挺便利的，比我们老家那里好多了。城里人有钱，比较精明，做事爱斤斤计较，不像我们那里人，大家都很真诚。在家里很轻松，在城市工作就有压力，比较紧张，但是收入要比家里好多了。不过现在这里治安不太好，我们老家那边民风还是很好的。在这边时间长了，也习惯了这里生活，原来吃辣椒，现在也不吃了，粤语也能听懂、能说一些，现在也结交了一些本地的朋友，觉得自己像一个本地人。以后要多挣钱，目标就是自己能开一个纳西族饰品店，不过留在城里，还是需要很大的关系网，一想到这个就觉得有些渺茫，也想嫁个城里人。
104号被访者：温某，女，23岁，回族，广州市某家具厂拼花工，来自河南。
在广州工作好几年了，比较适应广州的气候，这里生活水平也高，工资也比家里高些。广东人比较注重吃，口味也清淡，吃海鲜，吃大米，自己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也习惯了。总的来说，城里人比较文明些，穿着打扮也比较休闲。我比较喜欢广州，在家没有发展前途，不上班就没有任何生活规律，想睡到几点就几点，收入也少，不像在广州，大家都习惯自己挣钱养自己。虽然喜欢广州，但觉得自己还不算本地人，因为不会讲粤语，在外面买东西，别人服务态度不太好，这个时候心里就不太舒服。广州是我工作的地方，等赚足钱以后，我还是要回家乡，不过不会在自己的村里成家。我希望能在我们南阳市里买房子安家，那里毕竟是城市，离家也近。
56号被访者：丁某，男，79岁，东乡族，武汉某高校附近拉面馆老板父亲，来自青海。
儿子在这里开拉面馆已经5年了。我是两年前到的这里。老伴去世十几年了，三个儿子在武汉各开了一家拉面馆，就把自己接过来了。自己跟武汉这边的人交往不多，但是儿子在武汉的朋友很多，单武汉本地人就有几十个。在武汉两年，觉得这边吃穿都好，回去的时候家乡那边人都说自己吃胖了，自己也算是武汉人了，因为全部家人几乎都在武汉，儿子以后也准备在这里买房。
三、表现特点和制约性因素
与汉族的人口流动相比，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城乡流动的反映，还是跨民族交往的表现。因此，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也显得更加复杂，他们需要面对城乡流动与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与考验，也就表现出了自身的特点。
第一，经济性目的是流迁的首要驱动力。
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动因必然有着复杂的经济文化因素，研究者大多是用“推拉理论”来解释人口流动的动因，并认为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构因素，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向相对发达地区和城市。不过，这恐怕只是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具体到特定民族和特定个体流动的动因，可能更为复杂并具有个人生活特色。大多数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根本目的，是寻求家庭或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流迁文化带有较强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如回族、维吾尔族流动人员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对于他们而言，日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到清真寺去做礼拜。通过每周五的礼拜，还促进了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内部的整合。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餐饮业，他们在城市形成了小集中、广分布的经济网络。例如，在北京，除牛街等穆斯林聚居区外，其他地方的清真餐馆之间一般间隔一定的距离，各自招揽着一定范围的生意，大家共存共荣，相安无事。尽管他们与当地汉族交错居住，却又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生活和交往圈，保持着浓厚的本民族文化传统。这既体现了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城市生存和适应的策略，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强烈的族群认同感。
第三，城市生活经历增强了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现代性。
城市中拥有大量的现代性因素，包括庞大的基层组织、工作机构、制度规范和各类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等，也包括各种更利于市场经济法则顺利运行的软环境。这些城市特有的现代性因素，要求外来者适应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们同城市里生活着的庞大人群打交道，并相互适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务工，也是培养现代理念的过程。
从前述的被访者具有较高的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来看，这些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基本上适应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们不仅在经济方面获得了比务农远远丰厚的回报，同时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他们偶尔看看报纸，开始关注新闻和信息，学会了上网，交往的朋友在增加，这些都使得他们身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因此，大多数人从城市回到家乡后，认为自己和家乡人不一样，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除了以上特点，调查中还发现，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制约：
第一，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信息闭塞，尤其是穆斯林的生活比较封闭。
无论是对找工作还是对其他信息的知晓上，亲友传达、道听途说依然是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他们获取信息途径单一、片面甚至低级，自身又缺乏比较和辨别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沦为黑工也浑然不知。
另外，那些从事餐饮业的穆斯林们，虽然混居在汉族地区，但由于大多是家庭型经营，很少与他人打交道，节庆时也只是与穆斯林同乡联系。尤其是他们中的女性，很多从不看电视，从不看报，从不上网，每天交往的人只有亲人和食客。他们的生活是极其封闭的，这和当下信息大爆炸的社会形成强烈的反差。也许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他们虽然在城市谋生和生活，但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与现代都市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城市文化相对隔绝。这或许就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第二，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文化素质较低，影响自我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做过“农民外出务工女性”的课题（调查对象主要是汉族务工者），该课题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显示，外出者中文盲和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仅占17.9％。2002年，杨健吾对在成都市务工的少数民族务工者流动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作为流动主体的青壮年务工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数人只上过小学，其中一些甚至连小学也未毕业，少数人只上过初中，极少数人上过高中，还有的人连小学也未上过。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尤其是后者)占有相当的比例。在本次调查的105名被访者中，文盲和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占全部被访者的1/3强。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低于汉族务工人员，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城市的职业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70号被访者：哈某，男，34岁，回族，在武汉某高校附近经营拉面馆，来自青海。
刚来武汉两个月，以前在苏州干，后来就到武汉开了个小店面。妻子也来了，没有找伙计，就我们俩人干。觉得出门在外有很多困难，因为我和妻子都是文盲，不识字，什么都看不懂，电表、煤气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不敢问别人，怕上当受骗，也不会算账，有困难根本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
调查也显示，一些自身素质较高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往往经济收入较高，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社会关系广泛，其城市适应已经开始从最初的物质经济层面向文化心理层面转变，在城市社会中获得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已经能够在城市中立足。因此，要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自身素质，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努力提高其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第三，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维权意识淡薄，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严重。
在单位工作，签订劳动就业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是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方式。然而，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除31名被访者自己当老板外，没有签劳动合同的竟然占50％。而在南方的工厂里务工者，也有近1/3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更是稀少。
102号被访者：艾某，女，16岁，回族，广州某家具厂拼花工，来自河南。
我是姐姐带来的，姐姐干了好几年也没换工作，和老板很熟了，就不需要签订合同。找一个好雇主，你干一天都会给钱的。不过要押两个月工资，一般下一年的5月份结算上一年的全额工资，老板主要是怕技术工跑了不来。做拼花是技术活，要先当学徒工，不包吃住，如果做成品的话，就给算工钱，没有做就没钱。每天基本上8个小时班，要是赶货的话晚上还要加3个小时班。厂里周六周日不休息，国庆节、中秋节、端午节放一天假，还有就是过年的假。那边时兴派利是，过节会发50块钱红包。平时不休息，我们也习惯了。我们计件工，像我姐姐是熟手，工资会高一些。我来得晚，是生手，工资不高，干的时间长，会涨起来的。
9号被访者：张某，男，23岁，土家族，珠海市某物流公司业务员，来自湖北。
我和公司签了合同。其实不签也无所谓，反正是雇主出钱，他要真不给我工资，咱也没办法，自认倒霉，告不倒他啊！
18号被访者：普某，男，40岁，彝族，佛山市某模具厂工人，来自云南。
我签了劳动合同，可是工资还是不容易拿到。现在厂里不好招工，老板总怕我们跑了，就扣我们一个月工资当押金，厂里也有保险，自愿参保，不过我可不愿意工资再被扣了，反正迟早要走，老板也没让我参加保险。
上述说法，反映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不健全的用工制度下，他们甘愿成为黑市劳工，权益得不到保护。当遇到不公平事件时，他们宁愿忍，不能忍就自认倒霉。另一方面，除北京外，其他几个调查点的清真餐馆，普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
67号被访者：高某，男，17岁，回族，武汉某拉面馆伙计，来自青海。
我和老板是老乡，亲戚介绍来的。我们民族是不签合同的，约定好了就不会反悔的。约好有三个月试用期，包吃包住，不计工钱，试用期结束，干得好的话，老板留我，再开始算钱。平时没发工资，老板每个月给点零花钱，想花时可以向老板要，工钱都存在老板那里，回青海老家时再结算。工钱也没怎么谈，看生意情况吧。
从事餐饮业的被访者与老板都是非亲即故，基本上实行的是口头约定，这可能是穆斯林经商的传统，我们无可厚非。然而，清真餐馆的经营者们却常借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试用期”制度，这无疑增加了市场经济的竞争因素，即老板是“看才留人”。老板一方面遵循着传统，不和员工签合同，另一方面却又保留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试用”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真餐馆的伙计们处在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
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对城市的适应，仅仅处在一个经济适应的阶段。虽然他们身处城市，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或者餐馆或者工业区），加上工作强度大，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非常少，生活贫乏、质量低劣，自我保障脆弱，权益时常被侵犯，使他们形成了过客的心态，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适应。可以说，这一群体比一般汉族农民工更为弱势。如何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使他们真正被纳入城市发展的进程中，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使其由“边缘人”转变为城市的主体建设者，是决策者应该关注并有所作为的。
少数民族外出就业的特点、功能、问题及走向
一、少数民族外出就业及流动的特点
实地调查和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流动，促进了城市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从而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面促进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加快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
从总体上来看，少数民族外出就业基本遵循一般人口外出就业的流动规律，都是原居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具体的推力和拉力有所不同，但是人口流动一般都以追求比原来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存质量为目的。具体而言，少数民族外出就业还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其特征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第一，少数民族外出就业的数量总体落后于汉族。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一般独立地形成狭小范围的生活圈，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这些地区地理环境相对恶劣，交通相对闭塞，经济相对落后，加之受到民族传统习惯、语言沟通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较少向外流动和迁移。而在其他地方，一些地少人多的汉族早已习惯于外出挣钱谋生，当外部政策环境为人口流动创造了一定的宽松条件时，其外出就业的人口迅速增多，远远超过少数民族。外出就业的汉族甚至遍布民族地区各城镇，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
第二，少数民族外出的从业范围具有鲜明特点。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所从事的职业大多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许多人的经营活动首先开始于民族特色食品和其所熟悉的农牧业产品，如皮张、织品等。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一些具有民族风味的食品才在许多城市得到广泛推广，为人们所喜爱。一些以经营少数民族传统饮食为主的餐饮业在许多城市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人们随处可见打着“新疆维吾尔族风味”、“东北朝鲜族风味”、“西南傣族、苗族风味”等旗号的餐饮场所。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靠游街经营民族特色产品为生，他们随身携带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沿街摆卖。在北京、东南沿海及其他地区的城市，都可以看到经营烤羊肉串的维吾尔族，穿着藏袍卖藏刀、藏药的藏民，以及穿着民族服装卖镀银首饰和茶叶的西南苗族妇女等。
第三，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在流出地代表着现代化力量。
外出就业的少数民族大多接受了学校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与本民族和本地区联系密切。因此，这些外出就业的少数民族通常在本民族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他们代表着打破传统生活的力量，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分量较重的一个社会群体。
第四，一些城市已形成颇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
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很早就已经存在世居少数民族，以及因民族工作机关、民族教育机构的设立而形成的少数民族相对集中居住的聚落。随着近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大量进入，有的大中城市又新增了一些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地方。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自组织类、单一少数民族居住的聚落。自发流动的少数民族在外出经商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环境，充分利用了民族感情和同乡感情，相互帮助，就近居住，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些小型的单一少数民族聚落。比如，一些大中城市形成的以经营民族特色食品为主业的单一民族相对集中的聚落，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魏公村一带形成的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村”就属此类。
二是他组织类、多个少数民族共居的聚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民族地区丰富的人文景观也逐渐得到开发。从中看到商机后，许多大城市在城区建设“民族园”、“民族村”和“民俗村”，这些景点不仅把少数民族民居、风俗、传统文化按原样“搬”进城市，还招聘了大批少数民族人员进行民族歌舞表演和民俗表演。这些“民族园”、“民族村”、“民俗村”里的少数民族人员虽然也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成员长期居住于此，形成多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场所。
二、少数民族外出就业的流向分类和功能分析
少数民族外出就业的流向可分为两类：
第一，向民族地区各类城市流动。
人口流动过程中，流入地与流出地距离越远，流动成本就越高，流动风险就越大。对于大多数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他们一开始只在本地区的城镇之间流动。其中，流出地一般集中在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的自治县、自治州首府、地市所在地和省会、自治区首府。
第二，向北京等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
在民族地区各类城市间流动一段时间后，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开始把眼光投向“更大的世界”，流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更为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北京、武汉等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大城市。据估算，目前北京的100多万流动人口中，至少有10%是少数民族。此外，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据上海市民委系统统计，截至2014年6月，来上海打工、经商、求学和婚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近28万。
总体来说，少数民族外出就业体现出以下功能：
第一，使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就业，也有大量汉族进入民族地区的城市。这是多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促进了物流和人口流动，还不断地打破地区和民族壁垒，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交往，这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在频繁而直接交往的过程中，各民族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不断发展，各民族间在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前提下，构建相互协调的关系。只有这样的关系才是现实而有效的，也才是真正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第二，使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低、人口多、民族多，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民族关系较为复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民族在相互联系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出现直接的利益摩擦，加之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使民族关系更加复杂。有些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一开始并不直接表现为民族关系问题，而可能表现为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一般摩擦，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往往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不利因素。
第三，使城市文化多样性得到加强。
大量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将各民族的文化也带入城市，从而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伴随着改革开放，各民族之间在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交流愈益频繁。如北京的风味餐馆，几乎是不同民族风味饮食的总汇，从南方的傣族、侗族、白族、藏族风味到北方的维吾尔族、朝鲜族、蒙古族风味，从农村风味到牧区风味，应有尽有。从服饰看，如苗族的蜡染，以其天然的意趣、大方的图案广受当代城市女性青睐。而在当代城市流行音乐中，不仅可以听到粗犷的蒙古族牧歌，可以听到藏族悠远神秘的韵律，也可以听到傣族、苗族、侗族细腻、甜美的乐章。
第四，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
不断增加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既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他们不仅将各民族传统文化带入城市，也将城市的现代生活和文化传播到封闭的山区和牧场，使不同的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影响，从而推动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比如，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不仅走向全国，也震动了世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丽江古城在不断接纳旅行者的过程中使得纳西古文化声名远播的结果。
少数民族文化在适应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丰富城市文化的同时也丰富着自己。比如一些城市的“民族村”展示的少数民族服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等，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正是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了重构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少数民族外出就业存在的问题
在城市民族关系问题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仅居于非常敏感的位置，而且相关问题发生后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有迹象表明，近几年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事端日益增多。
首先，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和城市居民的个体维度考察，少数民族在外出就业过程中暴露出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由于少数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与城市生活方式存在一定差别，而一些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存在固守陋习的倾向，如随地围坐聚谈、酗酒、不讲卫生等，这不仅与现代城市文明相背离，而且引起了城市人的反感以至发生摩擦。此外，极少一部分少数民族有偷盗、抢劫、贩毒、聚众械斗行为，有的甚至组织地下黑势力，对社会治安造成压力。
第二，法制意识不强，无照经商及偷漏税情况严重。
许多少数民族经商人员由于没有本地开具的、用于申请领取城市经商执照的介绍信或证明，加之对所到城市政府有关部门存在戒备心理，担心受到限制和约束，因此多不愿与有关部门主动接触。一些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不办执照，有的在路边摆摊或贩卖管制刀具，明显违反了所在城市的市场管理条例和市政管理规定。
第三，在语言、文化、习俗、心理等方面的适应过程中面临困境。
除了一般流动人员面临的各种困难外，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城市还存在特殊的困难和文化、心理适应问题。一方面，许多以汉族为主要居民群体的大中城市，不具备一些少数民族必需的生活设施和条件。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饮食方面需要清真食品，信仰方面需要清真寺，丧葬方面还需要专门的土葬墓地等。另一方面，对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而言，语言的障碍大大影响了民族间的交往。一些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由于语言交流上的不流畅，与当地社区和居民的交往并不密切，几乎独立于社区生活之外，使之与城市社会生活很难相融。另外，与城市居民间存在的巨大的经济生活水平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心理失衡，使得部分流动人员心生杂念，甚至行为失控。
第四，遭到部分城市居民的歧视。
城市中部分当地居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汉族居民，由于对少数民族不了解，加之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产生了歧视心理，有的还表现出了歧视行为。比如，有些居民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有的旅馆以种种借口拒绝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入住，有的酒店、餐厅以种种理由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就餐，有的出租车司机不愿意乘载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员。另外，在就业问题上，一些行业和部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也采取歧视的态度。
第五，民族特性往往被城市居民忽视。
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中，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特性很容易被忽视，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一些打着“清真”旗。（张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