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只能大概描述增长状况,既不代表进步,也不代表软实力。中国模式像是一个大胖子,筋骨没增加,只是体积在增加,GDP高了,可风险仍在。
42岁的李克在国外比国内的知名度大得多,作为杨小凯先生的弟子,他是当代“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学者之一。在这个非主流学派中,已出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新兴古典经济学关注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但从美国遥望中国,总会有太多的感慨与无奈。凝望地图上太平洋遥远的两岸,于是,李克发现了日本。
中日毗邻而居,文化传统渊源甚深,可为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差异如此巨大?
2000年,日本高校更多面向欧美,抱着要弄清问题就必须实地考察的念头,2003年,李克成为日本大学的教授,将近8年的思考与体验,整合成《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它看上去很浅近,仿佛普通商业教材,但它背后的苦心,能品出来的人却并不多。
“中国给日本当了1千多年的老师,现在我们应学会当日本的学生。”在李克看来,未来5年是一个关键期,中国经济能否突围在此一举,时代将我们逼入了新的角落里,而当年日本人也曾面对过相似的难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性与雄心,超越历史恩怨,复归韬光养晦。在李克看来,时代正考验着中国人,能否无愧于历史,就在我们当下的每一次选择中。
不要加班费的日本人
北京晨报:从美国到日本,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李克:非常震撼。此前对日本经济模式、产业政策、管理方法、贸易理论等有了解,可置身其中,才真正感悟到日本产业为何优秀。首先,日本有一套完整的“工作伦理”,从内部环境到外部培训,周到而完善,相比之下,中国企业不够敬业,形象工程太多;第二,日本中小企业技术等级非常高,过去知道日本货质量好,但只关注它的大品牌,但实际上日本的核心竞争力源于中小企业,在顶尖技术、质量标准方面,它们有一整套经验;第三,人的素质非常高,去日本前,受国内舆论影响,我对日本也有很多负面看法,可后来明白了,当代日本人的教育、素养、专业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东京晚上10至11点,办公楼依然灯火通明,经济大环境不好,员工拼命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可见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和敬业精神了。
北京晨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日本的优势?
李克:教育。明治维新后日本对教育高度重视,58%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排名世界第一,这不仅推动产业发展,也提升了国际形象,日本人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淡定与秩序,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衰退了吗?
北京晨报:只读国内媒体,会觉得日本正在衰退中挣扎。
李克:中国现在有日语背景的人很多,但观察太肤浅,许多所谓的专家只会就现象谈现象。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确实遭遇了挫折,但这推动了日本深刻转型,被称为“第二次明治维新”。今天日本政府文件中已没有产业政策这个词了,日本脱离了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日本国民也有意识地在改变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致力于打造一个服务型政府。今天日本NPO、NGO作用凸显,在意识形态上,公民权与妇女权迅速提升。日本已为进一步腾飞打下基础,经济虽停滞,但有许多优秀的企业人才,有对世界产业有影响力的技术与标准,此外还有许多优秀的企业,相比之下,我们把持的国际产业标准有多少?领先技术有多少?两只手就能数出来。总之,我们目前的核心竞争力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
GDP不代表强大
北京晨报:但中国GDP已经超越了日本。
李克:作为经济学者,我很反感提GDP,这是个粗线条的指数,只能大概描述增长状况,既不代表进步,也不代表软实力。希望所有人都能记住这组数字:1913年至1914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1820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当时我们的份额比今天美国还牛,达到34%。可中国GDP领先世界千年,结果如何?鸦片战争为什么失败?对于GDP至上论,我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依然只重实体经济和技术,忽视了配套的制度建设。
北京晨报:不是还有中国模式吗?
李克:中国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容易模仿,耐克当年在日本建厂,后来移到中国来,现在又移到越南。如果外资都移出去了,中国模式还剩下什么?今天中国走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上,过去我们靠量扩张,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像是一个大胖子,筋骨没增加,只是体积在增加,GDP高了,可风险仍在。
学日本还是学美国
北京晨报:日本当年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
李克:日本当年走的也是世界工厂的道路,但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以巨大威胁,当时日本国内舆论也普遍认为不行了,日本要衰退。但在压力之下,日本被迫转型,适时推出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比如日本的JIS工业标准,比ISO高,这就逼迫企业去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能耗。在今天,同样的能源,日本产出的GDP是中国的19倍。
北京晨报:日本为什么会陷入失去的十年呢?
李克:这个原因非常多。日本是被动发展型,美国是主动发展型。美国信奉弱势政府,政府不过是游戏制定者而已,没有产业发展计划,只能通过教育投入等手段来引导产业提升,而日本沉浸在工匠、技术思维中,基础研究落后,创新不足。但美国道路太难学了,不符合中国国情,要想学美国,背景方面要进行较大调整,暂时不太可能,那就不如好好学日本。
中美抗衡的提法很搞笑
北京晨报:现在不少经济学者高谈中美抗衡,您怎么看?
李克:这个说法很搞笑。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不能因此而自我麻痹。国内许多经济学者不是在搞研究,而是在讲故事、说评书,看的都是国外三手、四手的材料,不知道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如何。当今全球证券市场每天飘过的游资是27万亿至30万亿美元,相比之下,GDP再大有什么用?人家想玩你就玩你,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参与货币战争的资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应不断反思当年鸦片战争的教训,坚持韬光养晦的思路。
北京晨报:正是基于抗衡思路,很多学者主张中国经济走美国式道路。
李克:这不现实,美国经济是大进大出型的,地球资源养不活两个美国,中国目前GDP占全球13%至14%,但石油、钢铁等消耗已接近全球的50%,长此以往,别人能容忍你吗?如何持续发展呢?经济发展让今天许多中国人变得贪婪起来,在日本,三口之家住六七十平方米的大有人在,可国内动辄就是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
中日为何走了两条路
北京晨报:谈到给日本当学生,可能国内很多人不会服气。
李克:我们应改变心态,中国给日本当了一千年老师,就算当一百年学生又怎么了?在现代史上,日本对中国影响很大,但我们向日本学习得不够。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日本主张演化论,逐步发展,而我们则叛逆精神更强,不满意就革命,这决定了彼此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情结至今仍存在,比如中国人跳槽频率远高于美国,美国人一生平均换3至7次工作,而绝大多数中国人30岁之前就已经换了3次至7次工作了。不仅是工作常换,家庭也在换,北京单亲家庭比例已超过美国。
北京晨报:这恐怕与文化关系更大,传统中国社会泛伦理,缺乏法律传统,更容易导致裂变?
李克:讲伦理没什么不对,美国70%的争端也不是通过法律解决的,民间调解是主要的和解渠道,伦理对控制个人欲望、塑造品行与工作精神,有积极作用。法律不等于公平,它只能代表一个时期大多数人的共识,未必就一定正确,过度相信法律容易走向严刑峻法。其实西方社会同样尊重传统,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想独立,却被全民公决否定了。用中国人的思维,独立还不好吗?可人家觉得,投票选总统,总有近一半的人反对,这会增加矛盾,不如继续维护英国女王这个中立的第三方,反而更和谐。
该向日本学什么
北京晨报:在当下的氛围中,我们该向日本学什么?
李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要改,但看不到改的结果与改的路径,既然看不清楚明天的100元钱,就不如攥紧今天的1元钱,所以我觉得需要一本更务实的书,让大家都能看清楚大方向。我这本书尽可能采用案例的方式,将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过来。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大环境和今天中国有相似的一面,当时重工业利润好,故劳动力密集、资源浪费、污染严重,走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为了追求GDP而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但今天日本已步入了资源集约型的发展模式,如此快的转型,是今天我们唯一可参考的模式,希望这本书能对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有所贡献。
(陈辉/文)
李克
经济学博士,日本大学商学院终身正教授,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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