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年轻人读史的条件更好了,不像我们年轻时,只准一种声音,所有历史现象都有固定的解释规范,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解释方法。条件好了,更容易得出正确判断,关键看有没有兴趣,如果就是喜欢随波逐流、浅尝辄止,非相信拿步枪一枪就能打下两架飞机来,那也没什么办法。
——吴思
吴思老师写本书,难过翻越一座大山。
人们能看到《潜规则》、《血酬定律》的风靡一时,却不知吴思为此记下400万字以上的史学读书笔记,如果加上史学之外的笔记,他的电脑里已容纳了600万字以上的东西。
出门时,吴思不会忘记带手机,它有录音功能,有什么想法立刻录下来。每读一本四五十万字的书,他要阅读相关的六七本书,留下10万字的笔记以及1万字的书评。
所以,吴思老师写东西特别慢。每年最多写4篇,最少写2篇,每七八年,凑成20多篇后出一本书。按这个节奏,他的新著也该问世了,可要命的是,他突然想起了两个话题,想单独写两篇文章,这一写就是3年,可写完后自己又不满意,只好暂时放在一边,这让他的新书一拖再拖。
于是,只有拿出这本《我想重新解释历史》了,它是吴思老师接受各媒体访谈的合集,至于计划中刚写完一半的那本书,吴思满脸遗憾:“再等两年吧。”
我曾经读不懂历史
北京晨报:您怎么想起出这本书了?
吴思:这本书是我10年来接受各媒体访谈的合集,共29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希望出版,我也没理由反对,这些媒体主要面向那些对学术有兴趣的读者,提问相对学术化,与我以前两本书定位的读者群不完全相同。
北京晨报:本书定名为《我想重新解释历史》,意味着您对历史不同的读法?
吴思: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框架一开始就被固定了,可带着那个理论去读史,发现很多地方读不懂。《史记》还好,能当故事看,《资治通鉴》就不行,感觉像流水账,不热闹,看了犯困。那么多宫廷斗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套不进去,军阀相争,农民很少出场,阶级斗争在哪儿呢?感觉都是无用信息。可10多年读下来,渐渐就找到了不同读法。
历史热变成了娱乐历史
北京晨报:您的《潜规则》堪称是当下历史热的开篇之作。
吴思:也不能那么说,历史热始终都存在,上世纪80年代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后,历史就热了,黄仁宇也当过记者,记者写史的优点是文笔流畅,没那么多学术名词,十年砍柴、李亚平也都是记者出身。10多年过去了,今天加入的人更多了,比如易中天、当年明月等,大家共同特点是写得比较好看,突破了以往对历史的认识,不过我更倾向于从历史故事中寻找出一个规律来,否则宁可不写。
北京晨报:可能这就是当下历史写作的问题所在,转向了过度娱乐化,您怎么看?
吴思:这只是个感觉,不能称为判断,下判断要进行更严谨的调查,如果仅仅是感觉的话,讨论不太容易进行下去。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从读者角度看,一是网络把人们的时间变得更零碎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深度阅读受冲击,二是竞争压力大,人们更倾向于消费性阅读。从作者角度看,他们面对更多市场诱惑,此外批判性的东西要承担风险,如果写一本好书生前却出不了,靠写作吃饭的人自然没法坚持。
历史是制度知识
北京晨报:中华民族有漫长的史学传统,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读史?
吴思: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是制度知识,这和其他知识完全不同。比如西汉有霍光专权、王莽篡汉,到了东汉末年,何进想剿灭宦党时,人们就说:想想霍光、王莽吧。这说明当时人认识到汉代体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应总结历史教训,随时警惕这个危险。其实王莽篡汉时,同样谈历史,举出当年周公辅政的例子,以示外戚干政是一个健康模式,但事实上他给升级成篡权模式了。这说明,大家都在以史为鉴,只是方法不同。
北京晨报:方法不同指的是?
吴思:举一个当代的例子,苏联解体,久加诺夫认为是三个垄断造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公开化、政治改革造成的,双方都有史实支持,只是看的角度、深度、客观度不同罢了,大家都在以史为鉴,但他就从那个角度看,你也没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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