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
2013-01-28 15:56:29 作者：阳化杰 来源： 浏览次数：0
四十八年前，一个成长于江南的女子大学毕业只身赴西北，把毕生心血倾注于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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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大运期间在深圳展出的“博蕴华光——敦煌艺术展”再一次把深圳和敦煌，这两个遥远的城市联系在了一起。而伴随展览而来的第一个学术报告让深圳人熟悉了一个和敦煌息息相关的名字——樊锦诗。樊锦诗是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在敦煌工作近半个世纪的她，被人们称为“敦煌女儿”。
大学毕业奔向西北
朴素的衣着、灰白的头发，樊锦诗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谁能想得到，这个瘦弱的老太太，却让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敬又畏。“博蕴华光——敦煌艺术展”的布展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看到专程从敦煌赶来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忙了一周，关山月美术馆提议请他们集体去游览一下深圳，谁知道，他们却摆着手说：“不行不行，樊院长要来了，看到我们干完活儿还不走，要骂人的。”“您真的会骂人吗？”听到记者的问题，樊锦诗微笑着低头喝了一口茶。
４８年前的那个夏天，当樊锦诗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来到敦煌的时候，她还是一个２５岁的姑娘。樊锦诗１９３８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１９５８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从大城市的繁华与江南的旖旎中，一下子来到黄沙漫天的西北戈壁，樊锦诗这个江南女孩很是经历了一番“水土不服”。她还记得，１９６３年的敦煌，没水没电，住的是土房，睡的是土炕，喝的是咸水，每个新来的人都要拉肚子。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这里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没有米饭，只有面食。“我后来一直有胆囊炎，怀疑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除了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闭塞也令人倍感孤寂。“那时候报纸一星期一来。莫高窟周围都是大山，连收音机广播都收不到，交通不便，也不能随便进城，几天见不到外人是常事，外面来个人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樊锦诗还记得，当时放映的电影《列宁在十月》，她看过很多遍，后来连台词都背下来了。
“我先生很伟大”
这样艰苦的环境直到１９８１年邓小平视察敦煌之后才有了较大的改变。而在这里，樊锦诗奉献了一生的时光。当然，这其间她也并不是没有动摇过。坚守在敦煌，最让她感到愧疚的，是对家庭的亏欠。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两人一个被分到武汉，一个来了敦煌，天各一方。他们１９６６年结婚，两地分居了１９年。因为在敦煌的工作，樊锦诗无法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最夸张的时候，一家四口人，分居在四个地方。她只能每隔一两年回去看望丈夫和孩子一次。
最初，樊锦诗想着在敦煌待几年就调出去，谁知没多久，“文革”就开始了，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文革”后，终于可以调走了，樊锦诗却又犹豫了。“十几年的磨合，我爱上了莫高窟，在这里我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老先生们也劝我别走。”到大城市去，可以夫妻团聚，孩子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走还是不走，这个问题在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扯了好几年，最终，是彭金章做出了牺牲，１９８６年，他辞掉了武汉大学的工作，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考古专业，来到了敦煌。谈到这段往事，当有人说樊锦诗为敦煌做出的牺牲很伟大的时候，樊锦诗总是说：“是我先生很伟大。”她常常用“打着灯笼也难找”来形容彭金章。
中国敦煌学后继有人
在敦煌生活的４８年，几乎把樊锦诗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她回忆说，刚到敦煌的时候，每次休假回家，假期结束离开家的时候，心里总是酸酸的，很舍不得。现在，无论走到哪，呆几天就急切地想回到敦煌。“尤其是到了大城市，总觉得闹得慌。”
与樊锦诗的交谈，能让人感觉到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提到自己，提到为什么能够扎根敦煌几十年，她总是淡淡地强调，我们那一代人和现在不一样，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看那时候的人。只有提到敦煌，提到敦煌学，她才突然激动起来。听到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老论调，她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樊锦诗说，在敦煌学的研究上，英法学者对非汉文的文字研究有很大突破，比如回鹘文等，而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也相近，日本学者用西方搞理工科研究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学，大大提高了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在敦煌学研究上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中国学者，在敦煌研究上的脚步并不比外国人慢。在晚清末年，社会极其黑暗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在１９０９年就开始研究并发布一些敦煌的资料，后来在文学、历史等领域都有进展。敦煌学研究在“文革”停滞了一段时间，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到现在，状态则发生了很大改变。敦煌研究院由“文革”前的４０多人，增加到了现在的３００多人，研究机构也得到扩充，而且每年都培养一些年轻人才。敦煌学的学术气氛在国内也非常活跃，出版物越来越多，学术研讨会也常有。而反观国外，根据樊锦诗的了解，敦煌学在国外的研究人员近些年逐渐减少，尤其是青年学者越来越少。“在敦煌学研究上，我们不仅迎头赶上，而且后继有人。”(深圳商报记者 梁瑛 韩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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