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上海女儿的敦煌守望

“祖籍杭州，北京出生，上海成长，求学北大，毕业后一直在敦煌。余生只要还有走动的力气，我想我会终老在敦煌。 ”

和记者的访谈中，年逾七旬的樊锦诗用寥寥数语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受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甘肃文化周”之邀，“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又来到了上海，并作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开放、吸纳和贡献——以敦煌石窟》的讲座。

简单的话里，却是不简单的一生。

繁华的十里洋场长大，却在异常艰苦的戈壁大漠一呆就是48年。近半个世纪以来，她始终致力于敦煌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敦煌学者。也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取得了新成果，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在她的眼里，敦煌是比“宝贝”还要珍贵的东西，而她也只是众多为敦煌文明的抢救和保护作出努力的一分子而已。

她说，敦煌的今天，是几代人的积累成果，敦煌的明天，还要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江南女子“远行”敦煌

48年前的夏天，刚刚满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经学校安排来到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乘了两天三夜的火车后，她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生活条件很艰苦。 “这地方远离城市，电是这里的人自己发的，水也是自己打井才有的，房子什么的更是要靠自己修。 ”

实习结束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了学校分配给研究所的两名学生之一。樊锦诗一口答应，但遭到了家人反对。父母还给学校写了封信，希望校方能考虑到樊锦诗身体不好的情况予以照顾，不要分配去敦煌那么艰苦的地方。樊锦诗提前把信截收了，“我把信撕了，因为我已经表过态了，‘服从国家分配’，怎么能真到那个时候就‘掉链子’了呢？ ”当时的她，还曾宽慰家人说学校会在三年后用其他的毕业生将她替换回来。

一个又一个的三年过去，她非但没有回到故乡，反而用柔弱的身躯扛起了保护敦煌的大旗。樊锦诗刚到敦煌研究院工作时，连她在内是48个人。在她任院长期间，敦煌研究院已经扩大到十几个部门，人数达到500多人。 “敦煌是个苦地方，很难留住人，但留下来的人都是对敦煌有真感情的人。我们也尽全力为他们解决好诸如居住、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此外，我们自己也花了很多钱培养人才，今天在敦煌的很多讲解员，可以同时用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向不同游客讲解。 ”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尊名为《青春》的雕像：梳着齐耳短发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她的原型就是初到敦煌时的樊锦诗。每天上下班路过此地，樊锦诗总能看到当年的自己，一切恍如昨天。

“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以前很天真，现在我就成了‘老天真’，但人活着想那么多干嘛？就这样吧。”73岁的樊锦诗这样打趣自己时，笑得像个孩子。

敦煌文明“数字”再现

带着“天真”的执著，樊锦诗先后牵头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以及大量的文物保护工作。“保护好莫高窟，保护好人类世界文化遗产，并按可持续发展观念传给后代，就是莫大的责任，不允许在我手中损坏。 ”

但她内心时时有一种焦虑。敦煌莫高窟自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破坏和洞窟本体老化的“双重威胁”，包括山体裂隙、风沙侵蚀、旅游破坏等众多因素使这座旷世艺术宝库日益老化。“她（敦煌石窟）就像个生病的老人家，需要我们不间断的照顾。我们既是艺术的研究者，也是敦煌石窟抢修的工匠。 ”

“特别是那些珍贵的壁画，它已经一千多年了，多病而脆弱，且正逐渐褪化。对比一百年来敦煌石窟的资料照片可以发现，洞窟内的彩塑、壁画还是有很大程度的破坏，尽管我们自认为保护得很好。 ”樊锦诗以莫高窟第61窟举例说，这个洞窟俗称文殊堂，原来有一个狮子的塑像，如今却只剩下“一根狮子尾巴”，旁边莲花座上的塑像也影踪全无。“褪化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我们更要想办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信息固定保存下来。 ”

身处信息化时代的樊锦诗想到了电脑技术，“人有档案，文物也应该有档案。但是传统的拍照、摄影，都不足以体现文化的原貌，而‘档案’一旦失真，价值自然也不大。后来有了数字化技术，我突然想：敦煌也可以建立一份真正数字化的档案”。2003年，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提案，提出建立 “数字敦煌”的大胆构想。樊锦诗说：“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但它也不能永生。我考虑要抓数字化，就是为国家永存这份珍贵的艺术信息。 ”

美好设想的背后，是庞大的工程。莫高窟号称千佛洞，又名东方卢浮宫，洞窟环境非常复杂，洞窟里面光线阴暗，一般的照相机和摄影对于拍摄窟顶、塑像、佛龛都无能为力；拍摄时，每个洞窟都要拍摄数万张图片，然后再拼接成大图。如果是一个拥有300平方米壁画的大窟，那么拍摄图片的数量将达到45000余幅，后期的图像拼接更是巨大挑战。“比如一幅千手观音图，稍不仔细，马上就拼接错，然后要全部重来。 ”而敦煌壁画内容之丰富，远非一般人能想象。

落叶扎根大漠情怀

对于媒体爱追问的诸如“完成一个窟的数字化存档要多久”、“全部洞窟什么时候能完工”之类的量化问题，樊锦诗似乎不太喜欢回答。她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我不怕做得慢，就怕做得坏。 ”她希望一百年后的人能够从数字化档案中看到今天敦煌石窟的所有细节。

敦煌石窟共计735个洞窟。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目前43个洞窟的数字化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可以通过电脑进行三维展示。明年底，投资2.67亿元的“数字展示中心”将正式建成。樊锦诗介绍，届时观众可在数字展示中心观看敦煌石窟的数字电影，并通过360度数字模拟饱览10个特级洞窟，在此基础上再有选择性地实地看洞窟。 “除了给后人留下今天的敦煌石窟的原貌，这一做法也可减轻旅游开放带给莫高窟的损害。保护敦煌石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敦煌艺术魅力，所以光保护不开放或者光开放不保护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

在一千多岁的“敦煌”面前，樊锦诗称自己不过是个小孩子，而这样的“小孩子”在敦煌研究院里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院里面还有比我更年长的‘留守者’，我只待了48年，他们呆了肯定超过50年了。很多艺术家穷其一生都献给了敦煌，而且默默无名仍甘之如饴。 ”樊锦诗说：“保护敦煌也不是我提出来的。我国第一代敦煌学家常书鸿先生，年轻时留法，上世纪40年代来到敦煌，守望敦煌长达半世纪。当时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他的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但他依然选择留在敦煌，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向世人介绍敦煌艺术，培养了一大批敦煌艺术专家和研究学者。常书鸿先生曾说，敦煌需要的不仅仅是看管员，还要有修补员和研究员。我们现在做的也是如此。我相信，一切的工作都是人在做，有好的人，才能做出好的事。 ”

樊锦诗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她，历经多年始终未洗掉身上的江南气息，脱口而出便是纯正的乡音。73岁的她，也仍津津乐道于儿时弄堂口的臭豆腐香：“五分钱买上几块，一路吃回家，甭提多美！ ”尽管如此，敦煌已经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有人说我这个老太太除了敦煌，其他什么都不懂。我觉得挺好的。除非我身体不行，否者我就愿意终老敦煌。”

（实习生 李忆南 记者 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