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学不在中国"是过时论调
2013-01-28 15:56:29 作者：阳化杰 来源： 浏览次数：0
在敦煌研究界，有一位老太太被称为“敦煌女儿”，她就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这位江南女子将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大漠黄沙，如今已是华发尽白，依然为保护敦煌文化而奔波劳碌，令人肃然起敬。在“博蕴华光——敦煌艺术展”开幕之前，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筚路蓝缕的敦煌学研究
１９６３年，樊锦诗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被分到了敦煌文化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她没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４０多年。现在的敦煌研究院职工宿舍里接上了宽带，打个电话就能叫到的士进城，“现在跟过去真的是天壤之别”。樊锦诗说自己刚来的时候，研究所还是土坯房，没水没电，炕上、桌椅上都是沙粒，连喝的水都充斥着一股盐碱味。
但生活的艰难和自然环境的恶劣并没有让她放弃，因为当年创办研究所的一批老前辈的精神一直支撑鼓励着她。尤其是老所长常书鸿在当年妻子出走、国民政府准备撤销敦煌文化研究所的时候依然顶着各种压力坚守不弃的事迹，一直激励着她。她说：“老一辈的那些人，默默为敦煌奉献了一辈子，不求闻达，不求名利，很了不起。”
情况发生变化是在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前去视察。后来国家为研究所提供了３００万的经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及时雨！”从那时开始，研究所开始壮大，１９８４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数字敦煌”是保护文物良策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去敦煌，但人潮的拥挤却对文物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于是樊锦诗想到了一个方案——发展“数字敦煌”。
她告诉记者，“数字敦煌”的计划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要为石窟里的文物建一个“数字档案”。如何为这些具有１１００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存档，研究院之前也考虑过用拍照、录像的方式，但是“照片会老化，录像会消磁，都不是长久之计”。最后他们与美国某研究机构合作，利用现代的数字测绘技术为莫高窟建立“高清立体数字档案”，这项计划至今已实施了十几年，还在继续深入进行。
第二就是要在莫高窟旁边建一个数字展示中心。“在数字展厅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介绍千年莫高窟历史的主题电影，还能通过球幕电影不进洞就能３６０度观看其中的壁画、雕塑。”樊锦诗说。数字展示厅预计２０１３年可对外开放。
虽然川流不息的游客会为文物保护带来困难，但樊锦诗主张“疏”而不是“堵”，通过预约制分流人群。“其实我最反感的是旅行社的‘忽悠’。我不止一次听过导游跟游客说：要看赶紧看，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敦煌不存在关门这一说，它将永远向人们开放！”
敦煌研究后继有人
曾经有一段时期在国际学界有一种论调：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谈起这个问题，坐在沙发的一角的樊老听后显得有些激动，她直斥那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论调”。
她认为，中国的敦煌学比国外差，那是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情况，当时国家出现了极左思潮，尤其是在“文革”中，宗教被视为“毒害人民的鸦片烟”，所以敦煌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的敦煌研究又兴盛起来。“我年轻的时候，敦煌研究所才４０多人，但现在有编制的研究人员就有近３００人。更重要的是，现在不仅敦煌研究院在研究敦煌学，不少大学也开始培养敦煌学这方面的人才，就我所知就有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开设了这方面的研究方向。”
樊锦诗认为，法国、英国等由于其母语为拼音字母，因此在研究敦煌古籍中一些非汉文的失传文字上是有过人之处，日本借用理工科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学，在敦煌学研究上也很突出，但现在这些国家敦煌学研究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现象，研究者主要是老一代。“而我们现在的研究骨干多在４０到６０岁之间，而且培养了大量年轻人，后继有人。”樊锦诗得意地说。
“这种论调是某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抛出的舆论，不是事实。”樊老言语间依然有掩饰不住的不满。“借用季老（季羡林）的话，应该是‘敦煌在中国，但敦煌研究在世界’。敦煌的文化是属于全世界的，外国做出了成绩我们也应该欢迎。”（梁婷 王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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