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个寻常的胡同,一栋普通的旧式六层公寓楼,我拾级而上三楼,敲敲老木门,房间里传来一声,“等等,等等,我把助听器戴上,现在耳朵不行了”,那是周有光老先生。
和赵元任、瞿秋白同住一条巷
周老先生今年106岁,没有鹤发,却是童颜,手里拿着一方白丝手帕,精神矍铄地坐在一张小木桌前。
这是一间我早有耳闻的小房间,朝北,9个平方,是周老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室。周老说:“这个房间小,又朝北,但我喜欢。我年纪大了,耳朵不行了,房间小,聚音,有利于听觉。室小心乃宽,心宽室自大。”
环墙几只大大小小的书架,临窗是一张小木桌,周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张小书桌,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面去了。”他在《新陋室铭》中对此书桌也是敝帚自珍:“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百岁后的周有光,仍每日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每个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2011年初,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周老的一本新书《拾贝集》。特别潮的是,他还在新浪开了博客,粉丝无数。
周老是常州人,我用家乡话和他聊起故乡的街道里弄:双桂坊、青果巷、西瀛里、东下塘、弋桥、南大街,听到这么多熟悉的名字,周老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从前:“我就出生在青果巷。瞿秋白出生在这条巷子里,赵元任9岁后从天津搬回老家,也一直住在这里。盛宣怀、刘海粟家也不远,拐一两条巷子就到了。”“当年与他们熟悉不熟悉?”我有点好奇。周老说:“后来都熟悉的,当年不认识,我比他们小,我在常州中学读书时,瞿秋白早毕业了。”
百米青果小巷,竟差不多同时走出了三位最富盛名的中国文字改革大家:赵元任,生于1892年;瞿秋白,生于1899年;周有光,生于1906年。赵元任是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界称他为“汉语言学之父”。瞿秋白修定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发表了十几万字的语言文字论文,是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与倡导者。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瞿秋白是继赵元任之后运用现代语言学、文字学对中国拼音文字作通盘考虑的第一人。周有光则是现在语言学界公认的“中国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起进入大陆每一所小学课堂,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然而,当我说起“汉语拼音之父”,周老挥着手帕连连称不敢当。他说,“当年做拼音方案的,还有叶籁士、陆志韦,我只是做得多一点而已。”
谈起自己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经历,周老娓娓道来:我本来名字叫“周耀”,民国后大家都不喜欢单字取名,改为“周耀平”。在常州中学上学时与吕叔湘是前后届同学。吕叔湘从小就会背许多古文,会背《诗经》,我会得没有他多,但同他一样对语言文字很感兴趣,常常相互讨论。1923年我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选修语言学。后来写了几篇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因为是语言学的外行,不敢用本名发表,起了个假名字“周有光”。后来“假名”成了“笔名”,再后来“笔名”取代了“真名”。我现在是“周有光”替代了“周耀平”,“语言学家”替代了“经济学家”,以假乱真,乱套了。
说到这里,周老用手帕遮住嘴,笑了起来,笑声里透出童真,又有些得意。止住笑声后,周老拿开手帕,探过身子悄悄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现在牙齿坏了,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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