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从草创到成熟(转）

《鲁迅全集》从草创到成熟“复社本”的由来鲁迅生前曾有意将自己的著作250万字，集成十大本《三十年集》。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此书难以印行。鲁迅去世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出版《鲁迅全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也考虑尽快将其付梓。但是当1936年11月，许广平在友人协助下将全集的目录整理好，报送国民党内政部登记审批时，又未能获准。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落日寇之手。许广平在租界的银行里租了一个保险柜，将鲁迅手稿保存起来。但万一日本人闯进租界，这些弥足珍贵的手稿将毁于一旦。参与编辑《鲁迅全集》的人士和纪念委员会的成员在一起商量，认为只有尽早将全集刊行于世，才能彻底保全鲁迅留下的精神财富。当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刚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胡愈之在上海见到作者后大为感动，他和漂泊在上海租界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集体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为避人耳目定名为《西行漫记》。当时临时想了个“复社”的名字印在书上，以此名义出版发行。由此，纪念委员会的好几位成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以“复社”的名义，自己来出《鲁迅全集》。但出一部五六百万字的全集，经费是个大问题。据胡仲持回忆，当时“复社”有20名成员，每个成员缴纳会费50元，总计1000元，可作为出版全集的启动资金。按照成本核算，这部全集至少要卖到20元一套才能保本。但是在日寇铁蹄下，人们哪里买得起呢？于是有人建议，将价格定为8元一套，再出一种精装纪念本，用一个精致的柚木箱子包装，箱子盖上刻上“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定价100元。精装本的成本仅在三十元以下，这样就可以弥补普及本的损失了。胡愈之起身赶到香港，拜访了宋庆龄、蔡元培，征得他们同意后，发行了预售券和募集纪念本的通函，以及订户启事，并请蔡元培为全集题写书名。预售券和广告印好后，胡愈之先在香港预售，后去广州、武汉等地发售。王纪元负责在南洋发售预售券，巴金、茅盾负责华南地区的发行，陶行知在美国进行推广宣传。就这样，“复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资金，上海方面立即购买纸张开机印刷，书很快就印出来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全书共20卷，计600万字。这套全集主要依据的是鲁迅生前制定的《三十年集》著述目录，再加上鲁迅的翻译作品和辑校的古籍，以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全集还附录了鲁迅先生的自传、《鲁迅译著书目续编》、《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以及许寿裳所编的《鲁迅先生年谱》、许广平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等。该书印刷质量很高，错讹漏脱很少，装帧设计精美。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说是个奇迹。毛泽东有一套箱装的复社本《鲁迅全集》。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展开重点进攻，转移时他只好把盛书的箱子埋在了枣园附近的地下。1965年埋在地下的这只书箱被挖了出来，封面上蔡元培手书的《鲁迅全集》几个字仍然清晰可辨。1974年延安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将书箱带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参加了全国新发现文物的汇展。冯雪峰与“十卷本”然而复社本全集毕竟出书有些仓促，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没有做注释，其次书信和日记也未能编进去。最为令人惋惜的事，是一直保存鲁迅日记的许广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被捕，鲁迅日记被抄去，等到发还时，发现1922年那本已不见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印刷了9500套。但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赢利，胡乱编选、偷印，给读者造成了误导。1950年许广平和周海婴联名以鲁迅著作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致信国家出版总署，表示愿意将鲁迅著作在国内外的选编、翻译和出版发行等事宜，授权给出版总署处理。出版总署在明确鲁迅著作权仍然属于家属拥有的前提下，接受了许广平母子的要求。10月7日出版总署决定，代表家属向各私营书店收回版权，以制止对鲁迅著作任意编选和翻印的现象，并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专门编校和注释鲁迅的全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编刊社迁到北京，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中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鲁编室”。早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冯雪峰就考虑过鲁迅著作的编注、辑校及出版问题，还做了详细的计划：在1951年6月之前，把曾经印行的全部作品都校订完，并在一年内出版单行本；尚未印行的全部日记，在1951年内编校好，并于年内出版；尚未印行的汉碑和古书编校工作放在1952年内进行。鲁迅著作将分成三种版本出版发行：甲种本———全集，以原有的全集做基础，加进全部书信、日记、编选的画集和其他著作与翻译的遗文。乙种本———注释单行本。丙种本———注释选集本。注释工作则以普通初中毕业生能够大致看懂作为一个大概的标准。冯雪峰对鲁迅著作的整理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据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