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概念的三个阶段

清官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概念，但是，“清官”这个词，并不是中国正统史学概念。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官员的肯定，一般用“良吏”、“循吏”、“廉吏”来表示。虽然古代对于官吏的评价中，“清廉”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然而，现代人们理解的清官概念，事实上出自民间。“清官”的概念按照中国历史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清官”概念，向今天的人们传达了不同的社会现实和需求。清官概念的第一个阶段起源很早，它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王彪之传》中说：“彪之上议曰：……凡庸之族众，贤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贤鄙共贯，清浊同官。”《南史》是关于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的一部史书，其中，在介绍刘遵考的生平时，有这样的文字：“子季连，字惠续，早历清官”。有人把这两条记载当成中国最早的关于“清官”的记载，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两条记载中的“清官”，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含义，而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含义。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诗表达了曹操渴望网罗天下人才的愿望，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一个社会现实。那个时候，由于文化普及程度不高，做官的人主要不是来自民间，更多是来自世家大族，也被称为“门阀”。曹操这句诗的心愿，其实就是想改变这一现实，更多地从普通寒族中选拔优秀人才。曹操确实也这么做了，但是，成果并不是决定性的。此后，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官员的来源依然以门阀世家为主。没有家族荣耀的普通人，虽然也有做官，但没有成为主流。因此，在那个年代，《晋书》和《南史》中所说“清官”的实际意义是，世家大族成员所专享的一些特殊的官，也叫“清资官”，或“清职”。意思是说，职务比较清闲，但是地位很重要。而那些忙忙碌碌的中下级官员，则是“浊官”，这是当时等级制度的体现。比方说前文提到《南史》中关于刘遵考的记载，说他是“清官”，实际上，刘遵考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族弟。刘裕即位后，刘遵考又是封侯又是做大官，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行径绝非现代意义的“清官”，而是一个残暴、贪婪的人。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那个时候的“清官”、“清浊同官”，与今天的意义完全不同。隋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并延续到唐朝，使得普通人有了更多、更公平的当官机会。但是，整个隋唐期间，门阀世家的势力依然比较大。虽然像武则天这样的皇帝有过大力提拔从科举产生的普通人的举动，但是，门阀世家真正地衰落，被寒族及普通人大规模地替代，是在宋朝实现的。由此，“清官”的概念改变了最早的历史形态，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包拯。但是，包拯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清官”的称号，包拯的清官形象，建立于宋元之际，尤其是元代的杂剧，出现了一批关于包拯的曲目，后人称为“清官戏”。那么，包拯为何会在元代成为“清官”的代表呢？接近现代意义的清官概念，出现于南宋中后期，但是，它并非出现于南宋境内，而是出现于金国境内。金国文学家元好问笔下的“清官”确实已经同南北朝时期完全不同，而是老百姓对于“好官”的一个称呼。但是，这个时期的“清官”概念，有一个特点，它并非是指官员的“廉洁”，而是指“公正”。包青天，青天大老爷，是这一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它与“廉洁”的关系不大。这个特点在元杂剧与包拯有关的“清官戏”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金人南下后，中原很多地区被金人占领。女真人由于自身历史发展的局限，对于占领区汉人的统治比较野蛮，同时也充满歧视和不公平。这种不公正的统治，引起被占领区汉族人的不满，他们怀念当初的宋朝，因为，与女真人相比，宋朝的统治管理至少要更公正，更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清官”概念会出现在金人的占领区，而非南宋境内。到了元代，蒙古人的等级制度使得汉人的地位同样底下，元杂剧中“清官戏”的大量出现，正是汉族百姓对于元朝不公正制度的内心反抗。而历史年代相距甚远的北宋名臣包拯，则在这时候成为这种反抗的寄托和符号。因此，元杂剧中关于包拯的故事，很多并非包拯的真实历史，而是元朝的汉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借古喻今的结果。对于元朝的百姓来说，包拯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要，反映当下现实，反映当下百姓的愿望才是必要和重要。这种表达不满的反抗方式，也是老百姓智慧的体现。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元朝灭亡前后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中。以施恩、蒋门神为例，施耐庵描写这些人物，我认为他并不非常在乎他们的历史真实。他从历史中钩寻一些现象，并没有仔细探究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而是为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做了必要的艺术加工。至于这些被加工的故事是否造成后人对历史的误解，并不是施耐庵首要关注的问题。“清官”概念的第三个阶段，出现于明朝中后期，其典型代表是海瑞。这一时期，清官概念在包拯所代表的公正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海瑞所充分体现的廉洁。应该说，清官概念的这个转变，也是社会现实的导致的结果。对于元朝百姓来说，由于不公正更严重，所以他们需要公正的清官；对于明朝百姓来说，由于腐败严重，所以他们更需要廉洁的清官。所以，清官概念并非出自官方，而是老百姓的愿望。虽然清官概念从包拯到海瑞有一个变化，但是，对于后世乃至今天来说，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实际上包含了“公正”、“廉洁”等多个方面，例如惩治腐败、冒死犯上、体恤百姓、为民做主等等。当今有些知识分子对于“清官”持严厉地批评态度，并且表示强烈地不屑，例如，有人说“包青天的风靡，是百姓的不幸”，“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讴歌越热烈，法律的悲剧性也越沉重”，“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应该向清官告别”，“清官乃不祥之物”等等。顺便说一下，发表这类意见的人中，有的就将前文提到的刘遵考当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可见他们对中国历史缺乏真实的了解。当然，上面列举的这些说法从清官概念形成的历史环境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朝反方向走得太远了。这类观点一方面是制度崇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极端化思维的误区。它就好比有人说：如果不生病，药有什么用？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以永不生病的幻想，来否定药的存在价值，即使自己不吃苦头，也会让其他人受害。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药，一剂良药在某人身上可能药到病除，在其他人身上则未必，但并这不能否认药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无视大众的心理。民间创造的清官形象，至今依然是普遍民意、广泛民心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百姓也许不会认真区分清官概念的历史变化，但是，很多时候，清官代表了百姓对于“好官”的所有想象和要求，也是很多百姓对一个官员品行的最高评定。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清官形象是百姓心目中用来衡量现实的一杆秤，它是百姓面对腐败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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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官形象是百姓心目中用来衡量现实的一杆秤，它是百姓面对腐败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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