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知识分子

1949年，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看作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开始，他深知，如果不重视与军事同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那么社会主义的持久性同样得不到保证。　　　　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试图在他管辖下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当属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指向干部和文化领域成员，后者主要包括作家和艺术家。对于干部，主要是批评他们工作实践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对于作家和艺术家，主要是批评他们创作活动中的写实主义、感伤主义和讽刺作品。在整顿知识分子和干部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过程中，毛泽东关心的是使他们的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改造。他要求艺术家和作家向工农兵学习，并要求他们创作出受工农兵欢迎、对工农兵有用的作品来。`　　　　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认为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即指的是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并认为这方面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毛泽东确信马克思主义合理性的优势，新旧思想意识之间只有公开对抗，其结果必然是新世界的胜利。　　　　但是，在五年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之后，胜利并不像预期的那样。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思想斗争就是要思想交锋。这一思想发展的结果反映在1956年5月，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中，当时鼓励传统知识分子讲真话，为的是进行思想交锋。这种讲真话和思想交锋的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显然是意想不到的，正如他在1957年1月指出的：“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4卷第364页）　　　　在这同时，毛泽东强调革命事业需要培养更多的无产阶级自己机体内的知识分子队伍，和那些传统知识分子们作斗争。在中国，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　　　　毫无疑问，毛泽东意识到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哲学领域。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影响不大，思想领域的胜利显然包含着改造思想这种特殊的实践。既要使传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培养自己机体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是为了将外在机遇性的革命转变为一种内在机制的革命所必须的条件，这样才能保证革命不半途而废。一种学术性的纲要必须确立起来，并普及于全民族。　　　　<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