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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台州路桥区打工的四川民工尤国英,10月24日因患高血压脑出血住进了台州医院。因没钱支付医疗费,10月27日上午尤国英的家人突然提出放弃治疗。尤国英的女婿董涛说:“主要是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医疗费,一天都要四五千。”尤国英在还有抢救希望的时候被丈夫、儿子、女儿、女婿送到了殡仪馆准备火化,幸被及时制止并得到好心人救助(11月4日《潇湘晨报》)。 说实话,在女大学生“典身”救母,贫穷的父亲卖肾挽救儿子生命之类的报道早就不是新闻,而屡屡成为我们城市的街头“一景”时,人们义愤中谴责医院救助不力、指责尤国英家人的言辞都显然是徒劳的。试想,在“不幸”身为体制外一族,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且又告贷无门的窘迫之下,在没钱就只能等死这一几乎让人窒息的重压之下,除了冒着被人指为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巨大压力,“放任”亲人撒手人寰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显然,当尤国英还一息尚存时就被家人送进殡仪馆,这并不单纯是他们一家人的罪过,还有穷人因患病而得不到及时诊治、救助的制度缺憾。如果我们把尤国英的不幸放大到我国城乡涌动着近一个亿的外出打工者、城镇尚有一多半的居民没有医疗保障这一大背景之下来考量,就会发现,人还活着就被家人无奈地送“走”,这绝不是尤国英一个人的不幸。 记得雨果说过,富人凭借寒暑表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却只能靠皮肤去感觉。也许,关于群众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话题实在太沉重,太庞杂,有关主管部门也可简单地将这一责任归结为国家投入不足,医院运转成本太高,甚至还可将责任推到“历史”身上。但我以为,历史的欠账可以一笔一笔地清算、偿还,体制的问题也可不断通过改革加以深化和完善。无论如何,在国家高度重视人权、人们向往和谐、安宁和改善生存环境与质量的今天,患病后由于无钱、太穷而只能干熬、死扛甚至被迫送上一条不归之路,这绝对不应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 哈维尔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因此,病患在尤国英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分担、去关注这一痛楚;而穷人不得不用生命去感觉人间寒暑这一悲剧本身所蕴涵着的深层危机,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体面、权益与福祉,我们无法逃避。 □李甘林<div id=[/i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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