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古巴——主义活标本、马列博物馆

</u>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鸡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鸡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鸡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鸡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鸡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等车的队伍旁有堆积起来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没有汽油，垃圾车　　街上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脏，不会使人想到人们的家里如何干净。古巴人对人毫无防御，每个人都敞开着家门欢迎你进去看，没有掩饰，没有秘密，没有扭捏不安。你可以进人每一家的厨房、卧房、厕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发现他们的地板都拖得干干净净，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面。他们的锅子，由于用得太久了，都显得有点薄，但是刷得洁白光亮，没有一点油污。他们的床，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都整得干干净净，而且一定罩着干净的床单。他们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带一点气味。老妈妈坐在厨房里，手上一把白米。她戴着老花眼镜，把白米里头的小石子一颗一颗挑出来。 　　在古巴，连最勤奋苦干、最会致富的华人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个社会实在“均贫”得够彻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这白人殖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1959年之后变成一个自主的但是均贫的社会。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有些进步是众口皆碑的。卡斯特罗在1961年展开消灭文盲运动，动员了27万人深入穷乡僻壤教了100万人识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国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强美国低0.3％。在如此贫穷的国家里，每600个人有一个医生，婴儿死亡率只有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提并论。人民的平均寿命高达73岁。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个堕落的英雄，从理想走向理想反面，从反独裁变成独裁。1953年，27岁的青年律师卡斯特罗率领着学生攻进军营，与独裁者巴提斯塔誓不两立，他是如何的意气风发，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人民的力量。当巴提斯塔的军事法庭审判他时，他面带微笑，口若悬河，说“历史将判我无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为他风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权力，他就变成了压迫别人的独裁者。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往外逃亡，异议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诉我，“每五个古巴人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翻译告诉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触了地下人权组织之后就“失踪”了，已经失踪3年。当我问木匠阿曼对卡斯特罗的看法时，他眼睛一睁，“你是秘密警察吗？”声音立即小了下来。表面上人人都在为生计奔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热带民族。来古巴之前，我已经觉得有点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的古巴。说西班牙语的民族，发明了“伦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爱喝酒唱歌纵情享受的民族——怎么和共产主义结合呢？认识了古巴之后，发觉这样想的不只我一个。 　　几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坐着喝啤酒。一个说：“共产主义是苏联人搞的东西。他们是冰天雪地里的动物，什么都是硬梆梆的、悲壮严肃的。卡斯特罗出了一个大纰漏：他忘了我们是拉美人。” 　　另一个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逗笑的。” 　　另一个摸摸肚皮说：“不是逗笑，是饥饿的。” 　　于是我说：“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也许应该把现状保留起来，作为共产主义博物馆？！” 　　3个人同时转过脸来面对着我，异口同声说：“这个玩笑开不得！” 　　毕竟还是椰子树下爱跳舞爱音乐的民族。每天照例停电数小时，人们会涌向街上，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廊阶梯大声地笑谈。孩子们打着赤脚在废墟上玩起棒球。球，是个软木头塞；棒，是废铜烂铁堆里捡来的木柴。叫“全垒打”的欢呼响遍街头。老头们凑上4个就在街心摆上一张小方桌，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运货的木盒上，打起牌来。4个老头坐着打，肯定有8个老头坐着看。海滩上，不要付钱的清风吹着，明月亮着，情侣一对一对依傍着散步。一个乐队组合了起来，就在一栋破旧似鬼屋的房子前头，面对着大海，乒乒乓乓敲打起来。路过的人全扭着身体边舞边走……[<i> 本帖最后由 light 于 2007-12-31 21:53 编辑 </i>]<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