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宪宗元和年间唐朝与吐蕃的关系

　　唐宪宗元和年间（805～820年）的唐吐关系问题，目前史学界尚无专文讨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论及元和时期的政事时，注意较多的往往是唐宪宗对藩镇的平定；另一方面，在唐朝中后期的唐吐关系问题上，人们一般都将视线放在德宗时期的唐吐“清水会盟”、“平凉吐蕃劫盟”及元和以后穆宗时期的唐吐“长庆会盟”等重大历史事件上，而对相对比较平稳的宪宗元和年间的唐吐关系问题，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实，元和虽然只有15年时间，唐吐关系却经历了一个由交好到交恶的过程，其间颇多曲折，颇有特色。认真分析这个时期唐吐关系的变化，对于研究整个唐代的唐吐关系问题，对于评价唐宪宗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元和初中期唐朝与吐蕃友好关系的恢复、发展，元和中期唐朝与吐蕃关于“三州”问题的交涉，元和后期唐吐关系的破裂三个方面，探讨这一时期唐朝与吐蕃的关系。　　<STRONG>一、元和初中期唐吐友好关系的恢复、发展</STRONG>　　唐中期以来，吐蕃是对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影响最大的周边民族。一方面唐吐之间有着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唐之边患“莫大于吐蕃”。唐宪宗初承大统，即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吐蕃的关系问题。　　宪宗即位之初，曾与杜佑等大臣讨论边事。君臣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前朝的教训，在唐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制定了一个基本方针，这就是：示存声教，修文德以来远；慎择良将，喜之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①元和初中期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大体上是受这一基本方针指导的。　　肃、代以来，吐蕃渐次占领陇右，并利用距唐长安城近在咫尺的地理优势，频频入侵，代宗为此曾逃离长安，甚至拟议迁都。其后，唐吐之间多次展开大战。唐朝廷不得不在应付东方藩镇的同时，投入巨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来对付吐蕃。德宗即位后企图改变这种东西两线作战、穷于应付的局面，“先内靖方镇”，对吐蕃则“欲以德绥怀之”。②于是派太常少卿韦伦出使吐蕃，释放并护送吐蕃俘虏五百余人还蕃，“与之约和，敕边将无得侵伐”。③而此时吐蕃亦有修好的愿望，于是派遣军相论钦明思等50人组成使团随韦伦入朝，德宗热情接待。此后经多次协商，唐吐于建中四年（783年）会盟于清水，双方友好关系得以修复。　　德宗与吐蕃的结盟，使唐朝西部的压力大为减轻，从而使德宗得以专心对付藩镇。但在兴元元年（784年）“泾师之变”中，由于吐蕃出兵帮助唐朝平叛而事后德宗没有按原来的许诺向吐蕃割让泾、灵四州之地，吐蕃因此怨怒德宗，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吐蕃向陇、泾、邠、宁等地进犯，掠人畜，败田稼，使唐吐关系恶化。德宗不得不再次收缩东方战线，调兵遣将，加强西北边防。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在平凉以结盟为掩护，大败唐军，抄掠陇州汗阳、吴山、华阳等地三万多人西去，唐吐关系降至“安史之乱”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唐吐之间多次交战，互有胜负。　　宪宗即位之际，西面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由于中亚大食帝国的兴起直接威胁到吐蕃在中亚、西亚的利益，吐蕃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大食帝国，“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④而宪宗为集中力量平定藩镇，亦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主动与吐蕃修好。　　元和元年（803年）正月，宪宗首先作出友好态势，诏令将福建道的吐蕃俘虏七十余人递送蕃地，同时派使者赴吐蕃修好。⑤宪宗的主动姿态立刻得到吐蕃的响应，六月，吐蕃赞普派使者论与勃藏来朝。⑥“后比年来朝”。⑦元和四年（809年）五月，宪宗再派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⑧双方关系重归于好。此后唐吐双方多次互派使者，唐吐关系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安史之乱”以来，吐蕃占领了唐朝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双方的边境相互交错，因而难免会出现一些磨擦。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宪宗从维护唐吐之间和平的大局出发，采取抚绥谦让的方针妥善处理。这点可从唐政府处理唐吐边界上党项人的抄掠问题反映出来。　　元和中期一段时间，居于唐朝境内的党项人经常在唐吐边境之间进行抄掠，吐蕃颇怀疑党项人的行动是受到康政府的支使，边境形势一度紧张。为澄清事实，打消吐蕃不必要的猜疑，维护唐吐之间的友好关系，元和四年七月，宪宗敕令以朔方、灵、盐、平等州节度使王佖的名义，给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写信，说明情况，消除猜疑。该信主要内容如下：　　国家与彼蕃，代为舅甥，日浴恩信，虽云两国，实若一家。遂令疆场之臣，得以书信相问……皇帝以赞普频遣和使，恳求通好。凡此边镇，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许辄令侵轶。至于事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项，久居汉界，曾无征税；既感图德，未尝动摇。然虽怀此抚循，亦闻窥彼财货，亡命而去，获利而归。但恐彼蕃不知，大为党项所卖。其中亦闻诱致，事甚分明，不能缕陈，计已深悉。今请去而勿诱，来而勿容，不失两境之欢，不伤二国之好。在此诚为小事，于彼即是远谋。幸履坦途，勿遵邪径。今圣上德柔四海，威及万方，虽外国蛮夷，尚皆率伏；况中华臣妾，敢有不恭？岂假彼蕃，欲相借助？诚愧厚意，终讶过言。⑨　　该信发信人王佖，是德宗时名将李晟的外甥，雄武善骑射，曾随李晟南征北战。在“泾师之变”中收复京城时，率先登城血战，被德宗封为神策将。元和四年（809年）六月，被宪宗任命为灵州大都府长史、灵盐节度使。这应是元和初年宪宗“慎择良将”政策的体现。由于宪宗此信是写给吐蕃北道节度使的，本着对等的原则，故以王佖的名义发出，而实际内容则是宪宗授意翰林学士白居易起草的。　　在信中，宪宗肯定了“赞普频遣和使，恳求通好”的美意，重申了唐吐“虽云两国，实若一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强调了唐朝“凡此边镇，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许辄令侵轶”的一贯政策。至于党项人的“亡命而去，获利而归”，确非唐朝文使。希望吐蕃人能知晓事实，不要为少数党项人所蒙骗。　　谈到处理此类党项人的方法，康方在信中提出：“今请去而勿诱，来而勿容，不失两境之欢，不伤两国之好”。对于吐方提出欲助唐朝解决党项抄掠的问题，信中加以拒绝：“圣上德柔四海，威及万方”，“岂假彼蕃，欲相借助”。此言一方面反映了唐朝的大民族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却也表示唐朝愿意并有能力解决党项抄掠的问题。　　从该信不难看出，唐宪宗是十分珍视唐吐之间的友好关系的。　　再如元和中期，唐军在唐吐边境一带烧草、筑城，引起了吐蕃人的怀疑，宪宗得知以后，以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朱忠亮的名义，致信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　　国家与吐蕃，代为舅甥，日修邻好，虽曰两国，有同一家，至于封疆，尤贵和叶，忽枉来问，稍乖素诚；虽有过言，敢以衷告。来书云：‘频见烧草，何使如此’者。至如时警边防，岁焚宿草，盖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况牛马因风，犹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纵近境而何伤？遽怀异端，未敢闻命。又云：“去年忽生异见，近界筑城”者。且国虽通好，军不撤警；近边修缉，彼此寻常。况城是汉城，地非蕃地；岂乖通理，何致深疑？静言思之，谁生异见？⑩　　从这一封信可以看出，元和初年以来，唐吐之间虽然保持友好，但唐朝一方并未放松警备，仍按一惯的制度，在秋季将边界牧草烧光，以防备敌军进犯时作为马料；修筑城池以作敌军入侵之备。也许是吐蕃新任将领不了解以往情况，也许是元和三年（808年）以来，宪宗诏令在麟游、灵谷、良原、崇信、归化所修军镇规模过大［11］引起了吐蕃的怀疑和不满。宪宗授意的此信加以必要的解释，打消了吐蕃的顾虑。　　元和中期，鉴于有些边将图立军功，抄掠吐蕃，蓄意生事的现象，宪宗及时调换部分将领。如凤翔陇州一带，“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功抄，人不得息，”宪宗于元和六年五月调以持成稳重著称的金吾大将军李维简出任节度使。李维简赴任后，奉行宪宗旨意，严令边将“谨守备，蓄财谷”，“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同时在唐吐接境一带，买耕牛，铸农器，救济农民。增垦土地多达十余万亩，使农业连年丰收，边境获安，唐吐之间磨擦减少。［12］在一些地方，宪宗还同意吐蕃的请求，增设互市地点。［13］　　由于宪宗在元和初中期十分珍视唐吐之间的友好关系，妥善处理双方出现的各种纠纷——即使是十分微小的纠纷，因而在元和十三年（818年）以前，唐吐之间基本保持着稳定的友好关系。　　<STRONG>二、唐朝与吐蕃关于“三州”问题的交涉</STRONG>　　元和初中期，唐宪宗一方面积极同吐蕃建立一种稳固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涉及到唐朝安危的关键性问题又注意坚持原则。同时，宪宗还能以一定的灵活性来避免因为坚持原则立场而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元和中期关于“三州”问题的交涉即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安史之乱”时，唐朝廷尽征陇右、朔方军队入靖内难。吐蕃乘机在随后几年里占领了陇右地区。后来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为吐蕃占领。其中最为接近唐朝的是安乐（宁夏灵武南）、原（甘肃固原）、秦（甘肃秦安西北）三州。安乐，地处灵州的南部，是北方军队越过黄河南下的必经之路；原州，处于陇山上陇道之要冲，历史上汉光武帝取陇右先占此地，使陇右的隗嚣势危。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占有此地，乘高以窥陇东岭北，使占据长安的后秦政权为之穷迫。“诚要害之地也”；［14］秦州，地处沿渭河东进之要冲，对于唐朝廷来说，拥有秦州则可以依托陇坻的大震关（甘肃清水东北），形成对吐蕃的可靠防线。　　元和初年唐朝与吐蕃恢复友好关系以后，吐蕃希望通过会盟的形式来巩固与唐朝的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对付中亚的大食帝国；［15］也希望通过全盟确定其所占土地的合法性。唐宪宗也希望通过巩固与吐蕃的友好关系，保持西北边境的安定，以集中精力解决东面的方镇问题。因此双方都有进行会盟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宪宗并不想无条件地与吐蕃结盟：当年唐德宗时吐蕃“平凉劫盟”的教训宪宗不会忘记。在宪宗看来，唐朝如果不能掌握安乐、原州、秦州三个军事要地，吐蕃会利用地理上的优势随时挥师东下威胁长安，那样即使唐吐有了会盟，也是靠不住的。宪宗因此提出，要会盟应当首先归还唐朝三州之地。这是会盟的前提条件。　　对于唐朝的这一要求，吐蕃一方最初是同意的。但到了元和四年（809年）冬天，当吐蕃论与勃藏来使时情况起了变化。吐蕃来表中不再提及三州归唐之事。为此，宪宗向吐蕃宰相钵阐布发去一封长信。为了解事情原委，今移录如下：　　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论与勃藏至，省表及进奉，俱悉。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弘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今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况朕与彼蕃，代为舅甥，两推诚信，共保始终。览卿奏章，远叶朕意。披阅嘉叹，至于再三。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将期事无后艰，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来无壅，疆场彼此不侵，虽未申以会盟，亦足称为和好。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后，克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愿，俱在于此，岂不勉欤？又缘自议三州已来，此亦未发专使。今者赞普来意，欲以再审此言，故遣信臣，往谕诚意，即不假别使，更到东军。此使已后，应缘盟约之事，如其间节目未尽，更要商量，卿但与凤翔节度使计会。此已处分，令其奏闻。则道路非遥，往来甚易，颇为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约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无改移。即蕃汉俱遣重臣，然后备将成命，事关久远，理贵分明。想卿通才，当称朕意。昔者郑叔矩、路泌，因平凉盟会，没落蕃中。……今既约以通和，路泌合令归国；叔矩骸骨，亦合送还。表明信诚，兼亦在此。其论与勃藏等，寻到凤翔。旧例：未进表函，节度不敢闻奏。自取停滞，非此稽留。昨夜方进表函，施令召对。今便发遣，更不迟回。仍令与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复，及中使刘文璨等同往。其余事宜，已俱与赞普书内。卿宜审于谋议，速副诚怀。兼有少信物赐卿，具如别录，至宜领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16］</P（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