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压少数民族?中国是否有过大汉族主义?(转)

<strong>一、古今中外“大某”的三个典型</strong>“大某民族主义”是指在民族关系中，尤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关系中，强调某个民族的素质、地位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谋求这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特权乃至统治权。显然，它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以实现某民族踞其他民族之上的法律法令。二是支撑这些法律法令的观点理论。前者可视为“大某民族主义”的硬件，后者可视为软件。回朔历史，可知古代最典型的“大某民族主义”出现在十三世纪的元蒙帝国。它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人)第四等。元蒙帝国法律规定“国家官制，率以国人居班首部”。“国人”即为蒙古族人，从而确定了蒙古族的民族统治地位。在司法制度上，规定“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不得还报”。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付“烧埋银”(埋葬费)了事。对汉人、南人实行严厉的全面管制。不准汉人南人制造、收藏、持有武器。不准打猎，不准集会，不准练武，甚至不准夜行点灯等等。政府“括马”(即征用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其三分之二，汉人南人全取。通观中外历史，元蒙帝国所创大蒙古族主义居古往今来之首。现代史上最典型的“大某民族主义”出现在纳粹德国。它宣称日耳曼民族最优秀，应统治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劣等民族，如犹太人更应从肉体上消灭。根据这种理论，希特勒德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幸亏由于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心协力，经过艰难的奋战终于挫败了它的狂想，使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没能全部再现。当代的“大某民族主义”的典型出现在马来西亚。只不过由于“大某民族主义”的观点已为国际进步社会所唾弃，马来西亚并不敢正面声称马来族优越，而只是埋头在实际上施行“大马来族主义”。马来西亚的法律给予马来族许多特权。在担任政府公务员，经营某些高利润的行业、企业，培训专业人才等方面，马来族都享有优先、优惠的地位。马来西亚“大马来族主义”的推行者马哈迪前不久泪洒国会，宣称要辞去总理的职务。因为他愤感自己顶着国际社会的批评强行在马来西亚实行大马来族主义，却未能实现马来族崛起的愿望。前不久他近乎羞愤交加地在巫统年会上说“我自觉羞耻的是，马来人太懒散，急功近利，性喜挥霍。政府发给的特权、优惠和商业机会，马来人都忙着脱手以套现，然后什么都不作”。尽管马哈迪发此牢骚，但马来西亚对有实无名的“大马来族主义”还是照施无误。而中国洽洽相反，就是汉族当政也未见对汉族赋予什么特权，反而对境内少数民族给予相当多的照顾。

<strong>二、中国古代有没有“”？</strong>在中国什么时候汉族有过特权？首先考察一下古代。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期的汉民族处境不言自明。除上面所讲到的元蒙帝国的情况和众所周知的满清屠杀镇压外，再略举一例以说明问题。五胡十六国时入塞的游牧民族对汉族任意虐杀。北齐奠基者高欢(鲜卑化汉人)能得天下除凭藉北方六镇鲜卑流民外，还靠山东大姓高氏的武装力量。但即便这样，鲜卑人对汉人的歧视欺压仍非常厉害。有一次，高欢的一些部将们在议事，其中高氏大族中最勇猛的将领高敖曹也在座。这时有校尉进来报告说，河水突涨，治河役夫溺死甚多，怎么办？在场的鲜卑人将领刘贵竟说:“一钱汉，随他死！”意思是汉人的命只值一文钱。高敖曹听了大怒，拔刀要砍刘贵。众人力劝方止。当着高敖曹的面鲜卑将领都敢如此贬辱汉人，可想而知平时汉族民众被草菅人命到了何种地步。<strong>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长城</strong>中国历史有确凿文字记载的有两千八百多年。自秦汉统一中国，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则为两千两百多年。在这此历史期间，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岁月是非汉族对中国全境或部份实行民族统治。汉民族，尤其是汉族普通民众遭受着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自不待言，那么另外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岁月又如何呢？汉族人当皇帝固然不会明令把汉族人列为下等。因为无论怎么说，皇族本身亦属汉族——但却也引伸不出“大汉族主义”。汉族的对境内外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去考察。一是中原王朝弱势期，二是局势相对稳定期，三是中原王朝强势期。中原王朝弱势期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比重，汉初、晚唐、两宋、明末均属此类。弱势期的中原王朝对咄咄逼人的塞外游牧民族大都采取割地、赔款、和亲等方法以取苟安。两宋最为典型，而晚明却较另类。由于明季有宋亡之鉴，士大夫阶级中主战派成为主流，再加上毅宗刚强的个性，使弱势的晚明仍对强敌采取抵抗态度。但无论如何，弱势的中原王朝，亦即弱势的汉民族与“大汉族主义”根本沾不上边。中原王朝为支付巨额的赔款、岁币必然向汉族民众征收更繁重的税赋。正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从而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局势相对稳定时期，两汉的大部、中唐、中明均可属之。这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不至割地赔款但大多也以柔性方式取得安宁。主要作法有和亲及进贡回赏、开边马市。把公主或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番王，构建姻亲关系以消弥或减轻、延缓游牧民族的入寇。进贡回赏亦以此为目的。让少数民族的酋长带少量土特产进京纳贡，然后回以重赏。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虚荣心，也可使强悍的少数民族酋长从中获取物质利益，使并无入主中原大志，只以攫取财富为欲的酋长们乐乎其中。为了让更多的游牧民族中的一般民众获得所缺的生活用品，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开办一些榷场马市。此举也使汉地得到所需的马匹、井盐之类。进贡回赏的花费终究还是会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尽管它不及赔款岁币那样沉重。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唐局势相对稳定。而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获大掠京都作酬劳的回纥，在肆意欺侮、压榨唐王朝几十年后终究因内乱和黠戛斯十万精骑的攻击而崩溃。当回纥部众解体衰微之时，唐王朝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反而以德报怨伸以援手。回纥散众分几支逃亡迁徙。奔西域的一支便成为当今维吾尔族之先民。南下唐境的两支得到唐王朝的善待。一支唐安置他们在振武、天德一带。给米二万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支迁居河西甘州一带。唐送其绢一万匹。由此可见唐汉民族的宽厚淳良，哪有“大汉族主义”的行事迹象？

<strong>中国的象征之一——故宫太和殿</strong>的强势期当数又如何呢？检视史册可知，这个强势期相当短暂。散布在两汉、盛唐、明初的强势期相加也只占中国信史的十分之一左右。其所谓强势，是中原王朝对寇边的游牧民族出击并能取胜。这似乎有点“”的嫌疑，颇须探讨之。首先应弄清的是中原王朝的出击是什么性质？中外历史上民族、部族、国家的出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部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十字军东征直至纳粹德国的东征，从大流士的西征到成吉思汉的西征直至大和武士的西征，都是以侵略征服的形态出现。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王朝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出击则截然不同，它不是以侵略征服为动力，而是自卫反击。是在以岁币和亲等方式都不能获得安宁后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即所谓“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两汉击破匈奴、盛唐打败突厥的由来与经过都为稍懂中国古代史的人们所熟知。明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恢复华夏后对退往漠北的残元势力并不穷追。朱棣经“靖难之役”即位后亦无伐北之心。他致书元主说“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元主竟将明使斩杀，朱棣大怒之余，忆及两宋惨祸。深知塞外游牧者终为华夏大患。委曲不能求，长痛不如短痛。遂在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之时毅然举兵北击。十四年之中，朱棣五次率兵亲征漠北。最终病逝征途。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有明之初造就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由此可知，无论两汉袭匈奴、盛唐破突厥、明初击残元都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争。与“大汉族主义”无缘。其次，还可以检视一下中原王朝反击战取胜后的后续动作。这后续动作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反击完成后势力基本退回汉境。如两汉之对匈奴，明初之对蒙古。二是留有屯田军和建立象征性政权机构。如西汉所设西域都护，唐所设安西、北庭都护府。西域各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而仍自理政事。三是建立较正规的行政治理。如明季之于满州。有明一代，汉人大量移居辽东。至明万历年间，辽境汉民已数倍于女真，并建立了数十个直接受明庭治理的城镇。明庭还在东北全境建立了两百多个女真卫所，任命女真酋长治理之。这三种形态都说明中原王朝没有在反击战取胜的区域里建立民族压迫统治。故也不存在“大汉族主义”。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又如何对待呢？无论是两汉时期内附的匈奴，还是盛唐内附的东突厥，中原王朝都善待之。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汉和帝时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初唐灭东突厥后，得降众十多万。如何安置这些昔日烧杀掳掠的人群，唐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一种主张是使回漠北。因“留之中国，有损无益”，“他日将成心腹之患”。另一种看法是，驱回原处，于情理有悖。而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如善待归降之众，晓以教化经年，则可变唐民，何患之有？故亦宜徙于中国边境各州。游牧农耕任其所愿。唐太宗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如此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入寇得势后对汉人的血腥屠杀、疯狂掳掠真有天渊之别！这哪有丝毫“大汉族主义”的影子？此外，中原王朝又是怎样对待西南方各农耕少数民族的呢？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故事固然未必全部确实，但也反映出汉族对西南少数民族以文化融合为主而不以武力征服的方针。云贵和广西一部系在两宋和明代逐渐正式并入中国。中原王朝在那里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对这些州的少数民族不征或只征象征性的税赋。而沉重的税赋历来都是落到汉族民众的身上。“羁縻州”的知州、知县由当地酋长担任。谓之“土官”。而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则从两宋到明季以至清代才完成，其过程长达八、九百年之久。可见中原王朝奉行的是以怀柔驭蛮荒的国策，并无以大汉族去强行压服少数民族。更与满清入关后“留头不留发”企图以血腥手段同化汉族的政策有天壤之别。[<i> 本帖最后由 剑如飞凤 于 2008-10-4 13:31 编辑 </i>]

<strong>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泰山</strong>和汉族人民有没有作过侵害境内少数民族和侵犯别国的事情呢？检视历史长河可以找到这样一些记录。公元二世纪初，东汉王朝的官吏豪强压迫西北凉州地区的羌族，激起事变。东汉王朝派兵镇压被击败。战争持续进行半个多世纪。羌汉两民族都遭到极大伤害。最后由东汉名将段颖率重兵，以欺诈突袭的方法彻底击破羌兵。杀羌人四万。这次汉羌之战区别于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契丹直至女真、蒙古的民族战争，因为它不是由羌族主动入侵引起。但战争的性质却在不停的摆动中。羌人反抗东汉官吏豪强压迫的起义是正义的。在起义取得胜利后，攻陷东汉城镇对汉族民众大肆烧杀掳掠是非正义的。东汉将领皇甫规惩办欺压羌人的贪官污吏。在安抚羌人的同时又坚决打击其进攻是正义的。段颖宣称“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才能解决问题。甚至主张杀光羌人，即所谓“绝其本根，不使能殖”而发动的血腥征伐是非正义的。在这里，羌人的非正义是来自原始的报复心理。段颖的非正义是建立东汉王朝对羌人的统治。这个统治是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对羌人的统治，而不是整个汉族对羌人的统治。因为这个统治更严酷地压在汉族人民的身上。汉族正式形成后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中，汉族民众从来没有拥有过象金国猛安、谋克户的女真全民统治权、元蒙四等人制的蒙古全民统治权，和满清八旗的满洲全民统治权。故此，从东汉王朝对羌人的征伐中也引证不出。东汉羌战之祸的大约一百年后，黄河流域又爆发了一次更可怕的民族暴乱。性如野兽的后赵帝石虎死后，石虎养子(一说养孙)冉闵(汉人)趁石虎诸子争夺帝位混战之机起事，他杀石氏一家并号召大杀羯人。这一下引爆了汉族人民对近半个世纪来一直深受入塞各游牧民族长期欺侮虐杀的积忿。他们群起四处击杀羯人。羯族在入塞五胡之中是小族，大约只有二十几万人。整个羯族，无论男女老幼都在这场暴乱中被杀光。石勒、石虎在后赵国建立国人(羯人)的民族高压统治，最终为本民族招致灭族惨祸。羯族人民，尤其是老弱妇孺是完全无辜的，但他们却与石勒、石虎等后赵暴君酷吏们一同承受了后赵帝国民族压迫政策的后果。我强烈谴责冉闵滥杀无辜的作法。但同时也想提醒某些人士不要强拉硬扯地从这里归结出什么大汉族主义。我倒是想以此劝喻当今中国境内某些少数民族的极端暴力恐怖分子，请勿肆意妄行，请勿拉你本民族的善良民众为你们垫背。隋唐时期发生了中原王朝征服高丽的战争。杨广征高丽的失败导致了隋的灭亡。唐太宗征高丽败而复胜则成为他那近乎完美的政治品格和人性品格中的瑕疵，实在令人为之惋惜。唐太宗征伐高丽来自他获得种种巨大成功后的骄矜之心。他对这个征伐行动负有主要责任。商议征伐高丽之时许多大臣都表示异议，遑论民众。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并没有什么大汉族主义主义。然而有人还是坚持认为有。他们举出的根据是这样一些:汉人士大夫阶级宣扬“华夷之辨”、“华夷之大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人民众也歧视性地把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这不是大汉族主义主义还是什么？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还拖出现代、当代的一些情况。他们说东北汉人把朝鲜人蔑称为“”，海外华人把黑人蔑称为“黑鬼”等等，这还不是大汉族主义？首先，这是把“大某”作了任意拓宽的解释。把民族歧见、乃至把日常生活中某些不够友善、不够文明的现象都上纲上线为大某民族主义。民族之间带有歧视性的或不够文明的称呼大多是双向的。华人称黑人为“黑鬼”当然不文明不友善，而黑人同样也以“chink“蔑称华人。那是否又可由此推论出有个大黑人主义呢？而且这类称呼较经常的是带有戏谑的成份类似学生之间起浑名而已。华人觉得自己的样子平和顺眼。黑人的外貌身材个个胜李逵，怪吓人的，故以 “鬼”称之。“鬼”在汉语词义中有多重意思，其中之一是怪模怪样。基于这一思维，华人把白人也称为“白鬼”，因为白人深目高鼻、多须多毛、眼蓝发红，也属怪模怪样之类。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因为，如果说华人对黑人既害怕也有点瞧不起的话，那么华人绝对不敢瞧不起白人。但华人却也普遍都把白人称为白鬼。华人称黑人为 “黑鬼”的原因因时、因地、因人都不同。可以是瞧不起，可以是愤恨(尤其是被黑人抢劫、欺负过的华人)，可以是戏谑。但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故美国法律将“黑鬼”、“chink”这类称呼都列入种族歧视的字眼，予以禁止。

古代汉人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当有其缘由。“胡”字在汉语中有不讲道理的意思，组合出“胡来”、“胡干”、“胡搅蛮缠”等词汇。从匈奴开始北方各游牧民族就凭藉其悍战性不断无端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有什么道理可言，完全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说它是“胡来”已是很轻描淡写的了。故称之胡人有何不妥？游牧民族入寇烧杀掳掠对汉族民众造成那么惨痛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汉人称之为胡人竟然就罪莫大焉，要扣上“”的帽子批判之？真是岂有此理！每思至此，不禁悲愤莫名！更何况，汉人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是恐惧多于愤恨。后赵王石勒公然明定国人劫掠汉族士人免罚。同时又禁止汉人称游牧民族作胡人，违者重罚。一次，一个醉酒骑马者突闯入宫门，再飞驰而去。石勒见了大怒。责问门卫为何不阻止他。门卫惊惧，忘了石勒禁令，如实说，那是个喝醉了酒的胡人。俗话说，胡人难缠，我哪里阻止得了他。言毕，突记起石勒禁令，吓得跪地求饶。石勒反而笑道:胡人是难说话，免罪。名士樊坦被石勒任某地方官。有次他回京瑾见石勒。半路上被国人抢个精光。石勒见他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惊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樊坦答: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我这身衣服是临急找人借来的。石勒笑道:羯贼确实乱抢乱干。这样吧，我替他们赔给你。樊坦这才想起石勒禁令，惶恐不已叩首祈恕。石勒免之。石勒死后，比石勒凶恶百倍的石虎杀石勒子夺位。后赵汉人更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之中。强调大汉族主义主义存在的人们还会拿汉族士大夫阶级的“华夷之大防”之类来作为他们的论据。无庸讳言。汉族士大夫的这些论调当然不是民族和睦的言论，但它是否就等同大汉族主义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是对民族关系的一种分析、推论，并没有强调汉族优越于其他民族，因而也套不上大汉族主义的框子。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推导出“华夷之大防”系来源于惨痛的实际经验。开明汉族统治者和为之效力的士大夫阶级洞悉，对汉族百姓只要施以仁政，它是断断不会造反的。北方游牧民族则不然。你没撩拨它，甚至对它笑脸相迎，也没准什么时候它一样要突然入寇，烧杀掳掠。善待并无善报。而更为严重的是，当它的势力大到一定的程度，还会入主中原夺取皇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盖源于此，这难道不是对事实情况的总结吗？

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对民族关系的见解与典型论调大相径庭。究其缘由是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汉王朝击败匈奴用了两百年多的时间。唐王朝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节节取胜的唐王朝收编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队。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沿着历史的长河检视，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华夷一体”的美好图景终究被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如果把考察的范围再扩展一些还会有这样的发现。匈奴在公元一世纪未被东汉王朝彻底击败后，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入塞内附。至三国时期的216年，曹操把内附匈奴人分为五部，已粗入曹魏行政建制。匈奴呼韩邪贵族改汉姓“刘”。尽管匈奴已相当汉化，可是，五胡十六国大乱时，首先(304年)发难灭晋者还是匈奴贵族刘渊。然而再隔四百多年到了中唐的番将作乱时，就再也没有匈奴族的动静。这就是说匈奴族已彻底融合于汉族之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鲜卑族身上。据此，可以这样推论，北方游牧民族除非已彻底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否则，总较易对中原王朝产生离心行动。故此汉族士大夫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惧、警惕，但却不是诉求汉族凌驾少数民族之上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洙”的“。”笔者以为，即便是在中原王朝强势期，这里的“强汉”也系专指汉朝（国家），而非其他。

<strong>珍贵资料：    </strong>

千年一叹，痛谁知？

有大汉民族主义又怎样，大汉民族主义的建立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侵略他国

日本有大日本帝国，至今日本仍然是世界强国，科技，经济，军事都名列前茅，中国凭什么就没有大汉主义精神和铁血汉武精神激励子民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