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各地域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国学”
蔡德贵：您多次呼吁创立大国学，您在给袁行霈的信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国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您也曾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邀，为《中国通史》题词：“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您为什么要提倡“大国学”？
季羡林：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的范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
国学的发展不是封闭的，其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输出的，一个是进来的。敦煌学是进来的代表，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文化，都到过敦煌。佛教从国外进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敦煌学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的，也有其他文化的，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再往下就没了。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不是也算国学？当然算，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我说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我们国内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通过文化交流，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弘扬国学，绝不是复古。任何事情都是要前进的，国学也要前进，里边的精华要保留，也难免有一些糟粕，那就去掉。总之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外来的文化不断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这是不对的。
关于大国学内涵
蔡德贵：几十年来，您的研究涉及到国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早在1984年，您就应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在该院戏剧文学系作学术报告，虽然主题是着重介绍印度的戏剧文化，但在讲到中国的戏剧历史时，您提出特别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您还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荣满族学、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能否结合您的研究谈谈“大国学”的内涵？
季羡林：出版界过去出过的好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医学史著作，这个“中国”大都是汉族的，满族的东西沾一点边。这是不对的。我说脑袋里想着中国，就必须想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当然其中的汉族总体发展程度最高，其次就是满族。过去讲五族共和，满族在第二，是对的。满族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就是不缠脚，很了不起。过去写过不少文章，探讨缠脚的历史，也有歌颂小脚是莲花的，说潘妃“步步升莲花”，小脚不是莲花，小脚怎么能是莲花呢？踩在地上，怎么是莲花？讲潘妃“步步升莲花”，我就不赞成。满族很了不起，什么都学，就是不学缠脚。
关于满族学
季羡林：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 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邀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
关于蒙古学
季羡林：蒙古学是世界学说，是世界蒙古学。在汉满蒙回藏里边，蒙古学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显学。各国几乎都有蒙古学专家，到现在也是世界显学。原因也很简单，蒙古当时统治了半个世界。蒙古征服的地方很多，涉及的语言也很多。研究蒙古学的队伍，国内好像还没有，尤其是有成绩的，在世界上占有地位的，还没有。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两大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也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关于朝鲜学
季羡林：至于朝鲜学，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中国的朝鲜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向心力。在历史上，朝鲜半岛也出现过分分合合的局面，朝鲜族在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过贡献，唐代有很多高丽僧赴印度留学。他们一方面吸收中国佛学，另一方面又把佛教传入日本，后来他们又传入了宋明理学，并加以发扬光大。
蔡德贵：您曾为张至善、张铁伟翻译的阿里·阿克巴尔的 《中国纪行》写序，肯定“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穆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季羡林：我的朋友白寿彝，本人是回族。白寿彝当时雄心勃勃，有个计划，搞一个千万字的《中国通史》。 “回”泛指的就是穆斯林啦，信仰伊斯兰教的。它包括国内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阿拉伯国家对世界的文化交流啊，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这个糖。糖，英文不是sugar吗，都是从梵文来的。世界的糖史，就是糖的历史，有两本，一本是德国人写的，我借过；一本是用英文写的。德文写的那本啊，材料多，比较严谨。英文写的那本，很潦草，反正关于中国的那一部分，几乎全是错。杜环的《经行纪》，我用过。那时候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啊，文化几乎没有，尚武，打仗行。唐朝时代的呢，就是打仗打不过他们。
咱们研究西域啊，比较晚。这方面的书啊，只有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讲得多一点。那时候，长安那个地方啊，有点像后来的上海，各民族都有，当时当然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
关于藏学
蔡德贵：您一直支持对藏学做研究，您从1946年在北大创办东语系之后的第三年，就聘请于道泉到系任教。于道泉又和原来已经在东语系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创办了藏文专业，开始招生。第一次招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季羡林：我曾经在《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中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成为显学。欧、美、日本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对西藏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民俗、艺术等等，进行深入细致认真严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译文，原文已佚，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难以进行。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藏学的根源当然是中国西藏。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文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年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决不能执行鸵鸟政策，或者视而不见，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为我辈所不应取。论藏文使用水平，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但是论辅助条件，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外国藏学研究者又往往超过我们。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鹤鹳饮海，井蛙观天。这样是绝无进步可言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解，信息极不灵通，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杂志也十分不全。这是非常危险的，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进步的。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携手共进，取长补短，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密宗应该是藏学的重要内容。
藏学跟印度的关系更为密切。藏文使用的字母，是婆罗米字母演化的。婆罗米字母是和田那个地方使用的。藏文的字母就是从和田的婆罗米字母演变出来的。 “贝叶经”不是藏学，什么经都可以写，贝叶就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一种什么树，也不是叶子，一种树啊，大概底下有一块(可以当作“纸”)，当时没有纸，在上面写字，就叫贝叶经。贝叶经不一定都是佛教经典，因为当时的贝叶就是“纸”，写什么就是什么(其他经也可以写在贝叶上)。因为佛经东西多，所以大多数贝叶经都是佛教的经典，但是不能一听贝叶经，就以为是佛经，不一定。
关于敦煌学
蔡德贵：您在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的时候，“敦煌学”一条由您亲自执笔，可见您很重视敦煌学。
季羡林：“敦煌学”这个名词，是陈寅恪先生最先使用的，其涵义比较笼统，凡研究与古代敦煌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敦煌学”。特别是有名的莫高窟和19世纪初(或18世纪末，相差不过一年)发现的藏经洞，其中图籍琳琅满目，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 “敦煌学”之名因之日彰。至于“吐鲁番学”这个名词，始作俑者恐怕就是不佞自己，它泛指研究古代新疆文化的学问。因为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比较多，成果比较大，所以就以“吐鲁番学”概括全疆的研究工作。其中并没有多少玄妙之处。敦煌吐鲁番学具有六个方面的价值：第一，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第二，对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第三，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的价值；第四，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第五，对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第六，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
敦煌的意义啊，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世界文化是东西传递的，从东方传到西方，从西方传到中国，这中间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文化啊，无非两大重点，一个是中国文化，这个不用说了；另外一个是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世界别的地方没有产生这么重要的文化，而这个文化交流的通道，就是丝绸之路。敦煌的文书，除汉文写本外，?卢文、回鹘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1／6，可见敦煌是文化交流的集大成者。新疆地区更是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在这里广泛传播与交流，有汉文、梵文(古印度)、吐蕃文 (古藏文)、回鹘文 (古维吾尔文)、于阗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等。
龟兹学也包罗在国学的范围。龟兹本来就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处，自汉代以来设立的 “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相继设在龟兹。敦煌学自然也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此外，2005年在田阳举行第四次壮学学术研讨会，我曾发去贺信表示支持。
注释：此部分根据季羡林先生临终前的多次口述综合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