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迷信曾这样诞生

资先生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仪式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与资中筠先生面对面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与老人家相比，我们是多么的粗鄙。

已经习惯了与世沉浮，习惯了身上的尘埃，习惯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无语。因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它让人麻木，让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灵魂。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有如醍醐灌顶。不论岁月如何匆匆，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这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后退，总有人在坚守着文明。这，是怎样的一种温暖？让我们坚信：再遥远的长路，也将过去，再艰难的地峡，也将穿越，历史的大潮，终将奔流到海，一往无前。

所以等吧，我们等得起。

百年中国人的自强梦，百年的苦难与坚持，擎着启蒙这面旗，我们唯有顽强地走下去，才能不愧对前贤，不愧对他们的奋斗、思索与牺牲。

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没有沉沦。

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 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资中筠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