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度冲击茅奖终告圆满 莫言称宽容成自己最好评价

从10年前的《檀香刑》到今日的《蛙》，三届茅奖，莫言都有入围，却两次擦肩而过。

这位得奖后能让人们说出“是莫言需要‘茅奖’，还是‘茅奖’需要莫言”的人，用锋利的笔，书写下对生命和世界与众不同的洞察。

上周，在浙江参加由腾讯网主办的 “发现小说之旅”的莫言，说出了他对“茅奖”的重视、《蛙》的创作、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更有自己的变化。“宽容”这个词，成为了他今天对自己最好的评价。

在本周一的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说希望“10分钟就忘掉获奖这件事”，而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莫言的轻狂和自大，而是有着他对“茅奖”的另一种重视。而最近，莫言正在打算提笔写一部已构思五六年的话剧。

问：你在得奖之后说希望大家10分钟后就能忘掉得奖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莫言：这也是借用了韩少功的一句话。一次他获得了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别人采访他时，他就这样说的。但这并不代表我对“茅奖”的轻视，反而是一种重视，因为“茅奖”在中国目前的文学奖里面分量还是比较重的，是万众瞩目的，得奖之后就会有各种好评和赞誉，要是没有定力，就容易头脑发昏，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就想快点忘记这件事，让自己轻装上阵。

问：得奖会打乱你的创作计划吗？你对未来的写作有什么规划吗？

莫言：不会打乱，几天就过去了。下一部打算写我的第三部话剧。我的第一部话剧是《霸王别姬》，空军话剧团演过50场。我的第二部话剧是《我们的荆轲》，8月31日到9月25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上演。评价还挺好的，就激起了我再写一部话剧的兴趣。这个题材是我很多年前就打算写成话剧的，构思了五六年，讲了一个与爱情无关的当代故事，如果开始创作，20多天就可以写完。

问：以前你说过得了奖也不能说明写得比以前好，也不说明你比别的作家好。茅奖给你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莫言：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以前《檀香刑》和《四拾壹炮》都入围过，《蛙》写得更好吗？也不一定。得了茅奖给我带来了数百条祝贺短信，真正的意义就是：今后的作品，必须与这部得了奖的作品不一样。

问：从作品本身来说，你觉得《蛙》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莫言：《蛙》是一次“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验。自我批判是沿着自己30多年来的创作，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上世纪80年代，我个人对正面人物的报道形式不满意，必须要恢复文学的本来面貌。过去的现实主义是虚假的，是不现实的，真正的现实应该贴着人写。当时我提出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做好人来写。无论好人坏人，在笔下都是人，都要被赋予公正心和正直心。写《红高粱》，坏人身上的优点我们绝不回避，好人身上的缺点我们也毫不留情，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

经过几十年，光写他人还是不行的，要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不能老是批判别人、批判社会，把所有的罪推到别人身上，一直放大别人的缺点。其实，当我们骂别人时也在骂自己，别人身上的阴暗面，自己也具备，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到了一个向鲁迅学习的阶段：解剖自己，批判自己。

问：这种“把自己当罪人写”，在《蛙》中，你是如何实践的？

莫言：文中“蝌蚪”的原型就是我自己。蝌蚪这个人不能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受的教育、从事的工作，应该也可以划为广义的知识分子范围之内了。这一代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自私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通病，每个人都比小说中的蝌蚪好不到哪儿去。我对小说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对自己的剖析。我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里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阴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来。

问：你的作品中好像与爱情的关系总是有点远，有尝试的想法吗？

莫言：要写的话也是古典爱情，因为对现代的爱情不太了解，现代爱情肯定比我们那时候开放多了。不过爱情不管怎么千变万化，肯定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首先都是两情相悦、异性相吸、彼此欣赏，这种内核不变，但具体的内容是会不同的。但现在也不能完全说不变，因为现在爱情很复杂，比如同性恋，古代也有，被人们诟病，现在就变成了人们正常的权益。对我来说，自己可以不去这样做，但别人这样做，你也要尊重人家选择的权利，这也是年龄大的人的心态，越来越宽容了。

问：你原本以为《蛙》应该会有相对大一些的读者群，结果没有像《红高粱》或《檀香刑》那么脍炙人口……

莫言：我没什么遗憾，觉得我的书都得到了读者的正视。我觉得作家写书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可能你鼓足劲写的书无人问津，无意写出的书就洛阳纸贵。

作家应该坚守自己的写作理念，坚守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不能去迎合市场，更不能迎合读者。有很多人问过我：你写的时候不考虑读者？我也经常说一些假话，考虑啊，怎么不考虑。实际上进入一种创作状态，是不考虑读者的。谁去考虑读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最好的方式去呈现，这就对了。

后来我也明确地讲，我就这样写，哪怕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事实证明，你这样写了出版之后，有时候反而读者很多。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在当今世界小说写作和出版的领域里，确实存在着一种畅销小说的配方。尤其我们看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像《追风筝的人》，据说在西方销量是惊人的。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绩也是可观的。但这样的小说我认为不是好的文学作品，而是二流，明显是迎合西方出版界和读者兴趣。民族问题、种族问题，东西方矛盾问题……你分析一下，就发现它确实是严格按照畅销小说的游戏规则炮制的。

如果一本书出来，你认为是好东西，暂时没有那么多人理解他，也没有卖多少本，没有必要着急。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写出一本自己满意的书来，写出一本坚持了自我创作信仰的书来，应该比多得了10万、20万的版税更值得欣慰。

问：都说你经常帮助年轻作家，现在这些年轻的作家真的太难出来了吗？

莫言：我们那时候冒出来也不容易，甚至难度更大。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往刊物投稿，二是往出版社投稿。多数是往刊物投稿，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短篇的时代，每个编辑部、每个编辑的案头，每天都是高高一摞。从这么多稿件中被发现，非常不容易，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靠文学本身的品质出人头地。现在我觉得发表的平台门槛肯定比那会儿低多了，实在不行往网上贴。先在网上博得了很多读者的青睐，然后再被出版社、刊物拿过来包装出版。

不过，如果依靠写作去买房子，现在真的是很难的事。靠写作过上像郭敬明的生活，全国估计也就只有郭敬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