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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古韵（三）

已有 1173 次阅读 2016-1-1 07:39 | 芷江

寻找“偏沅巡抚”

随着主人转了伞巷几圈后，我已不知西东。不一会，我们就走到了湖南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吴和平指着学校说：“这就是偏沅巡抚衙门遗址。”经过与门卫交涉，我们顺利地进入了校区。校区不是很大，有两个大操场，四周围绕着高大的树，虽说是冬天，树叶还茂盛着。操场的中心有学生正在活动，有的在做操，有的在学表演。沿着跑道的边沿，再向右转一个湾，一块黑色的石碑便显现出来。碑是镶嵌在墙壁上，青石板镌刻的，标准的繁体楷体书写。碑名叫《湖南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缘起》，其内容大至是讲述湖南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的相关事。落款为：“校长桃源孟鼎鑑譔\ 教员沅陵杨以南书。中华民国十二年岁次癸亥七月立。”碑文最后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表述的：“本校校址为前明总督衙署后为偏沅巡抚建节处。”这充分证实了几件事，其一：明清确实是“偏沅巡抚”之设置；其二：芷江确系明清“偏沅巡抚”衙门所在地之一；其三：偏沅巡抚衙署之遗址就是在芷江现在的湖南芷江民族师范学校校区内。

我对“偏沅巡抚”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兴趣，完全是由于这个偏沅巡抚与我的家乡施秉有关。偏沅巡抚中的“偏沅”，是偏桥和沅州两地的合称。偏桥，也就是如今的贵州省施秉县城关，其名始于元代。偏桥，原指架设于河岸的简陋小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崿路中断四五丈，中以木为偏桥，劣得通行。”贵州省施秉城关，在元代和明代称“偏桥”。据有关文物专家考证称，施秉县城附近的潕阳河上有古栈道，栈道一端插入岩壁，外部悬空，所以叫偏桥。沅州，在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宋代设置，元朝升为路，明朝时先改为府后降为州，清乾隆元年（1736）又升为府。偏桥与沅州同时与苗区错杂，“夫楚南密迩荒服，故设偏沅巡抚，挈一州一卫，以命幕府重其地也”。该辖域的行政、军事管理机构以“偏沅”命名，表明“在明清时期，该地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

根据1997年版的《施秉县志》记载：“偏沅巡抚，偏桥历来为楚滇黔的交通要道，是战略重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广总兵陈璘驻镇偏桥卫后，为提拨地方军务兼督理粮饷，同年即设置偏沅巡抚。二十八年（1600年）一月，朝庭委都察院右佥御史江铎为首任巡抚，先以偏桥为巡抚地，后有战事即驻偏桥，无战事则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顺治元年（1645）复置。之后，清康熙初分湖广置湖南省，三年（1646）闰六月移偏沅巡抚驻地于长沙府（即湖南长沙）。雍正二年（1724）改为湖南巡抚，偏沅之名遂废。”从这则资料记载，我确实也才知道，“偏沅巡抚”原来就在施秉和芷江之间，而且所在时间前后达125年之久。《明史（中）》（第75 页）载：“巡抚貴州兼督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軍务一员。正统十四年，以苗乱置总督，镇守貴州、湖北、川东等处。景泰元年，另設貴州巡抚。成化八年罢。十一年復设。正德二年又罢。五年又復设。嘉靖四十二年，裁革总督，令巡抚兼理湖北、川东等处提督軍务。”“巡抚偏沅地方贊理軍務一員。萬曆二十七年，以征播暫設，尋罷。天啟二年後，或置或罷。崇禎二年定設。”巡抚之设是根据地方的不同，设置的目的也有异，如巡抚貴州“以苗亂置”。巡抚天津“以倭陷朝鮮暫設”。巡抚安廬以“軍务”。巡抚偏沅“以征播”。

偏沅巡抚，在万历二十七年初设时，因“以征播暂设”。《明史》之“李化龙传”又曰：万历二十七年讨杨应龙，“帝以楚地辽阔，又擢江铎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湖广设偏沅巡抚自铎始也。”《神宗实录》卷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乙亥（1600年3月15日）：“以川、黔用兵，偏沅添设巡抚，上用江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十月壬辰，兵部复湘、桂会剿皮林叛苗，宜令抚臣江铎暂驻偏、沅进剿。”……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为什么要设“偏沅巡抚”，首任巡抚是谁，以及设偏沅巡抚之迄始设时间。

《国榷》载：“崇祯十年七月己巳（1637年8月22日），陈睿谟为右副都御史，提督偏沅军务，巡抚湖南、湖北”。据勒润成先生考证：初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估计应含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四川夔州府东部地区，四川酉阳宣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湖广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卫司，靖州直隶州及贵州东部地区，并推测贵州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亦属偏沅巡抚管辖，这就不仅仅“挈一州一卫”了。

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1664年4月7日），清廷对两湖的行政辖境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州、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辖”，并“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依照自然地理形势划分后的两湖行政辖境，使偏沅巡抚辖有湖广行省的南境，洞庭湖以西以南和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有机的行政整体。之后，朝廷命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偏沅巡抚随即自沅州移驻长沙，事在周召南任内。雍正二年（1724），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偏沅改为湖南，事在魏廷珍任内，“偏沅巡抚”之名遂废。

据有关资料载：偏沅巡抚是由一个叫萧重望人最早提出来的，萧重望，字剑斗，明朝贵州思南府（今贵州思南县）人。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举人，次年成进士。初任河南阌乡县知县，调祥符行取，再拜云南道监察御史。告养归，服除起官，进都察院佥都御史，不竟其用，卒于官，时人深感惋惜。萧重望操行严正，学问高深，在河南作官时，多有政绩。任御史时，曾四次奉命巡视，上疏奏章数十起，所言皆是国家要事。告养归时，仍疏安边五事：请置偏沅巡抚，复云贵总督，设思南府同知、建印江县学，增置安化县等。偏沅巡抚就是这萧重望建议设置的。

文庙有沈从文先生题写的墓志铭

到了芷江，芷江文庙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因为那里有大文豪沈从文题写的墓志铭。还说那里还发现了“凤龙图”。芷江文庙位于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小北街，它与芷江第一中学相临。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午间，正是芷江一中学生放学的时候。单车、人流混成一片，十分拥挤。寺外有櫺星门，之后是大成门。里面有大院，正面是大成殿，配有耳房几栋，亦即崇圣祠、东西殿、钟亭、鼓亭等建筑。其中以大成殿最为雄伟，殿为重檐歇山顶，木构架为抬梁穿斗式结构。屋顶黄色琉璃瓦，上下檐间置五层如意斗拱。

最为奇特的是这里的浮雕，这里不是说它的工艺怎么样，而是蕞尔之地的芷江，何以有“凤上龙下”的浮雕，这很明显是违反常规的。据介绍，芷江文庙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原位于沅州府衙门前东侧学宫坪处，清同治二年(1862)知府张长樾、知县李惟丙以府文庙所处卑微迁建现址。须弥座后两侧的石柱还镌刻有“知沅州府事张樾敬立、知芷江县事李惟丙敬立”等字。

据清《大清会典》载，几礼祭，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天马等等。其排列的寓意：龙，象征帝王，皇帝称为真龙天子，龙是皇权神圣的象征。凤，是龙的伴侣，是祥瑞的象征，当然也有至高无尚的地位，“明君在位，有凤来仪”，处在从属之位。所以凡宫殿、庙宇、其墓园等雕刻均是龙在上，凤在下。芷江档案局局长刘楚才对文庙的雕刻有研究，他说，芷江文庙建修年代，为清朝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时任沅州知府张樾和芷江知县李惟丙，决定将府学文庙和县学文庙合并重修，以顺应慈禧太后执掌朝纲、号令天下的潮流，于是也在才有这“凤在上龙在下”的雕塑。我们不知道是当时的“政策”“号令”必须，还是知府、知县为官就是一群“马屁精”。

大成殿右侧有一座“鼓亭”，亭内置有皮鼓，满面的灰尘。亭子的吊窗之下挂着腊肉，和衣物。有点让人不可理喻，因为庙宇是洁净之地，那里也挂着腊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亵渎。好在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话又说回来，既然是“文庙”供奉孔子的，这孔子爱吃肉，最大证据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其潜台词是：孔老夫子也是爱吃肉一族，因为困难才没有肉食的。由此我想，这不算亵渎。

沈从文所题写的墓志碑就放在这亭子的内侧，碑名叫“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里面的内容不清楚，见落款有“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旦。”潭阳即今芷江，渭阳即今凤凰，沈岳焕乃沈从文原名。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邓其鉴写的，沈从文“书丹”、“篆额”。 “书丹”是碑刻术语。即刻石(又包括碑，摩崖，造像，墓志等类型)必须经过的三道工序之一:撰文，书丹，勒石。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篆额”也是碑刻术语。汉代以后的各种碑刻之上端，称碑头或碑额，因碑额上所题字多用篆书，遂称“篆额”。

据后来查索资料才知，沈从文所题写的墓志碑其实是一块关于警察局长“剿匪”并付出生命代价的褒德碑。话说：民初芷江匪患甚重，经熊希龄（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推荐，黔阳人段治贤出任芷江县警备队长。段治贤上任后，不畏土匪势力嚣张猖獗，屡屡率众清乡缉匪。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正月二十五日，段治贤率队清剿巨匪途经杨公庙时，突遭百余匪众伏击。经一番激战，警备队伤亡大半，子弹耗尽，段治贤抽出佩刀与匪徒奋力搏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也就是在这一年，沈从文母亲变卖了凤凰城中的家产，举家投奔时任芷江警察局长的沈从文五舅，并为沈从文在警察局谋得了一份文书兼税警的差事。警察局有位名叫邓其鉴的师爷，对沈从文极为赏识，热心向其传授书法，讲授书法名家名帖，使沈从文很快成为芷江城里名噪一时的“青年书法家”。师爷邓其鉴也就是“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撰写者。他把文稿写好后，力荐由沈从文“书丹”，就是这一书写，为后人留下了这方最早的沈从文先生墨迹。据说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人们把碑文拓片送到北京，这位文学大师还激动得老泪纵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