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的日子真是难熬,我说“七月流火”了,可偏有书说:“火,星名,即心宿。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那肯定不合百姓之“义”, 酷暑难耐,烈日如火,不“流火”才怪。不过,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又哪里去找到夏日的景致呢。
又是继和老兄,这家伙说是个摄士,可从来没见到他拍的片子在哪里。不过此君很热爱,什么好地方他都访问过,比如说这高坳,就是他提出的。他说那里的秋天白果树黄得灿烂,是个拍摄的好去处。呵!真会逗——秋天的景,叫我夏天去拍。也罢,如此既往。
因为要调查困难学生家庭情况,我们从西北,向北,再转向东,又折南,走了大半个施秉才到我们要去的高坳。施秉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平均海拔都是在一千米之上,有人戏称这里是施秉的西藏。崎岖蜿蜒的公路穿梭于高原的林间,远处悠云飘飘。时而蓝天白,时而云暗天灰。你不能怀疑这里的空气质量,这是绝顶的好空气。你没有必要関闭车窗,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这山间的负氧离子,保头脑清新,呼吸舒畅和爽快。也才能聆听土地的气息,感受和煦的阳光。路,是乡村公路,可这路面是水泥硬化了的,你不必为前方的路担忧。
从走马坪南行数公里,“高坳到了!”继和先生说。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到过高坳,那时因为天太干旱,我随老干部们来这里搞“生产自救”的。那时因为土地刚下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要想在村里开会必须晚上才能进行。因为是晚上去的,对于高坳我的印象不深,只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群树环抱的村落,十几户人家,灯光暗暗的,没有丝毫生气,以至于我们还用手电筒作笔记。
村子就是在一个山窝里,北高南低,村舍环山点状聚落,坐西向东,自上而下,木屋瓦顶。一条入村公路,自上蜿蜒而下。此行让我惊叹不已,特别是村子周围那葱葱郁郁的古树竹园。如果从远处看,你可能找不到村落来,因为她隐藏得太深了。大树的树种很多,榉木、楠木、香樟、紫荆、银杏……都是些名贵树种。虽然是高原,芭蕉也长得很茂盛,把屋前屋后都挤得透不过气来。一个老头赶着一头笨拙的老牛叭答叭答的从树林的角落处走来,拖着半车的薪柴。我问:老人家,这么老了还砍柴?老人回答:年轻人都出去了,我不砍就没有烧的。再询问方知,这老人不仅仅是砍柴,他还种有十几亩的烤烟,这些薪柴就是拿来烤烟叶的。这时,我也才知道,这里是施秉的烤烟基地乡,烟叶的质量上乘,卖价很好,凡没有出去的农户都还有种烟的习惯。村子里走一转,你总感觉到这里每家的门口都坐着一个或老人,没有小孩,也没有年轻人。小孩们读书去了,年轻人打工去了,自然只有老人了。
一棵大银杏树下木房外,一个老人正在磨鎌刀,见我们到来十分好奇,问:你们是来照相的吧,要照相最好是秋天来,每年的秋天都有很多照相的人来我们这里。我回答:是的。从老人的问话我才得知,这个小小的村落其实并不寂寞,每到秋天,好色之徒们总会光临这山间,让这寂寞的山寨带来了几分的生气和快慰。我的好友磨贵宾就是这里的常客,他总能将这处山水,用手中的相机介绍出去,让这远离闹市的小村子“名声在外”了。这里的银杏树确实很多,几十棵环绕村间,一旦进入秋令时节,村子便满地黄金。银杏树的叶子很特别,呈扇形,叶缘是波伏线,美学家分析说,银杏叶缘流畅的波伏线和叶脉的辐状放射线,都是美学上的优美线条。置身其间,真有“无痕风过抚绿叶,天香薰成黄金色;美仑美奂饱眼福,犹胜风花与雪月!”之感。人们光临这里,就想看着那一抹抹靓丽的黄色。可怜我等来的不是季节。
我们是沿着村子的小巷道自下而上行走的,一向好奇的我,总希望能在这边寨找到一点历史的文化沉迹。作为一名草根学者,这是必须要做的。随路抬升,石级显现,又现大屋基礎,我想这里一定有我要找的东西。突然一处修繕得很好的古墓呈现眼前,走近一看,原是鹰赠处士郎李世治之墓。林深,看不清楚碑立于何时。按照清朝的规定,处士本指未仕或不愿出仕的士人,专指有才德之人。
再上行走,我们见一古木屋,四大间,即三间主房加一个龙敖。这种房子在我们民间是最常见的建筑。可基坎确砌得很好,全用石条砌成。院子也用石条镶嵌,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殷实家庭。有半截房间已塌陷,瓦片失落一地。而这里面也还住着一户人家,不过这住的人不是原来的房主,据说房主已去了北京。再问也便没有了下文。既然是老宅,想必定有来头,只是我们无法掌握罢了。拍摄间,我突然发现院前有两个石头大碑。仔细瞧瞧,原来是个石围子。石围子又叫举人碑或进士碑,我在考察明清建筑时曾经已发现过这样的石碑。
这石碑左右各一对,经目测,这碑高1.8米,宽1.2米,每方两块,有柱脚。各由三块青石合成。上有方孔,下有圆孔。据说这是用来固定彩旗。每方石闱子上分刻左右两行字,分别为:“明进士学儒正堂”、“丙戌进士”、“李大铭笪(疑为监)立”……。我不知道这位进士是谁,从文字上我不知道是明代进士或是清代的进士。我查找自明代以来,“丙戌进士”共有八次“丙戌进士”,而又有“明进士学儒正堂”之字,或是我无知,所以不知这“进士”是哪朝哪代。
从我个人的角度分析,我倒认为应为清代。清代贵州有几个姓李的进士,他们分别为李朝仪(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光绪十二年丙戌科(1886),李端榘,贵州贵筑,二甲41名。李钖龄,贵州贵阳,二甲70名,李树誉,贵州遵义,三甲145名。面问及这个进士从哪里考去时,都说是贵阳考去的。那么贵阳只有李朝仪的儿子李端榘。
李朝仪,字藻舟,清朝贵州贵阳人。他是著名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叔父。他治家甚严,对于子侄中,独爱李端棻,视为已出,待之甚厚。李端棻受其影响,立身行事,一如朝仪,后任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维新派大臣。女儿李惠仙嫁给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志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李朝仪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病逝于任上。历官三十七年,勤政爱民,始终一致,有古循吏风。长子李端榘(1853——?)字子方,号少舟,又号心壶,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陕西宝鸡知县,工书法;三子李端棨,字子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广东廉州知府。其弟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幼岁而孤,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清史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又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授礼部尚书。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死后葬于永乐乡。
由此看来,不仅李朝仪是施秉人,其子李端榘,李端棻都是施秉人,或原藉至少是施秉。不过这进士“李大铭”是李端榘吗?待考了。反正进士碑在那里,乡人都说是从贵阳考出去的,并去了京城当官。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偏桥古镇
贵州省施秉县苗学研究会 吴安明(紫夏)
邮编:wam520sb @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