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诊征文]神经科误诊糖尿病，老父亲三进鬼门关

九、三次病危后的三次告状一、向院领导告状三次昏迷、三次病危、三次抢救后，神经内科医生还是不分析原因，还是无知得近乎残忍。在3月1日左右，即用六粒速尿片来排尿（2月20日开始）、再用脂肪乳剂等来救治（2月25日开始）、再导致血糖升高时（即第三次病危后的一个月），神经内科主任对继母说：“我们对你们用药已经很小心了。这几天血糖有点高，一餐吃半颗达美康吧。”（三次病危后，大概神经内科主任还是没有看达美康说明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继母终于拒绝：“我们不要再吃达美康了。”那时我与继母都知道了达美康药会让我父亲昏睡不醒、神智不清。我父母念她有老交情，三年来在她那里共七次门诊。但她对我父亲却如此绝情——经历了一个月的昏睡、两次病危共十多天的禁食，父亲凭他原本良好的身体素质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1月25日，他捱过了噩梦般的一星期，终于从阎王殿里逃了出来。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刚把父亲诊断为全身器官衰竭，叫我们作好“死”的思想准备，在重症病房饿了一星期，医生就把父亲当作一个正常人了。当继母问神经内科主任可以吃哪些食物时，她回答：“什么都可以吃。腹水多，吃得干一点。”我想：既是老人，又是病人，何况十来天没有吃过东西，吃干的肠胃肯定不适应，再说喉咙里还插过管子，应该先吃点稀的吧。于是，我连忙说：“刚才重症病房时还在禁食，医生说连水都不能喝。”她勃然大怒：“那你们去问重症病房的医生吧，不要来问我。”我那时对她并无敌意，因为我还没有明白父亲前两次病危的原因。但那一刻我脑子里情不自禁地冒出了一个词语：恼羞成怒。好像我父亲从重症病房活着出来，证明没有全身器官衰竭，对她是迎头一击。总之，她那突然翻脸的神情，连刚从重症病房出来的父亲也看得出来。我父亲胆怯地问我继母：“裘医师不高兴了吗？”继母安慰我父亲：“裘医师没有不高兴，她怎么会不高兴呢？”当时她在邻床，离得并不远，想必听得见，她当时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有老交情的熟人都这样……还有，二月十日左右，离我父亲重症病房出来不到二十天，离第三次病危抢救不到十天，在父亲身体极其虚弱、神智尚未恢复，监视器、导尿管、氧气罩都还无法脱离、腹水大量的情况下，竟然以“病房环境差、病人易感染”为由动员我们出院——让你死到家里去。实在太无情、太残忍！从1月10日左右开始，我明白了治疗糖尿病应该在五楼，到3月10日左右两个月间，我一直想把父亲转到五楼，但因为继母反对而没有坚决去做。当然对自己能否做成这件事也没有把握。最终促使我下决心转楼，是因为我对速尿片的干扰，得罪了主管医生。大约3月10日，当他来查房时，我再次要求，速尿片少一点，安体舒通片多一点。我说：“中医院的医生说，速尿片会让钾元素流失，还会使血糖升高。”（其实，跟在他后面的实习医生那里我也咨询过，不便把她说出来而已。）这时，他竟然站在我父亲枕边说：“你们到中医院去吧，我们正要赶你们走！”3月14日上午，我联系好了五楼。晚上，我托朋友给张院长打了电话。3月15日上午，张院长通知七楼开出会诊单。下午，五楼送回会诊单，不接。傍晚，我去病房，继母与小嫂非常生气，责备我得罪了七楼医生，从而将得罪整个人民医院的医生，以后没有人会给我们看病。逆来忍受、苛且偷生，是中国老百姓传统的生存原则。父亲也在床上叹息：“你不要去告状，不要得罪七楼医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工作了四十年的老干部呢。我欲哭无泪；但我不能半途而废。于是，有了我在3月16日向院长提出强烈要求转楼的第一封信。3月17日，医生对我父母说：“限期出院，这是最后三天给你们挂盐水。”傍晚，我去病房，父亲神情黯然，仰天长叹：“听天由命。”于是，有了我在3月18日写给院长的第二封信《救救我的父亲》。我知道院长本人看不到，所以干脆标明“公开信”。并把准备了近20天的材料《医生草率用药病人几度遭殃》也大胆地拿了出来。院长办公室人员叫来了医教科人员。医教科人员说：“姚老师，你放心，在氧气停不掉时，医院不可能驱逐病人。”二、向市卫生局告状3月20日，医教科安排了神经内科主任与我对话。她已看了我的材料，知道我已明白了胰岛素针、达美康药是我父亲第二次病危和第三次病危的直接原因，但她也知道我还没有书面证据。于是，她竭力否认，甚至把第三次病危（低血糖昏迷）的责任归咎到我兄长看护、没有给父亲吃饭造成。我说，不管子女是否孝顺，都会给他吃饭；是我父亲一直昏睡，自己不会吃饭。你们应该知道这一情况。（又是谁让我父亲一直昏睡？？？）………………科主任最后慷慨陈词：“姚老师，你对你父亲最尽心、最细心，我们医生、护士都看到，但你写这份材料太自以为是了。你父亲毛病这么严重，我们把他抢救了过来，我们还以为你会拿锦旗送给我们，想不到你竟然写了这么一份告状的材料。”我到今天还弄不清她那天的答复是无知还是无耻。朋友，你想像一下，我父亲被送到重症病房那几天所经受的煎熬：身体上的摧残——嘴里插着管子无法说话、手脚绑着不能动弹；精神上的恐惧——苏醒后发现独自一人躺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没有亲人陪伴，并日夜担心饿死。我保存下来的13张纸条中，有五张写着“要求进食，快救我的命”；有一张写着：“给我10天时间”。因为他没有被镇静剂“冬眠”起来，停了降血糖药后，神智很清爽，所以他的痛苦应该是其他真正全身器官衰竭的人的无数倍。而出来后神经内科医生又立即让他服用毒药般的达美康药——对于格列齐特过敏者、严重的肝脏或肾功能不全者以及每天饮食无规律的病人禁用的药——即使活人也会睡成死人，何况是一个已被折腾成两次病危、一个月来没有正常进食、第一次病危肠胃出血禁食和第二次病危重症病房插管共十多天滴水未进、营养极其不良且肝硬化、肝腹水已很严重的急需要营养补充的病人？？？你们怎么能够这么残忍？你们怎么能够麻木不仁？你们怎么还能够厚颜无耻！！！接下去是医教科楼医师的态度：“姚老师，我以朋友的身份劝你，对人要宽容。”我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医生多一分责任性，让广大的病人少受罪，让无数的家属少流泪。”几天后，医教科魏医师答复：“医院领导调查过了，医生无医疗过错。”还说：“像你们学校那样，100分的学生可以毕业，60分的学生也可以毕业，我们医院没有疗养条件，你父亲可以出院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们了。”那几天，神经内科医生天天驱逐我父亲。在软硬兼施下，就有了继母瞒着我父亲写给医生的责备小女、感谢医生、现在是自愿出院这样的一封信，即卫生局领导对我说的感谢信。我随即写了《滴血的亲情》一文，因友人的劝阻，没有在网上发表。但必要时，我会给卫生局领导看到。我还要告诉他们：绍兴、杭州、厦门、北京，有我的老师、外甥女、学生在奔走呼告，在支持我讨回公道。3月23日晚上，一位朋友向我提供了一份资料，有降血糖药物的种类、副作用等，我明白了第一次病危也是胰岛素针、达美康药、拜糖平药引起肠胃功能紊乱、导致严重呕吐腹泻所致。3月25日晚上，我修改了告状材料后，向市长办公室、浙江省卫生厅、范大姐帮忙、小强热线等五处发出了我的材料。几天后，带着这份资料，我又去咨询一位文学知识、医学知识都非常丰富且在学生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师。他分析了我父亲的病例及用药情况后，肯定一点：用药确实过分了。但认为凭着“促胰岛素分泌剂类药物口服降糖药主要副作用”中写的“特别是老年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和有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患者，应慎用或不用”这一点似乎证据不足，因“慎用或不用”，不排除可以“小心地用”。如果是“禁用”，那么就依据充足了。第二天，我又去一家小医院，咨询一位老医生，他刚好对糖尿病知识比较专业。他肯定了我材料中的分析，并让我看了达美康说明书，我看到了“禁忌”的内容。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似的兴奋，心中的阴霾也逐渐消失，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于是，在3月30日上午，我在告状材料中增加了达美康说明书及下面一段内容后，我迈向了嵊州卫生局的大门：从我父亲入院八天，因一针两药（当时还不知道二甲双胍是降血糖药）、三管齐下导致严重腹泻、呕吐并发出“病危”，足可证明我父亲对格列齐特过敏；从一月四日夜醒来开始说肚子疼，外科医生来会诊初步判断肝脏出了问题，到十日诊断出肝硬化、腹水大量，足以证明病人严重肝脏不好应禁忌。还有一种可能是本来没有肝硬化、腹水，是被医生滥用药物后产生的后遗症。总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医生滥用药物，医生自己也心知肚明，但院方拿专家认定来为患者方设置障碍。我相信广大群众不一定迷信个别专家，他们更相信药物说明书中的普通常识，它比几位专家的认定更权威、更公开、更透明。如果院方不通情达理，结局是两败俱伤。不得已时，我会在网上公布这些材料，到时广大的市民也会明察秋毫，两医生会名声狼藉，医院也跟着遭殃。三、向省卫生厅告状3月30日傍晚，我又走进了人民医院黄书记的办公室，我请求他看一下我的材料，我说：“你看完后会同情我父亲。”他还没有看完，神情就变得严肃起来，同时打电话叫医教科人员过来。楼医师过来了。黄书记说：“转到四楼。”（因为我提出了转到四楼的要求。）楼医师搂着我肩膀说：“我们现在就去转楼。”我感到很突然。我说：“我得跟我父亲先讲一下。再说现在快下班了，明天上午吧，我刚好是双休日。”第二天上午，我去医教科。楼医师的态度与昨天判若两人。她一个接一个地给别人打电话，把我冷在一边。这时，神经内科主任进来了，手里拿的是我昨天给黄书记的那份材料。她俩心照不宣，还给了楼医师后，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原来她们又通了气，并把我材料中的内容透露给她知道。）昨天热情洋溢的楼医师，今天变得冷若冰霜。我一人去了四楼。可想而知，转入四楼又没有成功。直至4月13日，在卫生局领导的帮助下，我父亲终于转入了五楼。4月15日上午，我在家里写好了给媒体的公开信《十万巨款可能换来肝癌》、给省卫生厅的公开信《三次病危原因必须查清》后，打电话去问保姆。保姆告诉我：医院还是建议我父亲在4月23日前出院，理由是医保四个月到期。于是，我一边把《医生草率用药病人几度遭殃》等五篇文章发往浙江省卫生厅，同时杭州的外甥女打印出来后，再专程送到省卫生厅；一边在江南论谈上以《哀父亲》为题陆续公布我的材料。4月16日上午，我去医教科，把这信息传递给他们，阻止他们驱逐我父亲。同时，我文理学院的老师在绍兴、外甥女在杭州、厦大的学生在厦门、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四处开花，希望会有结果。从2月1日低血糖昏迷、第三次病危抢救时停了降血糖药后一直到今天，三个多月来我父亲没有再使用任何降血糖药物。因为，他血糖偏高本来只有几个月。（今天我还听说有假性糖尿病）现在，我父亲虽住在五楼，但只要我一提告状的事，他就担心五楼医生也不给他治疗。他被七楼医生逼怕了，精神上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可怜的父亲，被神经内科医生折腾得死去活来，一个月内三次昏死、三次病危、三次抢救，花去医疗费十万，身体上、精神上都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最后一步，我还要让医保单位也知道，毕竟他们花了八万多。有医疗保险的老同志，你们还敢去浙江省嵊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吗？   2007年5月4—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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