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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维权路,跨出了第一步我父亲2006年12月24日因“上呼吸道感染”入院,急诊室把我们安排在神经内科。因神经内科医生误诊误治,滥用药物,尤其是滥用降糖药,一月内发生三次病危,导致多脏器(心、脑、肝、肾、肺)衰竭。为转科室治疗,我努力了一个月,先后向市卫生局投诉、向省卫生厅反映,终于在4月13日转到内分泌和消化内科。小病入院的父亲几度在死亡线上挣扎,在病床上囚禁了八个月。最后一二个月,父亲能坐在轮椅上,保姆把他推到走廊的窗口,父亲独自一人凭窗远眺。傍晚我去医院,走出电梯口,远远看见父亲独坐窗前倚栏远眺的这一幕,我就会泪水溢满眼眶。长长的走廊,我一步一步挨近父亲身边,我的心情似翻江倒海:有父亲曾经莫名其妙被送到“阎王殿”差点被埋葬的悲伤;有父亲顽强地躲过一次次劫难、终于死里逃生的欣慰;有父亲因恐惧医生再次停止治疗而反对我告状的苦闷;有对肇事医生有恃无恐、不但毫无歉意反而放肆谩骂的愤怒……小病入院的父亲三次病危、三次抢救,大量药物的输入,腹部一直膨隆,腹水经久不退。8月9日B超检查,仍然是“肝硬化、腹水大量”。对病床生涯已经厌倦、对生命不再渴望的父亲,8月18日抱病出院。我当时忧心忡忡,担心父亲由肝腹水发展为肝昏迷,由急性肾衰竭发展为尿毒症。没有想到的是,出院后父亲的腹水从9月份的大量、到10月份的少量、到11月份竟然消除了。8月中旬,我在官司竞标里先后发出《医生草率用药病人几度遭殃》、《寻找懂医的律师,为我父亲讨回公道》。8月27日,我复印、封存了病历。8月下旬、9月上旬,我在网上联系了杭州的一位医疗律师。起初他不肯看我的文章,后来记者牵了线,他欣然同意。但看了两篇后,又不愿再看了。他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是制造皮鞋的,不是修皮鞋的。我说:我明白了,你不看文章,要看病历。他回复:是有偿审理病历,收费2千;如果看了后发现赔偿价值不大,不接案子。如果接案,代理费2万以上。9月下旬、10月上旬,我又联系了绍兴的一位医疗律师。10月13日,我带着病历去绍兴。他看了后对我说:“你是朋友介绍来的,我也把你当朋友看待(即不收看病历费)。医生确实有过错,但医保12万已经报销,赔偿不是很大。而告到法院后必须经历医学会鉴定,再司法鉴定等。要花费一二年的时间,你会弄得精疲力竭。我劝你不必告状了。”我说:“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医保支付了12万,但农民怎么办?你不告状,我不告状,大家都不告状,那医生不是更加乱来了吗?”但他不想接,我也没办法。8月份、9月份,邮箱里、手机里先后收到了十多位律师的来函、来电,但因为我先后与杭州律师、绍兴律师在联系而婉言谢绝。接下去一段时间内,不再听到其他律师的召唤。正在我犹豫、彷徨——即要告状还是不告状,请律师还是不请律师,请本地律师还是请外地律师之际,上海的医疗律师向我发来了短讯。我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我的精神立即振作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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