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石文琼（侗族）

大家好象不是关心我们侗族的人大代表，而是关心整个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起点很高呀。

浙江省义乌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近来成为“两会”前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她自费8000元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征求议案，倾听民声的做法，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此外，她还出资建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聘请5位专家作为智囊，帮自己出谋划策，征集民意。　　在她之后，人们听到和看到更多的人大代表通过类似的方式征求意见，形成了媒体所称的“周晓光现象”。有媒体认为，“周晓光现象”是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凸显民主思维的好办法”。　　可以说，“周晓光现象”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一起，成为2004年春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相得益彰的事情。　　笔者也为周晓光们喝彩，首先为他们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喝彩。　　周晓光虽然是2003年才当上人大代表，距今不过只有一年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但是，周早在1998年就当选义乌市人大代表，2000年当选金华市人大代表，应该说在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管是收集民情，体察民意，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议案，都是老马识途，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可周晓光为什么在今年全国人大召开之前，自费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公开征集议案呢？周的回答是：“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只熟悉商业、企业，但义乌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我来代表，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议案就缺少深度和广度。”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周不愧是尽职尽责的人大代表。　　笔者为周晓光喝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她为了解民意，不惜自掏腰包。周晓光之所以能通过电视广告征集议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她作为民营企业家，有能力自掏腰包。此外，周晓光为了弥补自己精力、经验的不足，还出资50万作为自己“人大代表联系点办公室”的运行费用，并聘请了几位专家提供帮助。　　像周晓光这样的代表为了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付出了这么大的心力乃至财力，那么其他代表怎样获得真实的情况呢？在目前，人大代表可通过集体专题调研等方式联系群众，了解情况。这种方式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其运作也有时间、经费等相关条件的保障。但个别进行则会有一些问题。南京三乐集团电子研究所设计师汪春耘，也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她认为自己是南京市最基层的代表。今年，她想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建议，但让她尴尬的是，要提出这方面的建议，需要的是广泛的调研，可她却几乎没有机会去和其他工厂或是公司的职工接触。　　“周晓光现象”可喜之处就在于，人大代表越来越注意与其所代表的区域和人群展开有意义的互动，只是，周晓光的作为在某些方面难以复制和推广。人大代表的调研活动需要经费的支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实际的情况是，人大代表要进行独立的调研，很难从体制内的渠道获得经费支持。当汪春耘，而不是周晓光，想要从事独立的调研时，由于不可能像周那样自掏腰包，她最好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这不是汪春耘的责任。当一个人大代表为了公益而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却需要自己解决经费时，一定是难以持续的。如果一种模式能让汪春耘这样最基层的代表都能自如地进行调研时，它便是可以推广的。　　因此，从周晓光们的“别出心裁”和汪春耘的“尴尬”中，我们也看到了现有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改进和完善的必要性。在人大会议上，汪春耘当然可以表达观点和利益，但由于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最根本的是没有经费的支撑，难以完成深入的调研，便没有充分的论据，进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论证，也就难以去完成一个完整的意见表达链条。　　根本的问题在于完善人大代表与群众的沟通机制。目前可行的办法是，逐步推广人大代表专职化，至少给这些人大代表配备个人助理，并从体制内解决这部分代表的活动经费，使之更好地行使代表的职责，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是的，她不是很漂亮，也没有打扮得花枝招展，她明白，她是一名人大代表，是为人民代言的，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不是选美。但她是我侗国佬心目中的美女。周晓光聘请了多位老同志专门成立了一个人大代表联系点。东阳市和平经济合作社70岁的农民陈景阳，拿着有关村官腐败及保障失土农民权益的建议书走访联系点。月30日《江南时报》消息，春节期间，义乌市电视台播出一条广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某饰品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向群众征询全国人大议案。此举在群众中反响强烈。　　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向人民群众征集议案，用周晓光本人的话说“是受到香港一位议员的启发”。她父亲很支持她：“人民选你当代表，你就应为人民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