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敏文先生在干什么？——和农民朋友聊聊

“侗人文化家园”确实占用了一块农田（约2.5亩，是我们花钱由当地政府出面向当地农民征用的），这也是我感到不安的一件事。为了弥补占用耕地带来的损失，我们采取了以下补救措施：1、用水泥柱做支撑，把房子建在水上，房子下面可以养鱼养鸭。今后一旦缺少粮食，没有饭吃，立即拆除房子，将其恢复成农田。2、目前还没建房子的地方，大部分用于糯稻种植实验，小部分用于蔬菜种植实验，因为岩洞人没有种菜的传统习惯。我们的稻、鱼、鸭共生实验和从美国引进的蔬菜品种，就是在这块稻田和菜地里进行种植实验的。3、为了不让“肥水流进外人田”，我下了一道“死命令”——“侗人文化家园”必须由当地农民包工承建，尽管质量不如外面的承包商，但当地农民有了收益，并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对此，我的家人很有意见，但终究还是服从了。4、眼下，“侗人文化家园”经营状况不是十分理想，主要是受到当地交通制约，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黎平机场通航和岩洞油路修通之后，或许会有所改善。但无论如何，“侗人文化家园”已经开始发挥它的作用：国内外的学术考察人员，基本都在这里吃住，省、州、县的领导到岩洞视察工作，也基本都住在这里。当地农民练唱大歌或排练节目，大多也在这里进行。当地农民的手工艺品，大多也在这里成交。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大多也从这里发布（因为家园内有电脑，能上网）。当然，“侗人文化家园”还未能给当地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我们将继续努力。”我现在怀着很感动的心情，想要和我们的农民朋友聊聊，邓敏文先生在干什么？在我聊这个话题时，我想向大家先交代一下，我不认识邓先生，虽然，我在侗人网上与邓先生“混得很熟”，可至今我两依然未见过面，相约也有几次，然而到底因为双方各忙各的事，所以总没有相聚一谈。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要消除大家的误会，别以为我是与邓先生有什么特殊关系，所以站在这里为他说话。黔东南的朋友不太认识我，黔西南不一样，当地领导大多会说我是个“捣乱分子”，为什么？因为我总爱为农民上诉，小个子一个，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农民做叫化，所以，无论哪级官员，要是他们对农民的合法权益不以予公正保护，只要农民找到我。嘿嘿，一个字：上。我不会计较得罪官员的后果，大不了，还是一个字：死。因为这一性格，使得那边很多官人，谈起我就有恨。一些私营工程，因为农民找到我而停工，扯皮。这可不是和大家吹牛，那边州政府的红头文件被我推翻过两次，甚至徐天奎专案组在我眼皮底下对我的调查，也没有吓倒我，倒是我喝酒醉了，领导找我谈话我也懒得起床，朋友们想，谁喝醉了喜欢起床呢？我是彝族，彝族是典型的南蛮子，我就是南蛮子一个，天大的理我说不来，小道理我明白一个，那就是：“民以食为天。”要是官府只知道侵占农民土地，剥夺农民生存的基础搞什么建设，结果只能是：农民造反，国家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56年国庆大庆的时候，别人写颂歌，我写不习惯颂歌，就为中国二十五史写悼歌，为腐败者写警歌。我知道，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农民的理，才是这个国家天大的理，中国农民的合法权益，才是这个国家天大的权益，在这样一个农民集体中，出现了陈胜、吴广，刘邦。绿林、赤眉，张角、张梁、张宝，翟让，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毛泽东等等一系列改朝换代的人物。他们或使一代王朝灭亡，或者赶走中外反动派而使国家民族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厥功甚伟，都是农民。所以，任何强大的王朝，甚至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日本侵略军，如果与中国农民为敌，结局就只有灭亡或失败。这就是咱中国农民的血性了，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农民不亡，中国就不会亡。二战时期，满清皇帝溥仪做了日本人的儿皇帝，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做了日本人的儿总统，但我们中国农民没答应，就把他们搞垮了。满清在列强面前胆战心惊又怎么样？出了个洪秀全，出了个孙中山，外敌家敌一块杀，怕谁了？强有力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民，只有农民，才是中国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共产党搞革命，口号是无产阶级，成分却是农民阶级。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实际就是农民党。”这话不错，我们的党不会以为别人这样称呼她就是贬低她。农民怎么了？尤其是中国农民，五千年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明，给谁丢脸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机会为中国农民做事时，一句话：上。再有一句话：死也不后悔。以上这几句话，算个开场白，下面，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请大家认真注意一下，邓敏文先生做了什么。邓敏文先生做了什么呢？一句话可以摆明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出生于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的侗族学者邓敏文先生倾尽一生积蓄在其出生地黎平县岩洞镇创办了“侗人文化家园”。这样一件事，在中国同类事例中，可能要算是比较寒酸的，因为。终生执教为业的邓先生，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富翁，倾尽一生积蓄也不过二十万元左右而已。这样一项工程，比诸当今许多动辄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大工程，实在不值一提。然而我却要说，邓敏文先生无意中给中国目前相对混乱的开发征地问题找到了一条与民共赢，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好路子。这里，请大家注意我刚才说过的话，我是个“捣乱分子”，黔西南州那边的一些私营工程，遇我而停，但我却也干过一件事，就是与我们村民委员会领导一起号召大家扩通了一条宽六米、长三公里多的公路，沿路农户发扬风格，对我这个穷鬼格外照顾，一分钱的土地赔偿款都没要。我估计我的成功在于我没有欺骗过人。我参与捐款，只是为了乡亲们好拉东西，好赶场，于是他们再不计较个人损失，对我说：“嘿嘿，我家土地着老火了点，不过着就着，你们想的，是我们后代儿孙的幸福，同意了！”有人给我算帐说：“你们２０多万平米的土地，可折合四十亩左右，按每亩一万五千元计，你自己算吧，农民给了你多大的人情？”我吃惊，我真的值不了这六十多万元，可是我的乡亲们的子孙，是无价之宝。我说的这件小事，与邓先生相比，更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修那条路，我只捐了四百元，当时我身上没有钱，就借了四百元捐上。这远远比不上邓先生的２０万左右。说风格，我也比不上邓先生，他那么大把年纪了，京城里有好单位蹲着，有好住房住着，有成器的儿孙绕膝，我要像他，有这二十万元，我就全部送给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图他们个欢天喜地孝孝顺顺，然后邀几个老友，填填词，赋赋诗，打打牌，下下棋，吃不愁，穿不忧，衣服脏了，当然也不用自己洗，全家人和和顺顺就做个清闲老人算了，谁还愿意到那油路不通的岩洞去搞什么“侗族文化家园”，百岁人生瞬间过，难道一大把年纪，还图能活三百岁？或者，是希望儿子儿媳妇回岩洞定居？邓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干了这件事。我不能不钦佩他的风格。前面我说过：“邓敏文先生无意中给中国目前相对混乱的开发征地问题找到了一条与民共赢，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好路子。”这是我要在这里说的主题。下面让我们分几点来谈谈这个问题。一、邓敏文先生征地用地，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承诺：“用水泥柱做支撑，把房子建在水上，房子下面可以养鱼养鸭。今后一旦缺少粮食，没有饭吃，立即拆除房子，将其恢复成农田。”这就是说，只要“侗人文化家园”在，就有被征地农民的口粮在。这是彻底屏弃１5世纪到19世纪欧洲式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表现，是一项中国学者才具有的良知工程。为了让农民朋友们了解什么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我在这里有必要结合实际解释一下：圈地运动是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世纪的圈地运动中世纪的欧洲，在西起英格兰，东至乌拉尔山,南迄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北至丹麦和瑞典南部的广大平原上，大体都盛行敞地制。敞地制起源于农村公社的土地形式。每年收割后，庄园主和教堂的条田、农民的份地都按惯例撤除各自设置的篱笆、栅栏等物，敞开作为公共牧场。敞地以外的公有地名为庄园主所有，实属农民共有。田地的分散给农民的耕种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在12世纪中叶，英国就有人将分散在各片大田的条形地通过交换而合并起来。这种趋势在盛行敞地制的各国都是共同的，只有先后之别。13世纪，英国庄园主根据《默顿法令》，圈占公有地以至份地。在14、15世纪农奴制解体过程中，圈地现象愈演愈烈。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圈地运动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在宗教改革中，国王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或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他们变成新贵族，也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根据1630年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莱斯特郡在两年内圈地10万英亩，约占该郡土地2％。大部圈占地变成牧场。主要的圈占者是乡绅。1485～1550年他们在莱斯特郡圈地的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60％。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T.莫尔在《乌托邦》(1516)中，辛辣地指责这是“羊吃人”。圈地运动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今天，这种圈地运动在中国的一些糊涂官员和不法商人那里有抬头趋势。网上就不断出现〈安徽灵璧县出现“人吃人”的圈地运动〉、〈从“羊吃人”到“煤吃人”——“以煤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等等这样的论题，就是从客观事实上说明。中国有人在搞“圈地运动”，而且程度已到“吃人的地步”。要我们贵州的老百姓讲，讲法就会更多，根子依然是“人吃人”，症结就在土地征用上。现在到处都在搞小水电站，搞煤窑，搞黄金，搞各种资源和能源的开发，搞市场、房地产的开发，这些，大多是牺牲贫困农民的生存资源土地为前提的。这已经是一个十分严峻而突出的社会矛盾。中共中央在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任之后，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亲民和谐的政府和和谐社会。可惜的是，这一号召，并未引起一些仍然在与民争利的地方官员和不法奸商的注意。一些地方仍然是官商同谋，共同损害百姓利益。我举个例子，比如贵州一些地方的小水电站开发，实行的是这样一种模式，私人投资将水电站建起来后，就买给当地电力部门（实际也就是卖给国家了），开发者开发之初，是通过政府官员压制农民强征土地用于开发的，而最终承担矛盾的主体，就是政府，开发者大赚一笔钱就匆忙走人或者升官了事。官员们一种可恶的态度是：国家是国家，又不是自家，国家的事，搞好搞坏有中央撑着，自己能捞一笔就捞一笔，想法躲过去就没事。人民群众在这样的官员控制下，大多是冤鬼，而政府呢？国家呢？当然就是冤大头，人民利益受损害，是找不到他们的，只能找政府，地方政府不可信，找中央，中央解决不过来，退还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能拖则拖，拖过一桩算一桩，拖不过，责任官员干脆携巨款外逃，矛盾留给中央和地方，这样一来，国家不是冤大头还是什么呢？孟夫子说过：“天时比不上地利，地利比不上人和。”15世纪到19世纪欧洲式的圈地运动能使欧洲称霸世界，那是因为人家得天时，所以最终有机会出来称霸，现在，在五百年后，中国人才来圈地，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了，那就休想称霸，搞不好反被外人利用，使百姓和政府为敌，导致国家覆亡。前苏联就是例子。欧洲资产阶级转嫁社会矛盾的方法是殖民运动，那场圈地运动的历史注脚，就是征服全世界的殖民罪恶。那场征服世界的殖民战争，面对的是原始的冷兵器世界。所以，殖民者的枪炮很快就打赢了所有的对手，这样便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欧洲资本主义避免了被本国农民颠覆的危险。五百年后的中国，还想圈地？大量的失业农民如何安置？难道我们的官员，也准备带着我们农民殖民去？我怕他龟儿子还出不了国门，早就在别人的打击之中了，那么，回过头来，向因失去土地而铤而走险的农民道歉？陈胜吴广一直到毛泽东，都没有因为道歉而放弃仇恨的先例呢！所以，圈地运动，在中国行不通。邓敏文先生不是将农民赶出土地，而是保证了在所征土地内进行稻作文化实验，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帮助当地农民学习种植蔬菜，确保农民养鱼养鸭以及农产品，手工艺品交换流通等有益举措，被征地农民要真没饭吃，就拆房，恢复农田。这样一种与农民利益共存亡的承诺，我是第一次见到，我很感动，如果征用农民土地者都能像邓先生那样，我们的建设就能进入良性循环，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征用农民土地的矛盾就可以化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我给邓先生投赞成票了。二、邓先生的承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发展和征地其实不相矛盾，关键是如何与民共赢。时下，中国农民对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的征地建设现象的意见特别大，我也是意见特别大。农民没土地就没饭吃，我呢，害怕农民当叫化社会就不安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他们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要管闲事，那你去问共产党，别问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三年，有一个叫徐天奎的小毛孩被他的母亲生在了这个国家，那时，日本人刚被从中国赶走不久，印度却在同年侵入中国，毛泽东被迫着准备打仗。当徐天奎这毛孩子进入学堂时，共产党教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爱国。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共产党还在强调爱国，所以，我管闲事，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与我无关，与我母亲也无关。据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而我能自觉感受的，还只有二十多年，我二十岁前没有什么判断力，就连美丽的女同学要和我谈恋爱我也觉得受了她的侮辱，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实在是傻蛋一个。二十五岁那年我开始追求女孩，也依然像个二杆分子，所以，你要那样一个我去感受什么文明，简直就是做梦。又据说，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有过上百年的屈辱史，我不知道，我爷爷也没对我说，爷爷对我的最大的贡献，是教会我吸烟。而共产党却把这一切告诉我，说：日本人的罪，有南京大屠杀可见证，八国联军的罪，有圆明园可见证。我于是以为那是真的。后来到了南京和北京，一看果然是真的。所以我信了共产党。那么，对不起，爱国，成了我的一种责任，我就要管闲事了。除非哪一天，我也像我的爱管闲事的父亲一样，死了，被后人用土埋掉了，原子弹扔到他的坟上，他也浑然不觉了，这样，就可以不管闲事了。中国农民爱中国，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耕耘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养育着这个民族的高层精英，让他们去构思国家大事，狗日的倒好，不去为农民谋福回报农民的耕耘养活之恩，反而打起损害农民利益以肥私的小算盘来了。这不祸国殃民才有鬼叫。不要以为我的”狗日的“这句话是骂共产党，我是骂那些损害农民利益的人，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中的陈希同、成克杰这样一些人，他们有什么罪，我不知道，只有共产党知道，共产党把他们关了，毙了，所以可以证明有罪。农民的利益不能损害，可有人偏要损害，有这样一个官员，在农民要求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时，他竟然喝得醉醺醺的，要对农民耍横，农民声音大一点，他就骂：“你狗日的敢造反，国家有原子弹，像你这种狗日的一颗原子弹可以报销几百万个，你敢违抗政府？”这位酒鬼大爷，就是我们基层政府某些干部的形象。中国人喜欢喝酒，喝酒醉了耍酒疯，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事，一句劝人忍耐酒醉者的话是这样说的：“你如果有肚量，就不要和酒疯子见较。”酒受人欢迎，能喝酒的人，可以当大官，因为领导需要这样的人在酒场上把门。农民遇到这种人，自知有理说不清。，只好走人。那些被威胁的农民找到我，说：“我们的国家毒得很呢，说不定哪天真会拿原子蛋搞我们农民一火呀，一死就是几百万个啊！”我问他这是谁说的话，他说是当官的。他不敢上法庭作证，说：“老子们有理，也搞不过人家有权，算球。”说到这里，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了，我们建起高楼大厦，却失去人民的支持，谁来为我们永远保护那些房子呢？1939年，中国南京是国都，老少爷们被日本人杀地好惨，太太小姐们就比男人还要惨。奇怪啊！毛泽东的延安，日本人就打不进去。彭德怀搞个百团大战，竟然把大日本皇军打得威风扫地，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一个小小的放牛娃王二小，竟然不惜幼小的生命，敢为保护共产党八路军跟大日本皇军斗法，这怕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历史原因之所在。而我们今天的酒官员喝醉了，农民的要求听不进去，还搞核恫吓，可以啊！他那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是一下子可以搞死几百万个农民，比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还痛快和高尚啊，日本人屠杀时，还强奸，所以他*的猪狗不如，我们的这位酒官，管你是男是女，一下子都交给原子弹了，不曾侮辱女人，能不高尚吗？这样的人为什么能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嘛，理由：他能喝酒。以上我说的。可能是我们的一些不法干部做出的让人心痛的事了。其危险性不容忽视，谁要忽视，他的好日子就不会长了。邓敏文先生不同，他的四条承诺，条条公诸于众，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突出位置上，接受着当事人和非当事人的监督，这样的良心工程，不能少，只能多些。我是不反对征地发展的，但应是国家、商人，民众公赢，别太照顾少数人利益。凡有投资，民利为本，再思其余。这样的政府，才会是人民永远拥护的政府，这样的官员，也就不会辱没党和人民以及祖宗了。（未完待续）<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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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成绩是显著的，但同时伴生的危机也是深重的。中国人不是没有富裕过，有历史资料显示，满清的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民国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5%，也就是四分之一。但是，由于封建主义思想的落后，100多年后，这些财富，连同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占、分裂和租借的）只好用来作为被侵略战争的赔款了。   由于国家富裕，清政府的官员的日子也显得十分好过，民间至今还流传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见当官就是可以谋大利益。所以在清朝，买官卖官之风盛行。遗憾的是，我们改革开放后，也是开始买官卖官了。有人说，农民是蛮子。毛泽东是湖南蛮子，湖南蛮子性子辣，对腐败者，杀无赦。共产党的官，在那时只能清廉。不清廉不行，因为从战场是走过来的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再从满清的教训中告诫自己。不能腐败，腐败就要亡国，满清就是例子。毛泽东太善于打仗，打蒋介石，打日本，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印度，都是战无不胜。打苏联，一点也不犯怵。硬把珍宝岛牢牢控制住，全世界的人都怕毛泽东，不怕不行， 就算红军时期，他是被蒋介石赶着跑，但抗战时期，当日本人赶着蒋介石跑的时候，毛泽东却是深入敌后，赶着日本人跑，攻守之势，与蒋介石相反。解放战争就他妈的牛皮了，美国支持蒋介石，苏联对毛的势力不信任，毛泽东也在战争之初承认自己处于弱势，就跑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可是历史的结果，就是出人意料，短短的三年间，毛泽东就打败了蒋介石，打跨蒋军807万，这真了不起，一年搞掉人家军队二百多万，蒋介石他妈的不算强敌，毛泽东却更有显示自己能力的机会，于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开火了。打日本，毛泽东的好样的，可是斩获不多。麻雀战，游击战，偶尔碰硬搞了个百团大战，但还是不多，在朝鲜就不一样了，一战，二战连五战，就搞了五次战役，联合国军扛不住了， 就谈判了，而毛只是将他的十大元帅当中最耿直的彭德怀派上了战场，要是遇上诡计元帅林彪，善于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元帅徐向前，等等等等，我就怕老美会赔得更大。毛泽东没有什么强大的经济基础，他所有的，是中国工农尤其是那些分到了土地的农民的支持。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个个都牛得很，美国的机关枪、大炮、烈火，他们都敢用血肉之躯去顶，遇上这样有数亿之众的农家子弟，列强的军人不管多摩登，也只好丢尸弃甲落败。毛泽东和日本人打，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总还不至于就是世界第一条好汉，历史就给他机会，最后，他和苏联也打上了。乖乖，珍宝岛小试牛刀。苏联老大哥就不愿进来了。这个湖南蛮子，出身农家的人民领袖靠谁呢？工农，主要成分是农民。  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农民更穷，但农民不叫穷。农民饿饭，死了很多人，毛泽东跟着惩罚自己， 也饿饭半年。农民笑，毛泽东笑；农民愁，毛泽东愁；毛泽东非常不幸，他的共和国，是建立在满清废墟上的，满清因富裕而失国，于是他想：人只有“越穷越革命。”这是个错误的论调，人心还是思富的呀！所以，改革开放一来，有人富了，就开始否认毛泽东了。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工农，可是，改革昏头的时候。陈希同当大官了，成克杰也当大官了。他们不再亲近工农，而是搞腐败了。农民有意见，他们甚至不允许提意见。好在共产党除掉了他们，然而这还不够，只要当官的还有投机思想，农民就会仍然受损害。三农问题就会越演越烈，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穷人还会起来革命。有人在作收入核算，以为现在的农民没有毛泽东时代穷，错了！这个时代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这个时代社会给农民造成负债的速度快！说得牛皮一点，这个时代的农民收入，是毛泽东时代的十倍吧？十倍！是中国人最自豪的说法了。但是，这个时代的农民付出，可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五十倍，五十倍！不夸张吧？农民兄弟自己会算这个账。这个帐算下来，就难怪有三农问题了，也难怪农民越来越“离心离德”了。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就是每一项事关农民土地的投资，先把农民的利益考虑充分再去干。我们一直强调土地是国家的。但农民更是国家的！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苏战争、中印战争，农民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前线挨枪打，为的就是保护国家的土地。为的就是共产党愿意把土地分给农民，这在农民那里， 就是个吃饭问题、生存问题。如今我们的许多基层干部，都是刚刚长大的小毛孩，一旦当了点小官，就可以以国家的借口来强夺农民的用无数代先人的血汗换来的土地了？这是什么道理？  邓敏文先生建了个“侗人文化家园”，却一直没有忽视土地的利用，没有忽视农民的利益，被征地的农民要是没饭吃，邓先生就拆房子。这句话，不是任何人都敢说出口的。只有真正打算与农民共赢的邓先生才敢说。 四、邓敏文先生在举步唯艰中与民共赢的思路。是一条创业的正确路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明显富了，但是富裕并不一定是 好事。为什么呢？因为13亿纳税人的钱，被控制在少数具有特权的官员手里。他们会乱挥霍、乱投资。公款吃喝被喝止了许多年，总没有喝止住。投资不可少，可是钱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用了不心疼，这投资的信度也就成了问题啦！50万干得好的工程，搞500万预算，完全是铺张浪费。没有一点惜财爱国之心，贵州出了个交通厅长叫卢万里。手有特权。就贪污了那么多。他怎么能贪污那么多呢？责任在政府。政府的投资预算太夸张，不切实，所以给了他机会。 这是谁之过错呢？政府的过错。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只大耗子。最终败坏了自己的形象。据说，卢万里被枪毙了，枪毙有什么用？成克杰不是也枪毙了吗？一样没有用。这两个挨毙了，只不过是提醒别人要小心些，不要太张扬，以免又挨枪毙而已。清政府也是杀了和绅，那是满门抄斩吧？没用！毛泽东严了一点，也穷了一点。大家很留恋他，很敬佩他。关键就在于他能与民众同甘共苦。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国家力图对人民真正负责的表现。可是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外国那时在封锁我们，我们有个苏联老大哥，靠不住。朝鲜、越南是小兄弟，需要我们输血，国家没有对外贸易的窗口。精明如周恩来，却自豪地讲过一句错话：“我们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这不好，这只能证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没开通。我们不稀罕借别人的钱。别人也不稀罕借我们的钱。一句话，大家都不愿互相做生意，也就谈不上矛盾和友好了。  这种没有外来市场的思路是错的。却比养卢万里、成克杰、和绅好！卢万里、成克杰、和绅他们是会激起民变的祸害，应该杀，但杀了，却在社会上投下一条沉重的阴影。所以，最聪明的办法不是杀这样的人，而是杜绝有这样的人，要杜绝有这样的人，就要避免公款报销和政府盲目投资。朱镕基反对重复建设，可是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反对无效。你是总理又怎么样？人们只认利，不畏权。弄急了，人家就拖着票子跑到国外。跟美国一起来反对中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  中国古代的管仲，是个十分有农民气息的思想家。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看来他很会做菜，好菜是让人吃了爽口。治国就像炒菜，让人有口皆碑， 就是治国的成功。这位先生很绝，就靠这样一种农民思想，让风雨飘摇的齐国称霸了。当今中国能称霸吗？不能！毛泽东浴血而出，打赢了他一生中所有的敌人，也一再告诉我们，“不称霸。”其实，是中国不能称霸。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死于战场及战争灾害者，数不清，说有亿数之众也不为过。我们穷，虽然百姓与我们一条心，但是还是不能称霸。现在，我们富了，农民 在找我们扯皮，更不能称霸。真理和谬误，就是只有一小步之遥，我们只能呼唤统一，台湾能过来，我们可以舒一口气，但不是扬眉吐气。我们还得准备承受被侵略，共产党的法宝，在于为农工谋福利，可是，前些年我们错了，错在放手养了一批腐败分子去损人利己为他们谋私利了，我们气愤不过，关了他们一些人，也杀了他们一些人，没用。  所以，胡锦涛、温家宝他们提出了亲民和谐的口号，要建立和谐社会，朱镕基的养廉没养好，时下有人有意见，而我们的和谐社会呢？任务艰巨，不容乐观。和谐的法则，在于共赢，共赢必须思想端正，与人同利，不要与人争利。前些年。我们鼓励竞争，中国农民与谁争呢？与农民争，把自己越争越穷，与工人争，工人下岗了不少，与国外争，农民被关在自己的土地上，不种地不行，种地也不行，哪里是人家的竞争对手？中国人与谁争？大多只好自己人与自己人争。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政策放宽了，农民能吃饱饭了，于是，官员们就错误以为，农民可以成为聚财对象了。各种税、各种费、教育高收费等等接踵而至，几下子就把农民压扁了。于是，胡锦涛、温家宝只好痛下决心，减免农业税，但是，万万不该在这个时候，以强征农民土地以肥私商来损害农民利益，可我们许多地方官员，却在这么做，存心与谁作对呀？与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农民？中央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官员们有票子，就还想有车子、房子，有儿子、孙子，有妻子，就还想养婊子，这样，他们停止得了对金钱的追求吗？有农民说：“不减我们的税，只是不征我们的地，行吗？”不行。有幸被征地的农民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被征地，所以不行。只能对征地的农民依法进行保障。如何保障？保障一个农民一生的生存，只要一个官员不养一个婊子就够了。全国官员不多买房子，不多捞票子，不再养婊子，这样，全国的工人、农民就可以得到保障了。我要指出：不是当官的在保护人民利益，而是在保护我们的国家。这对人民并不是绝对利益，对当官的却最实惠。  邓敏文先生这样与民共赢的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B]以下是引用[I]陆似[/I]在2005-10-22 21:35:35的发言：[/B]我现在怀着很感动的心情，想要和我们的农民朋友聊聊，邓敏文先生在干什么？

[B]以下是引用[I]敏文[/I]在2005-10-22 21:52:35的发言：[/B][BR]？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再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想把你的话题改一个字——邓敏文先生干什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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