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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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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527171 发表于 2009-9-21 13:30:3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民族研究视野的再拓展<O></O>——写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再版之际<O></O>本刊记者 牛志男<O></O>这是一次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族调查,一个时间最长的整理出版工程,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纪录,一份珍贵的民族研究资料。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国家民委主持领导和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大型综合丛书,它是专门介绍和论述关于民族多种学科的科学著作。自1958年开始至1991年,历时30多年基本出版发行完毕,包括《中国少数民族》(1册)、《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7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5册)、《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0册)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148册),累计401册,涉及全国19个省、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上千人参与,总字数超过1亿字。其篇幅之巨、字数之多、资料之全为研究和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所仅有,在世界多民族国家中所罕见,它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在世界民族研究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O>    </O>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当年参加过这套丛书编写的专家已不在世了,本刊刊登的这些珍贵的史料将永远留住他们的身影,也永远留下我们对他们的深切怀念!<O>    </O>历史的要求和未来的选择<O>    </O>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有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为其一。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民族问题大型综合性丛书,它涉及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经济、民族文学、宗教、医药、体育、音乐、舞蹈、绘画等多种学科,是民族问题的权威著作和百科全书。它的公开出版发行,向世人昭示中国政府对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贡献大小都是一律平等对待,它是党在民族文化建设上竖立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民族学发展史中的一大奇观。<O>    </O>既然《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在中国民族学乃至世界民族学的意义非同寻常,那么,它受到相应的尊重原是理所当然。但不然。直至4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也许知道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但对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却知之甚少。同样令人吃惊的是,长期以来,这套丛书的印数极少,在社会上很少能见到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图书。面对当前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新变化,重新认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显得紧迫而重要。<O>    </O:P>2005年7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在出版多年后,又迎来了一次修订再版的好契机。<O:P>    </O:P>引子<O:P>    </O:P>2003年9月1日,民族出版社将一份重修、再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设想和方案上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该设想和方案介绍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历史背景和编辑出版过程,论述了五种丛书的需求现状和重修、再版的必要性,并提出具体方案。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对此很重视,随即召集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分析研究,并于2005年2月制定出“关于修订、再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总体方案”。3月31日,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关于修订、再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总体方案的请示》。7月21日,国家民委在京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O:P>    </O:P>《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再版项目的酝酿和实施,是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少数民族的现状和发展,但它的历史基础和参照对象却依托于20世纪50年代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有些调查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展的)。毫无疑问,这三次调查的成果不仅对党和国家把握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实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各项民族政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以十分珍贵的资料和规模庞大的著述,促进了中国民族各学科的发展,滋养了中国民族研究的后继者。事实上,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视野正是在这些大规模的系统调查过程中展开的。<O:P></O:P>民族识别调查:<O:P>    </O:P>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次具体实践<O:P>    </O:P>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民族发展振兴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民族研究工作,早在建党初期就开始注意研究国内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新中国的建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了条件,但须在弄清全国的民族构成后方能着手。<O:P>    </O:P>1953年,民族识别提到民族工作的日程上来。在这一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纷纷提出确认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全国共有400多个。中央政府当然不能直接根据自报的族称来决定他们是不是一个民族,而必须对这些自报的族称逐一进行识别。<O:P>    </O:P>民族识别调查从1953年中央民委派调查组进行畲民识别以来,到1987年2月10日国家民委以“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已基本完成”答《民族团结》记者问为止,其间经过了30多年时间。根据老一辈民族工作者黄光学、施联朱等同志对民族识别工作的回忆,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大体概括为4个阶段:即从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为发端阶段,从自报的400多种民族名称中确认了39个民族成分;1954~1964年为高潮阶段,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并将74种不同称谓的少数民族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当中;1965~1978年为受干扰阶段,除确认西藏的珞巴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以及在贵州进行了一些民族识别的调研工作外,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民族识别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78~1990年为恢复阶段,除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是恢复、更改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O:P>    </O:P>建国初期开始的民族识别调查,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第一次具体实践,也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识别工作。它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标准,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是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基础性工程。<O:P></O:P><div id=[/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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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ley1696 发表于 2009-9-21 16:06:54 | 只看该作者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O>    </O>民族语文工作的“黄金时代”<O>    </O>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几乎世人皆知。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种民族语言?每一种民族语言是否都有相应的文字?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恐怕了解得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初,这些问题也是困扰民族语文工作者的难题。<O>    </O>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史上民族压迫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许多民族长期以来没有代表本族语言的文字,丰富的语言资源只保存在少数民族人民大众的记忆和口语里。即便那些已有文字的民族如傣族、景颇族等,也只有少数人懂,大多数群众仍然是文盲。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民族语文工作者的实地挖掘,忠实记录,才有可能把它们保存下来并作研究,也才能真正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O>    </O>在建国以来绵绵相继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过程中,上世纪50年代被誉为是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语文工作的“黄金时代”。之所以会获得如此美誉,许多人自然会想到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因为那是有史以来发生在中国民族语言领域的最大规模的调查。其实,人们不应忘记的还应该有1950~1954年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O>    </O>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0年便展开了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活动,并一直持续到1954年。这一年,罗常培、傅懋  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是四年多来这一调查所取得的最重大和最权威的阶段性成果,它成为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谱系分类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纲领性文献。<O>    </O>1955年12月6~15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决定组织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调查。1956年春,中央民委、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共组织700多人,分成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等省区,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普查,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语言领域最大规模的调查。<O>    </O>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虽仅有两年多时间,但卓有成效。这次调查不仅大体弄清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使国家解决我国民族语文问题“心中有数”,而且为一些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改进了文字,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少数民族的称赞。此外,这次调查还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原始资料,使后来几十年间无论什么样的研究者在深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时,都离不开当年那些用最粗糙的纸张和最简陋的排版方式印刷出来的调查材料。<O></O:P>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O:P>    </O:P>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调查<O:P>    </O:P>在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的同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拉开了序幕。此次调查参与人数之多、调查地域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是空前的,它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族学界最突出、最辉煌的成果之一。<O:P>    </O:P>社会需要是开展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先决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革,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因地因族制宜进行,急需有新的较为详细的调查资料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社会将会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搜集即将散失的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资料,成为民族学家当时最紧迫的任务。鉴于这种形势,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必须抓紧时机对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以便抢救民族落后地区的宝贵资料。<O:P>    </O:P>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开始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最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象选择为蒙古、藏、维吾尔、僮(壮)、苗、傣、彝、黎、景颇、佧佤(瓦)等20个少数民族。因为这些民族被认为恰好代表了我国少数民族所处的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农奴社会和地主经济。但到了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调查采取了遍地开花的办法,对所有尚未调查过的民族进行全面调查,不派调查组的各省由各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调查和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可以说,此次调查范围覆盖全国和所有少数民族。<O:P>    </O:P>面对如此大范围的调查,中国民族学界的主要力量几乎全部投入到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之中。当时,来自中国科学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民族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民委等单位的200多人参加了调查,后来增加到600多人,最多时曾达到1000人,其中包括地方派出参加调查组的人员和协助调查组工作的地方干部。老一辈民族学家费孝通、吴泽霖、翁独健、冯家升、岑家梧、夏康农、李有义、谷苞、秋浦等都参与或领导了调查组工作。<O:P>    </O:P>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总体上来说,到1964年基本告一段落。据不完全统计,调查中记录的各种资料多达340多种,2900多万字,整理的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有100多种,1500多万字。除此之外,还拍摄了反映17个民族的有关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的科学记录片16部、相关图片103本,搜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物。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为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实施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全面、准确的参考依据;为民族科学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并充实了祖国传统文化宝库的珍贵遗产。此外,通过这次大调查还培养了一批民族学工作者,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民族工作战线的骨干。<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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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4611 发表于 2009-9-21 18:43:14 | 只看该作者
从“民族问题三套丛书”<O>    </O>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O>    </O>提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计划,实际上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保留的大量珍贵资料有关。1958年,参加社会历史调查的民族研究工作者,根据中国科学院1956~196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开始投入三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编写。原本是在社会历史调查结束之后,再用3年时间进行讨论和写作。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指示在1959年国庆节前编辑出版,为国庆10周年献礼。到1964年,共完成初稿57种,以及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由于“文革”的干扰,这一工作被迫停顿下来。<O>    </O>1978年,刚刚恢复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实现民族工作的重点转移,把一个恢弘的计划提了出来: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并将此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新时期由国家民委所提出的五种丛书计划,是对因“文革”而搁置的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继续和充实、提高、发展。为了更好地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全国设了400多个编写组,1000多人参加,由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组织编写,32家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编辑出版。到1991年10月,五套丛书共出版338种401册,总字数超过1亿字。<O>    </O>《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在民族地区引起了普遍关注。许多少数民族百姓得知党中央为自己民族编写了丛书,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时,五种丛书在海外也引起了广泛影响,每完成发行一本,都会引起海外的密切关注。《朝鲜族简史》、《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概况》出版后,美国、加拿大、朝鲜、韩国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来函盛赞;《哈萨克族简史》出版后,德国慕尼黑电台以连播的形式分13次播出;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者读到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后,组织成立了云南民族研究会;法国一家研究中心见到云南的《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到云南实地调查;《中国少数民族》也已被译成5种文字,在海外广泛传播。<O></O>反思:经验与教训同在<O>    </O>建国初的民族调查研究能取得史无前例的成绩,得益于许多好的做法。例如,调查是由中央机构组织的,凭借国家的力量组建调查团和访问团,这种组织形式便于直接调动各方面力量,协调行动,并提供了资金、时间、人员和设备保障。再如,调查人员采用与当地各族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的方式,主动接近民族群众,消除隔阂,与当地人民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保证了调查材料的可靠性。<O>    </O>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亦有一些教训。首先,在50年代的民族调查中,无论是调查组的专家还是调查报告的执笔者,多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民族的理论依据。现在看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存在着一些缺陷,使形成的一些理论往往缺乏可操作性。<O>    </O:P>其次,关于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方针问题。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坚持贯彻这一方针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在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但是,1958年秋,在“突出政治”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调查材料古代和现代所占比例从四六开,到三七开,甚至二八开,造成了那几年调查的资料中,关于上层建筑和文化内容的材料很少,而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材料较多,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损失。<O:P>    </O:P>最后,是关于民族工作大跃进的问题。1958年,随着大跃进成为风潮,民族学界制定了民族研究工作的跃进规划,其中安排了大跃进式的三套丛书编写计划。由于写作任务偏紧,许多调查组正式调查的时间很少,从而影响了调查的长远效用和成果的学术水准。<O:P>    </O:P>总而言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调查和后来据此写出的丛书,虽然受到当时“左”的思想的干扰,有过不少教训,但在总体上取得的成绩是史无前例的,在民族调查研究事业中将永载青史。<O:P></O:P>修订再版方向:<O:P>    </O:P>让《五种丛书》成为传世之作<O:P>    </O:P>由国家民委组织编撰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当今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中惟一一部由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全面反映国内各民族情况的资料丛书。它的出版实现了每个民族有一部历史,每一种民族语言有一本简志,每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有一本自己的概况的理想,它所具备的较高的学术水准、它所填补的民族学科的空白,使它成为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在民委修订《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让我们清楚了解了丛书的特点:<O:P>    </O:P>第一是原创性。这套丛书的大量素材都属原创,是第一手资料,由上千人到村村寨寨,目击、口问、笔录,最后沙里淘金,整理使用,大量史料是第一次使用,整套丛书乃是第一次面世,弥足珍贵。<O:P>    </O:P>第二是综合性。其内容包括各民族的历史、语言、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一些民族与周边国家有关民族的关系,等等。囊括古今,兼及中外,可以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O:P>    </O:P>第三是权威性。这是由政府组织的、由几千名专家、几十家出版社,历时数十年整理出版的鸿篇巨著。它的材料经过了认真筛选,成书过程中经过了认真研究、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这套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著述,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著,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主持编写的大型工具书。<O:P>    </O:P>第四是实用性。这套丛书不是简单地介绍民族常识,也不是一般地探究学理,而是直接地服务于民族工作。打开任何一本书,都可找到与民族工作有关的内容。这套丛书内容各有侧重而又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有丰富的事实,有鲜明的观点,有翔实的材料,还有总结出来的规律和经验,等等。建国以后,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经验,这套丛书功不可没。<O:P>    </O:P>《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从开始出版到完成历时30多年,但印数很少。据调查,目前在社会上没有一套完整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图书,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社科院等专业图书馆只有零星孤本,包括有中国图书总库之称的国家图书馆也只有一百余册。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大多已过世,使现有丛书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研究者、读者的需求。同时,由于其成书时代的历史局限,现有丛书的部分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如对阶级斗争的表述过多、分量太重,某些提法政治味道浓厚。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不断出现,因此对于五种丛书的修订势在必行。更重要的是,如果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从认真领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从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的角度去考虑,这套丛书重新修订还具有更深层次上的意义。简而言之,有如下几点:<O:P>    </O:P>第一是进行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宣传的需要。<O:P>    </O:P>第二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需要。通过修订这套丛书,可以进一步深化认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理论与实践,丰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思路。<O:P>    </O:P>第三是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民族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修订这套丛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可视为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也为修订好这套丛书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可谓正逢其时。<O:P>    </O:P>第四是国际交往与合作的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向世界介绍中国民族理论研究成果,告诉世界中国少数民族真实的历史和现状,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可以通过加强研究增加同世界的交流与合作。2008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将由中国承办、在昆明举行,届时将有数千名中外学者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进行交流。国家民委和相关部门正在为这次大会做准备,从理论准备而言,就必须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出版的时间定在2007年底,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把这作为一项重要成果推介给世界人类学大会。<O:P>    </O:P>为了切实做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国家民委成立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总修订编辑委员会”,负责《民族问题五种丛书》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以及项目执行中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协调;召集、主持编委会会议,确立修订、再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原则、编辑体例、基本内容,批准预算,决定出版单位,审核、批准工作计划。总修订编辑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副主任吴仕民、铁木尔,编委有杨圣敏、孙宏开、郝时远、刘宝明等共33人。此次修订人员的选择,尽可能吸收了本民族学者参与,还力争把曾经参与编辑工作的学者、专家请进来,这样就能做到既尊重原作品,又能把当时好的经验带进这次的修订工作中。<O:P>    </O:P>总修订编委会在“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的总体修订原则下,根据各丛书的不同特点,制定了具体修订的思路。其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只改错,不做大的改动,适当增补新的研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需要重新编写、充实内容,拟出版1至3册。相对而言,《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任务较重。<O:P>    </O:P>《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以补为主,包括补齐新成立的自治地方概况,重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增补资料截止日期是2004年12月。该丛书现有140册,其中5个自治区各一册,30个自治州各一册,105个自治县(旗)各一册。现在,自治县(旗)增加到120个,需要“白手起家”对这些自治地方进行调研、编写。<O:P>    </O:P>《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原则,力求吸收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反映近50年来的变化。该丛书的修订力争体现“三个新”:一是新材料,包括新的考古发现和新发现的遗址,如四川三星堆等,以及民间发现的碑刻、地契、族谱、唱本等,这些对重新认识一些民族的起源、发展和迁徙等提供了直接材料;二是新领域,主要是民族社会史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容;三是新成果,主要是吸收新的观点、视角等,如费孝通先生提出并得到学界公认的“多元一体格局”,将是把握修订少数民族简史的宏观视角。《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修订后,力求纵向贯通,横向打通,多层次、多角度,运用更多史实和材料,勾画出民族的发展脉络,展现鲜活的民族历史。<O:P>    </O:P>《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原则是:尊重史实,拾遗补缺。“尊重史实”是指尊重当时的调查结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文,连标点符号都不改,只在需要修订的地方用标注的方式加以说明。“拾遗补缺”包括两方面:一是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调查重点是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湖南、重庆、福建等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缺乏调查,如土家族、侗族等,此次修订要补上这些漏掉的内容。二是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需要进行补充调查或新的调查,内容包括人口(2000年人口统计)、经济、社会、风俗、语言等。新的调查报告将用“附录”形式放在原报告后面。<O:P>    </O:P>随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工作的全面启动,丛书修订后的出版工作也提上日程。作为民族图书出版业的“龙头老大”,民族出版社承担了整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由于此前出版发行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涉及30余家出版社,体例、版式不一,因此,民族出版社将在统一风格、开本、版式的前提下,组织“精兵强将”,运用现代化的设计手段,把修订、再版的五种丛书打造成精品。此次修订不搞集中出版,成熟一本出版一本。整个修订、再版工作将于2007年底前完成。<O:P>    </O:P>《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再版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专业性强的工作。最后的成果要做到“两个认同”:一是学者的认同。有关学者,特别是研究这方面问题学者要认同;二是本民族认同,特别是这个民族的代表人物要认同。而且还要经得起“两个检验”:即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要让这套丛书得到事实和实践的充分认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其事实和观点仍然是立得住的、仍然是人们普遍肯定的,成为传世之作,成功之作。<O:P></O:P>返回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第十二期www.56c</I>.</I>hina.com.cn</I>www.56c</I>.</I>hina.com.c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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