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人生仪礼中的头饰

　　［摘要］藏族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人生仪礼民俗。其中，有许多民俗事象是与头发有关或通过头饰表现出来的。具体说来，在婴儿的诞生礼中，与头发有关的庆祝仪式成了藏族人关爱婴儿的直接表现；在成年礼中，头饰及头发的改变充当了藏族女子成年的主要标志；在婚礼中，头饰成为识别藏族女子婚否的主要标准以及陪嫁、迎亲的必备之物；头发的改换既是死者进入阴世的需要，也是生者表达对死者哀悼、怀念的手段之一。总之，头饰是藏族人生仪礼中诸民俗事象的重要组成内容。　　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非常丰富的民族。她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大部、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的部分地区。自称“博”或“博日”。其中，居住在西藏地区的又称“博巴”，居住在川西一带的又称“康巴”，居住在青海、甘南和川西北等地的又称“安多哇”，居住在川西北部分地区的又称“嘉绒哇”。由此亦可知藏族文化具有广泛性和较大的地域差异性。藏族人在其一生中，也有许多重要的关口需要面对，这就牵扯到人生仪礼的问题。人生仪礼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它是一种世俗仪式，一般又称为“通过仪式”，也就是帮助个人通过种种生命过程中的“关口”，使之在自己的心理上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上能顺利达成。而人生所经历的四大礼仪——诞生、成年、婚嫁、丧葬，莫不与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衣着装扮有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头饰是构成妇女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往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之一。因此，作为服饰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头饰，毫无疑问，它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作为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在人生仪礼过程中，也一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体现出应有的变化来。在藏族人的生命旅程中，其头饰也一定会随着生命的延续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也会显现出藏族的民族特色来。　　<STRONG>一、诞生礼：不重视孕妇、婴儿的表象与透过婴儿头饰显现出来的关爱婴儿的实质</STRONG>　　诞生礼居于人生四大礼仪之首，是人从所谓“彼世”到达“此世”时必须举行的一种仪礼。它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涉及到许多文化现象。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传承着一套与妇女产子、婴儿的新生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和礼仪规范。一个婴儿刚一出生，还仅仅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只有通过为他举行的诞生仪礼，他才获得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社会承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似乎是一种势在必行的做法。比如，汉族民俗中就有为初生婴儿剪胎发及与此相关的“三朝礼”、“满月礼”和处理胎发的一些仪式，并且“三朝礼是人生礼仪中，表示小孩脱离孕期残余，正式进入婴儿期的标志”。由此可见头发对于初生婴儿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广大的藏族地区，在广大藏族人的实际做法中，却有着与此迥然不同的另一面。由于藏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较恶劣，为了生存，藏族人都习惯了适应环境，因此，他们的体质较健壮，具体到藏族妇女身上，她们及其家人根本不把生育当回事。在对待初生婴儿上他们不是把婴儿看得金贵无比，而是按其民族习惯来对待婴儿。根据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文化形态首先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因此，他们也就形成了与自己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的生育习俗和生育文化：“妇女有了孕，决不像内地妇女以为不得了，什么事须家人扶持，还要药饵调养，终日睡在床上，动也不动。她却是行无所事，工作一如常日。所以到了生产的时候非常容易，往往在山中牧羊生下小儿，置之怀中；若是恰巧遇着母羊生下羔儿，一左一右，带回帐房，便把孩儿、羔儿抛在地上。于是又去取水做饭，做其他工作，毫无为难之情。孩子身下铺张羊皮，上面再铺上一张，已是洞天福地，啼哭任他啼哭”。甚至“西藏妇女有的在耕樵时产生（婴儿），负而回家”，“其贫苦而无人代牧者，往往产于山野，产后即以婴孩纳诸怀抱，带回帐房，状极自如”。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宗教禁忌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藏族怀孕的妇女，不是那么重视休息和休养，宗教势力歧视妇女的思想，又使妇女分娩时得不到合理的照顾和起码的卫生。直到现在，牧区妇女，还是在帐篷外面生小孩，哪怕狂风大雪，临盆是不能在帐篷里的。农区有些地方，妇女分娩也只能在牛棚、羊圈之中，”还有，接生条件的限制，也是一个原因。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展示了一副藏族对妇女生产孩子不重视和不在意的画面。不仅如此，孩子在出生之后，得到的待遇也是让常人难以理解的，婴儿产下三日后，“遍身涂抹酥油，晒于日中。一七，即调糌粑而灌之”。在外界的眼里，上述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理解。然而，这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着且延续了若干年的文化。其实，只要我们站在“主位”的立场上，这一切又都是合乎情理的。由于藏族妇女有强健的身体作基础，因此她们不把生育当一件多大的事儿。在孩子出生后，她们所做的一切又都是为了孩子能适应环境。孩子出生后，母亲用酥油洗浴和晒太阳。酥油洗浴婴儿，可防止藏区高寒的气候给婴儿皮肤造成的干裂伤害，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晒太阳则是让孩子接受日光的照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更主要的则是有利于婴儿钙质的吸收，是促进婴儿骨骼发育的有效途径。喂给婴儿以调好的糌粑汤，首要的含义在于给婴儿开胃，使之能先适应自己民族的传统饮食，以便有一个好的胃口，多吃快长。但实际上，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做法并不见得绝对有效，甚至会起一些不好的作用，因此，现在在某些地方已改进或干脆废止。尽管如此，在婴儿诞生及其后的时间里，藏族人仍然有自己的一些与婴儿头发有关的仪礼，并要通过举行这些仪式来期冀孩子健康成长。比如，在西藏地区的一些地方，“婴儿之初生，即以兽指（脂）涂擦其身，惟留头部，必经十五日始为淋浴。生女二日，生男三日，朋友、知己及近邻皆来庆贺，举酒、送哈达，以哈达缠生儿之头”。以酥油给婴儿擦身但却保留头部，因为，“在许多民族中，都把头部看得特别神圣，不允许他人触摸，不许可有什么东西随便凌驾于它之上”，藏族亦不例外。而哈达却不一样，它在藏区有着极高的地位，是神圣的物品，是用来敬奉给神灵、佛祖和最尊贵的客人的，用之缠婴儿头，亦可看出藏族人对新生婴儿的关爱，他们希望用之来祈求佛爷的保佑，保佑新生婴儿健康、平安。与之相关的是，藏族人在小孩出生后举行的“呛酒”活动。“女儿产后两日，男儿产后三日，亲邻皆来相庆，称为‘呛酒’，祝幸福而送哈达也。以哈达一缠儿头”。西藏地区的藏族人在小孩出生后的几天内，还要举行一个名叫“旁色”的仪式，其中也有与婴儿头发有关的内容：“小孩生下来的第三天（女孩子是第四天），亲朋好友便要前来祝贺。这种活动叫做‘旁色’，‘旁’是‘污浊’的意思，‘色’是‘清除’，也就是清除晦气的活动了。城里人带的礼物是青稞酒、酥油茶和给小孩的衣服、帽子等。客人一进屋，先对生母和襁褓中的婴儿献哈达，给生母敬酒、倒茶；然后端详初生婴儿，对孩子的出生说一些吉利、祝福的话。在农村，亲友除带上酒、茶以外，还要带上满满一‘唐古’（羊皮口袋）糌粑及一块新鲜的酥油，这是进门的贺礼。农村人用古老的风俗来祝贺孩子健康成长，客人要在敬酒、倒茶奉献给生母以后，再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一点糌粑，放在初生儿的额头上，表示祝福孩子吉利向上。”其中，与婴儿头发有关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客人们送给小孩的礼物之一的帽子很显然是为了遮盖头发、保护头部的，这也是藏族人对孩子重视的表现之一；给婴儿献哈达的做法与上述异曲同工。农村人也用最朴实的做法表达他们对新生命诞生的欣喜和对孩子能够顺利成长的期冀与祝福。在农村藏族人的眼里，糌粑作为维持生命的“圣物”，用它放在婴儿的额头上，也许是最最诚挚和永恒的祝福吧；此外，这还可以理解为起到涂抹婴儿额头折皱的作用，以此来保护婴儿娇嫩的皮肤。青海藏族地区也有一种类似于汉族地区的剃头礼：有的地方在孩子周岁这一天为孩子剃头；有的地方则要在孩子“五岁时有剪发之典礼。”至于剪发之典礼的细节，则不太详细。据作者猜测，这应该是一种宣布孩子已经脱离死神的危险、能够继续茁壮成长的信号。孩子的家人及亲朋好友希望藉此来祝福孩子成人成才。这也是与当时藏区婴幼儿成活率低的客观现实相一致的，同时，它也是汉藏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结果。　　<STRONG>二、成年礼：头饰成为识别藏族女子成年与否的主要标志头</STRONG>　　发样式还与社会角色有关。在世界各民族的“人生仪礼”中，“成年礼”（亦称“成丁礼”）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通过了这项活动就表示由儿童跨入了成年人的门槛，成了正式的社会成员。不少民族在这项仪礼活动中，把改变发式作为很关键的一个程序。成年礼，既是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之重要一环，也是社会和神灵对他们进行规范化、符号化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拥有正式社会成员的标志。当然，这些标志既可以是改变了的服饰和发式，也可以是特殊装饰品的佩戴以及名字的更改。具体到藏族而言，其成年礼中与头发有关的活动主要是各地举行的上头、戴敦和戴天头、挽髻礼、筚礼等仪式，其标志性头饰主要是巴珠（巴久或扎久）、“敦（引敦）”、发辫、发髻以及筚（簪子），并且，与头饰有关的行为对象主要为女子。　　藏族的上头礼，各地的做法大同小异。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姑娘长到17岁，按习惯要于新年的初二举行成年仪式，俗称“上头”。届时，要在姑娘头上梳十条以上的小辫子，同时佩戴装饰品，穿上美丽的衣服，由此表示姑娘已经成年了。而在甘肃、青海等地的藏区，姑娘到十七、八岁时就要由父母给她行“上头”礼，表明她已长大成人。显然，上述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在年龄界限上。与此相关，西藏某些地方举行的戴敦仪式与上头礼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每年藏历正月初三这天，家庭要为年满15岁的姑娘佩戴天头饰，举行成年礼。藏语把这个仪式称做戴“敦”。当到场的亲戚女眷们为姑娘更换新袍，系起紧腰彩带后，母亲解开姑娘头上的童式发辫，给她梳理出满头几十条的细辫，并在她的后背披上一条缀有许多银盘的饰带。这种作为饰物的银盘，藏语称做“引敦”。改变发式，背负“引敦”，这就是姑娘已达到成年的标志。……戴“敦”以后，她不仅被公认是这个社会的正式成员之一，而且也用这种信号语言向所有的小伙子宣告：她可以谈情说爱了。而戴天头礼则是通行于整个藏区的成年礼，但在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含义。在西藏地区，所谓戴头本是表示孩子已成年的仪式，指天为配，因此唤作“戴天头”。它指的是藏族人在姑娘15或16岁时，为之举行的一个类似无偶单婚仪式。这个仪式的排场与隆重气氛与正式婚礼相同。此处可以把藏族女子的戴天头理解成一种与类似于婚礼的非正式婚礼的成年礼。这仅仅表明姑娘已经成人，可以嫁人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家。当然，不光女子有此仪式，男子也要举行，不同的是，男子的成年仪式不称作戴天头，而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戴头：过去贵族要在男孩子13或14岁时选择吉日将发辫梳到头顶编为一个发髻，此后便可根据世袭地位而改穿官服；平民一般只举行仪式而不改梳发式。而在青海藏区，藏族女子年十六、十七岁以后，虽无夫婿，亦发髻高挽，俗谓之“戴天头”。戴天头后，任人皆可同居，生子即养为己有，其父为谁，不问也。另一种女子成年仪式挽髻礼则为：姑娘成年，按传统风俗，父母要为她们举行一次挽髻礼。藏族的挽髻礼十分隆重。贵族人家女孩年至14～15岁时，择吉日进行。届时，将发辫梳到头顶，编成一个发髻，藏语称“巴久”，又叫“扎久”，意为“发髻”或“顶髻”。换髻后表示已经成年，可以参加社交活动。很显然，戴天头与挽髻礼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宣布姑娘成年的程序性仪礼，且二者对头发的操作方法也一样：均是姑娘高挽发髻。如果非要从二者之间找出些不同之处来，则可以把举行仪式的年龄与对象以及具体细节当作其差别：戴天头的年龄一般在15～17岁之间（女子），男子则是13～14岁的样子，而挽髻礼则相对要小些，在14～15岁时；戴天头既是女子同样也是男子的成年仪式，而挽髻礼则仅仅是女子的专利。　　另外，有些藏族人在为姑娘举行的成年礼中，似乎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汉族女子的成年礼叫“加筚”，筚即簪子，“加筚”即“挽发作结，以筚弼之”。而在西藏地区的某些藏族的定婚仪式中，有一个名曰“色贾”的程序：“另卜日，媒持婿家金镶绿松石一枚，往加于女之筚”，此处的筚若无它意则应该就是通行于古代中国汉族地区的簪子，由此亦可知藏族人中亦有与女子成年有关的筚礼，否则，女子是不可能在其头上插有筚的。因此，筚也可以看做是某些地区的藏族姑娘成年的标志，当然，这只是在较小范围内适用。　　在藏族人的成年仪礼中，与头饰有关的标志性饰物也有很多，而“巴珠”则是其中的一种。“巴珠”作为藏族姑娘成年的标志，在西藏西部地区较为流行。“巴珠”是藏族妇女特有的发饰，其呈三枝状或三角状，上缀珠玉、珊瑚等，盛装时佩于头顶发际，两枝前翘，分梳两边的发辫盘于其侧。西藏日喀则、江孜一带，还有一种形如弓的发饰“巴珠”，佩时“弓”背向上，弦部勒于发际，分梳众对细辫悬于“弓”的两端，架上嵌缀珠宝的饰物。据说，姑娘发顶上第一次插巴珠，就意味着姑娘已经成年。另外，在藏区的一些地方，藏族女子也只有在成年后才可以蓄发辫，喜欢将头发编成许多小辫，然后再扎成一个或两个大辫子，并用镶着宝石、珊瑚的辫套保护和装饰头发。不套辫套的则在头发上饰以宝石、珊瑚、玻璃珠或蜜腊等饰物。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是否蓄发辫作为识别藏族女子成年与否的又一标准。比如，甘南卓尼地区青年妇女的发式多为3根辫子，未婚少女3根辫子梳编起来，用红头绳捆扎，已婚妇女只编中间一根，两边的两股头发蓬松，但腰带以下编成辫子，中间辫子佩挂一长串有图案的银质圆牌子，或在辫子中部坠以圆形银环，两边辫子上又垂吊两条蓝布或花布条飘带，有的长及臀部，飘带上坠有3枚海贝；牧区妇女发式从额际正中分开梳成许多细小辫，从腰部以下接黑丝线或咖啡色丝线，垂至脚踝；有的牧区未婚女子，梳两根辫子，辫子上缀有红布块，上缀珊瑚数行。在藏族女子的上头礼中，同样也要求女子梳若干条小辫子，只有这样，藏族姑娘才能以成年人的身份出现。戴敦仪式亦有此功效，在此仪礼中，作为辨别姑娘成年与否的主要标志是其由童式发辫转变成的若干条细发辫以及所佩戴的敦。然而，在如上所述的挽髻礼中的女子头式的变化，则不尽如此：藏族女子成年的标志不是将头发结成发辫，而是将已结好的发辫改换一种样式，具体说来则是堆到头顶，挽成发髻。戴天头礼男女头饰的变化亦大致如此，均是将头发堆到头顶呈发髻状。由此，我们亦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作为藏族女子成年与否的标志性饰物的头饰，是应该区别地区来看待的，某种标志可能在此地是姑娘成年的标志，但在彼地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比如，以是否编发辫作为藏族女子成年的识别标准，它绝对不应该适用于整个藏区，因为，在一地有可能是成年标志，而在另一地则可能是已婚的标志：“无夫之女披发于肩，有夫则辫发以示别。”这亦可说明藏族文化具有地域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