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自杀（连载）

上篇　　　　第一部分：宗教　　　　第一章：宗教的世界　　　　一、原始宗教　　　　一种倾向是将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归类于宗教这个范畴，如原始部落的祭祀、卜筮、图腾崇拜；儒家的入世哲学；基督的原罪和末日审判的恐吓；以及佛陀的“大彻大悟”的人即是佛的诱惑，等等。现代学者将这些文化现象归在宗教现象里，那么，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然而，适量的鸦片有镇静止痛的作用，这是不是肯定宗教是必须和有益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对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休谟认为：宗教是一种哲学。弗洛伊德的“投射理论”则有点绕，说宗教是：人的主观意愿投射到外在的某种超自然的人物或观念之上，以构成自己崇拜的对象。 但弗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人类心理的探究就比较直白，认为是人类潜意识中恋父或者恋母情结控制了宗教的产生。我对弗氏这个结论相当不感冒，弗氏大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用“恋父”“恋母”情结包打天下、解释一切文化现象。　　　　我认为：宗教源于恐惧。人类在生存状况下对自然和生存环境的恐惧，恐惧产生敬畏。原始人类将不可知的、直接威胁自身生存的自然现象归结为某种神秘力量的操控，臆测与之达成某种契约，就能平安，抚平内心的恐惧。原始部落的祭祀就是人类一厢情愿地与神达成契约后的履约行为。溯源现代宗教，有一条清晰路径可寻：祭祀、卜筮、图腾崇拜、多神教到一神教。　　　　人类与神达成“契约”的祭祀条件取决于当地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恶劣的，神的要价就高；生存环境相对适宜的，神的欲求就小。当然，神对祭祀时牺牲的要求都是原始人类自己臆测的。生活在墨西哥特斯科科岛屿和阿纳瓦克谷地的阿兹特克人，由于人口压力，不得不创造出“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谋取生存。所以，阿兹特克人的“祭祀”就显得异常血腥和残酷，用活人献祭，数量往往成百上千，甚至过万。他们需要献上所能给出的极限，换得神对另一些人的饶恕以生存。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上，苏美尔人的恐惧不如阿兹特克人那么剧烈，所以，祭祀的残酷性就平和得多。尽管两河平原土地肥沃，但北部山区不定期的洪水泛滥，让苏美尔人深感生命的脆弱和神灵的无常，所以，在苏美尔人多神观念中最主要的神是一位恶神。但出于恐惧，仍要对其“祭祀”。在古埃及，情况又有所不同，它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接阿拉伯沙漠、南临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朝地中海，地理环境保证了埃及不受外来民族的侵扰。纵贯境内的尼罗河，定期泛滥、河流平缓，适宜农耕、利于航行。所以，在古埃及人眼里，河神是位善良的神祗。由于对自然现象造成的恐惧的减弱，埃及人的恐惧就转向了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我们今天能见到金字塔，为保存尸体而创造出的奇迹的原因。　　　　中国人，以官方代表黎民的“祭天”有种形式上的庄严感，而民间的祭祀活动只有对祖先的祭祀有仪式上的定例，对自然神的祭祀向来没有定例可循，既残酷也随意。残酷到以活人祭祀直到上个世纪时也有发生，随意到，风调雨顺时，祭祀不过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大众派对。中国人的祭祀，有明确的诉求指向；祭祀的对象则应时、应地、应人，可以是随意杜撰出来的对象，而这一对象必须与诉求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一般是有难才祭、有祭必求，相当于与神祗做一场一次性的交易。原始宗教理念里蕴含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并非是中国人所独有，在古希腊的多神教里，希腊人就将祈祷和祭祀当做与诸神平等交换的仪式，通过献祭诉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两个最早的理性民族的与世不同之处。中国人在祭灶王爷的行为中，将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也透露出中国人骨子里的幽默。用麦芽糖祭祀灶王爷，说是每年这天灶王爷要上天去报告这一家的是非功过，上天之前供上麦芽糖，一是用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说不出话；二是即使说出来，经过糖的过滤，都成了甜言蜜语。除了这一天，平常的日子里，中国人是不大给灶王爷上供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神祗，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被人利用和供人戏弄。　　　　（待续）<center></center><center>作者：北幕　回复日期：2009-09-01　18:28:27　</center>　　　　　　 顶。。<center>作者：yangyizhqun　回复日期：2009-09-01　19:06:10　</center>　　（续上）　　　　人类自己非常清楚，“祭祀”作为与神祗达成契约的履约行为是单向的，不知道神祗是否同意“契约”的条款、不清楚神祗是否满意自己的履约行为、最要命的是不了解神祗对人类自己吉凶祸福的神谕。不能解读神谕，人类有在黑暗中行走的危险提示，同时，对“祭祀”的成本有大半打了水瓢的遗憾。于是，作为解读神谕的“卜筮”就产生了。“卜筮”是使用特定的工具、按照特定的仪式获取神谕的一种方式。苏美尔人用动物的肝脏来解读神的语言； 中国人一般用龟甲兽骨，以烧灼过的裂纹的行状、排列、走向来确定神的提示，作出战争、媾和等重大决定和婚丧嫁娶等日常琐事。“祭祀”与“卜筮”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如此重要和休息相关，自然，祭祀活动的主持者和能够解读神谕的原始“知识分子”就成为了人类始初的贵族阶级。由于人类初始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在“祭祀”和“卜筮”的原始宗教指导下进行，世俗生活与宗教活动如此紧密，使得这一特殊阶级在世俗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轻易地成为了世俗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一现象发生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一地区，巴比伦、埃及、印度概莫能外，即使在共和制的民主的古希腊，祭司与巫师也是独立于民主政体之外的一个重要的阶层。在当代西方国家中，教会的力量可看成古代“巫师”和“祭司”在世俗生活中权力和影响的延续。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巫师阶层，这在世界是个特例，但巫术信仰却延续至今，既普遍又根深蒂固，甚至今天的地方法院、地方政府亦热衷于此，用巫术来趋吉辟邪，更不用说官员个人的祸福升迁采取的巫术手段。这也让人相当不解。　　　　中国最迟在春秋晚期，“巫师”和“祭司”阶层就与世俗政治脱离干系，成为微不足道的力量。公元前6世纪前后，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理性哲学思想已成为普遍的世俗文化。同一时期，在印度产生了乔达摩悉达多的佛陀思想，在古希腊，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哲学也达到了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高峰。而除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的整个欧洲大陆，还在多神教中挣扎，非理性文化掌握在僧侣手中。中国最早摆脱非理性宗教文化，确立以儒家理性入世哲学的世俗文化，从而确保了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民族延续，并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没能在中国产生，而在从来没有摆脱宗教文化束缚的西欧发生和发展。究其根源，黑格尔、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归结于宗教的因素，认为是基督教精神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我认为，恰恰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遏制了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发育，使得欧洲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落后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假使没有结束中世纪的宗教改革，欧洲会在基督教文化中窒息而死。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才使欧洲重新认识了古希腊的共和制与民主思想、以及古罗马的法律精神。而在之前的一千多年漫长岁月里，欧洲遗忘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被基督教文化折腾得神经兮兮。宗教改革后，新教清教徒的禁欲精神确实在孕育现代资本主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此种精神实在是歪打正着的、基督教精神的副产品，它瞎猫碰上死老鼠地恰好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能说是基督教孵化了现代资本主义，因为，是拆了基督教的一堵墙，而又挖到了“希腊”和“罗马”两件宝，民主与自由才姗姗来迟降临欧洲。（关于清教徒的基督教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我在后面的章节里会展开讨论。）　　　　以牺牲来祭祀神灵，和以卜筮的方式来揣摩神灵的意志，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的恐惧，因为，人与神仍然是不相干的独立存在。最好的安全保证就是使自己与“最有力量者”建立亲密关系，与之结成一体，这就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图腾”物有动物有植物，每个民族或者说每一个氏族，都有过属于自己的图腾崇拜物，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图腾崇拜这个历史过程。　　　　我不认为每一个民族的“图腾”是始终不变的，随着迁徙，生存环境的改变，“图腾”一定会随之改变。因为，最初“图腾”对象的选定，完全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映射，出于恐惧心理，对最具威胁的事物的一种妥协和归顺。台湾土著人以蛇为图腾，并刺以蛇纹，实在是出于对毒蛇的恐惧而无奈的归顺。台湾的气候，免除了台湾土著人食物来源之虞，孤悬海外的岛屿，也少大型食肉动物的威胁，草茂林密的环境，毒蛇就成了人类的最大恐惧。匈奴人的狼图腾也是一样，匈奴人以放牧为生，食物来源就是牧养的羊群或者牛群，在广袤的草原上，抢夺匈奴人食物的最大的敌人，非狼群莫属。由恐惧而敬畏而归顺。心理上的认同和归顺，是求得安全的心理安慰，如果环境改变，就会被另一种恐惧所取代，“图腾”也必然改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