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引领人类的全民化时代

中国崛起引领人类的全民化时代到了信息文明阶段，随着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了一个“村庄”。庄子里有富人，也有穷人，且贫富悬殊，不到20%的少数富人占有了全庄80%的财富。人们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打闹不止，从来没有太平过。 庄子东面住着黄皮肤的中国人，家中土地颇多，世代务农，史上曾经辉煌了数以千年计，但由于家长对待家人生性凶残，害怕冒险，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近代逐渐衰落，常被人欺侮，有过变卖家产苟且偷生的不良记录。勤劳善良的人民虽终日辛劳，但依旧是衣食不保，体弱多病，号称“东亚病夫”。庄子西面住着白皮肤的西方人，世代狩猎，但他们志向远大，善于冒险，动辄欺侮别人，曾经有过抢夺别人财产的不良记录。有钱有势的西方人虽然人口很少，却控制了全庄60多亿人口的命运。同在一个村庄，有着10多亿人口的中国人受尽了闭关自守的苦难。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人才打开了自家的门窗，挣脱了守旧思想的锁链，勇敢地与庄子里的人做起了生意，走上了务实发展的道路。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之本性中具有的勤劳朴实特质，中国人在庄子上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看到中国人渐渐富了，其他的穷弟兄们也纷纷效仿起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发展的正路。庄子里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腰杆子渐渐直了起来，住在庄子西部的西方人感到了威胁，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便发生了……一切皆因中国人的崛起而改变，全庄人的命运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人类的史前史阶段，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野蛮阶段到文明阶段的发展过程，人类各民族完全隔绝于地球的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几乎被完全阻隔。到了文明阶段，人类又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阶段的发展过程，各民族在世界的不同区域创造出具有浓厚个性化色彩的文化，各民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文化冲突、交流与融合的过程。随着人类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加速交流与融合的状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将人类各民族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十分明显的阶段：即个体存在的阶段、群体存在阶段、类的（整体性）存在阶段。所谓人类各民族的个体存在阶段，就是指由于地理隔绝，人类各民族缺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状态，如同一个个个体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样，各民族所创造的的文化具有十分浓厚的个性化特征，远古时期的人类各民族大致可以认为是处于这个阶段。之后，人类各民族进行长期而充分的冲突、交流、融合，一些弱小民族逐渐消亡，接受了较为强大的民族文化的同化，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形成了相对同一的文化性格，全世界形成相对集中的同一性民族文化群落，这就是人类各民族的群体性存在阶段。如以基督教为主流的西方文化群落，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东方文化群落，还有以佛教、伊斯兰教等为主流的其他文化群落。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十分有限，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资源只能满足人类极少数人的欲望。由此产生的人类文化诸形式都是以明确如何让极少数精英分子充分地占有知识、权力与财富为特征的。由此推而广之，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利用极为有限，世界文化是以如何让人类的极少数国家（民族）实现对全球性知识、权力、财富的垄断式占有为特征的。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在地球村里，各国的分工有了很大的变化。人类获取知识、权力与财富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的文化在冲突中实现了最大限度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原本十分鲜明的个性开始趋向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而那些普世价值观正是组成各民族的人类性的基础——类的存在。于是各个国家走向全球化，各个民族相互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成为人类的群体性存在，共同推动着人类从个体存在、群体存在向类的（整体性）存在迈进。这一切变化在地球村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类历史因为以中国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世界的全球化——人类的全民化阶段。所谓的全民化时代，是与精英时代相对应的。在人类的精英时代，人类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征服与被征服的野蛮关系，在连绵不断的战争背景下，国家以强权赋予精英以特权对全民财富实施垄断式占有。一切皆以精英化的方式出现——精英化政治、精英化占有财富、精英化社会管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如同一个农民进了城，闯入了原本由西方控制的市场、资本领域，中国俨然成了世界上的“农民工”。从最低级廉价工业品的制造业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担当了全球化分工中的重要角色。被压抑2000-5000年的中国人，所释放的能量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迅速崛起挑战了西方精英天堂般的生活方式。曾经在政治上代表着亚非拉的中国，如今也在经济上代表了世界上的亚非拉国家；曾经是“吃”了人的文化又成为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底蕴。中国崛起加速世界文化的融合，世界财富总量实现了快速增长，短缺经济正在被过剩经济所取代。勤劳的中国人民借助中国崛起走向全世界，在为西方世界“打工”的同时，也积累了更多的创业经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挽起了亚非拉人民的手，带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走上了共享、共赢之路。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正是精彩的开始。1996年，河北省保定市下属的定州市吕家庄村80多位农民，随北京一家水利工程公司来到位于赞比亚境内的赞比西河畔修建拦水工程，工程从修建到完工历时两年。这些农民修建完工挣钱致富后发现，当地有大量肥沃的土地闲置，就产生了在那里种地的想法。1998年，这80多位农民向保定市申请办理了相关手续，把家人和亲戚朋友也接到了赞比亚，逐渐地在其居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村落”。1998年底，保定市召开了全市开发非洲市场的动员大会，时任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刘建军介绍了保定人在非洲的成功经历，引发了保定人走出国门闯世界的热潮。这些出国的保定人在非洲建起了“保定村”，在国外赚了钱回国后，又盖起了小洋楼，被人们称为“非洲村”。目前在非洲和亚洲的20多个国家里，已经有48个“保定村”了，到非洲创业的保定农民达到7000多人。由于村民们多数都会盖房、烧砖、打家具，因此被非洲人称做“专家”。48岁的保定农民彭义军是肯尼亚“保定村”的村长。2000年他刚到肯尼亚的时候，租赁荒地种植黄瓜、西红柿和豆角等蔬菜。“肥沃的土壤加上适宜的气候，蔬菜长得一天一个样，而且根本不用施肥喷农药。”彭义军说，“西红柿价格约40元人民币一公斤，黄瓜和白菜16元一公斤。”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彭义军开始聘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他把自己掌握的所有蔬菜种植技术全部传授给他们。到了2003年，彭义军转了行，他把亲戚在保定的蜡烛厂及一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带了出去，如今他的蜡烛厂年产蜡烛七八百吨，占肯尼亚同类产品市场一半份额。“在非洲这些年不光挣了钱，而且还会用法语、英语和当地人交流了。”彭义军说，他已经融入了非洲的生活，与当地人相处得很融洽，平时和在非洲的美国人、欧洲人也有交往。刘建军说，“保定村”与其所在国之间是双赢的关系，因为“保定村”村民在非洲挣钱的同时，也为“保定村”所在国家带来了诸多的利益，如带去了耕作技术、吸纳当地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贫困是众恶之源。贫困加剧内乱，从而导致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对知识、权力与财富的疯狂占有。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占有，人们在有限的区域空间内形成了恶的循环。贫穷导致内乱，内乱加剧贫穷，周而复始，永无宁日。“中国模式”的示范意义正在于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结合起来，走中庸化和谐发展之路。显然，这是“善”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历史上殖民主义式“恶”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财富的增长正是人类全民化的基础。西方人所推崇的民主，其实只是国家内部知识、权力、财富的均衡分配方式，但全民化则是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全民共享与共荣。与全民化相比，民主化显然要狭隘得多。到了全民化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文化信息传播速度的不断加快，人类知识、权力与财富实现了快速流动，全体人民获取知识、权力与财富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知识、权力、财富不再为全社会极少数人精英式占有，而是极大化的全民共享。人类所拥有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人类的资源似乎只能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极少数精英分子去消费，中国的崛起分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地球资源的供给能力经受着空前巨大的考验。13亿中国人背后，所代表的正是60亿人口的整体性利益。这便是“中国威胁论”的根源。中国人就不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吗？地球能够满足多少人口的高消费？能够维持多久的高消费？人类向何处去？人类应该如何发展？在人类的个体存在阶段，人类各民族在极其狭隘的区域内对知识、权力、财富实现了独占与独享；在人类的群体存在阶段，人类各民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对知识、权力与财富的分享。到了类的存在阶段——人类的全民化阶段，人类各民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对知识、权力、财富的共享。中国崛起撬动了全球化的杠杆，单极世界被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被改变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但盒子里飞出来的不是祸害人间的黑色烟雾，而是全民化了的新新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