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应属于农耕民族

　　 　　最近一段时间，在报刊上关于少数民族社会转型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有些人认为维吾尔民族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传统，似乎应该属于草原民族，再加上以往对新疆的宣传误导，大部分内地人至今还有“新疆就是广阔的草原，牛羊成群，当地人性格豪爽热情，骑着马上下班”的错误认识。其实，内地人初到新疆，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新疆人（准确地说应是维吾尔族人）的确豪爽热情，也确有深厚的草原文化传统，但这并不能说明维吾尔民族就是草原民族。其实，稍微细心一点的内地汉族人和新疆绝大部分“土著”汉族人都清楚，维吾尔民族和他们一样都是农耕民族。　　既然我们要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转型问题的讨论，就有必要搞清维吾尔民族目前到底应该属于什么民族、维吾尔民族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应该属于什么社会等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研究和探讨这些基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一是可以明确维吾尔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为维吾尔民族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二是可以准确把握维吾尔民族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国家立法和行政管理机构制定有关政策法律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记者认为，维吾尔民族目前应该属于农耕民族，维吾尔民族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也应该属于准农耕社会。不光是记者一个人这样认为，这种观点恐怕大部分维吾尔族知识精英都能认同。自公元840年维吾尔民族的主体先民从蒙古草原迁移到塔里木河流域起，维吾尔先民就从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正式转向了绿洲农耕生活。这次里程碑似的维吾尔先民——回鹘等各部落的西迁，不仅直接导致维吾尔先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转型，而且也开始孕育维吾尔民族的正式形成。　　根据现代社会学和民族学理论来看，其后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其实就是一次各个突厥语族部落的大联盟，甚至还吸收了一些突厥语族之外的部落加盟。部落联盟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联盟的具体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部落联盟是每个民族在形成之前，都必须经过的反复数次的一种程序，一旦某种部落联盟的形式比较稳定地上升到某种国家政体的层面，并且能够延续一两个世纪，这个民族就可以被视为正式诞生了。因此起码可以这样说，喀喇汗王朝时期对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是王国主要的经济支撑是农业赋税：二是在此期间引入了国教伊斯兰教：三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风俗习惯即文化传统，这３种主要的社会推动力，有效地促成了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并在叶尔羌王国时期进一步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维吾尔民族的祖先是众多的游牧部落，维吾尔民族从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是一个农耕民族。　　但是，同样作为农耕民族的维吾尔民族社会，与中原相比，却有一个显著的差别，这就是维吾尔民族至今还保持了相当多的草原文化传统。维吾尔民族这种具有深厚草原文化传统的现象，其实还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具体的生存环境决定的。维吾尔先民在西迁之前，主要都是突厥语族部落中强悍的游牧部落，经历过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也曾经在蒙古草原建立过比较强大的联盟政体和一定规模的城郭，成就过相对发达的草原文化，因此，这个民族血液里天生的草原文化成分，并不可能一下子就淡化干净；二是由于西迁后定居自然环境的恶劣，决定了这个民族固有的草原文化传统还有用武之地；三是因为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的作用，促使该民族继续吸收了不少草原游牧部落加盟其中，使民族整体的草原文化传统得到了有效延续。　　在明确了维吾尔民族目前属于农耕民族这个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就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在当前的民族社会转型中，切忌自耀具有草原文化传统，认为实现民族社会转型对维吾尔民族易如反掌。殊不知，农耕民族就是农耕民族，在农耕民族的确具有一些优秀农耕文化传统的同时，也的确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如思想保守、眼光狭隘、斤斤计较和不思进取等等。这些毛病在维吾尔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是在我们感到自耀的深厚的维吾尔民族草原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制约民族发展进步的东西，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全盘肯定。对于维吾尔民族一些优秀的农耕文化传统，应该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但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我们恐怕是要更多地审视和否定一些伴随了我们多年的传统观念和习惯了。　　记者留言：以上文章只是记者个人的学习心得，谬误之处肯定存在。之所以在这里抛砖引玉，意在诚邀各族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本报少数民族社会转型问题的讨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进行讨论，是因为对读者和新闻媒体来说，这都是一个前人尚未涉足的崭新课题，是社会历史文化一个崭新的视角。这个课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学、民族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学等研究领域，甚至还囊括了许多新兴的如环境与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范畴，展示出美好的研究前景。记者斗胆认为，对于这个课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探讨，必将引发一场学术革命，迎来文化研究领域的“文艺复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