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尴尬人群

——中国农村非农业户口无业人员在转型社会中的困境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对个人而言，是外发型的阶层地位和阶层文化情结的转换。正常来说，对于一个人而言他的阶层地位与阶层文化情结是协调匹配的。但外发型的社会转型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二者会出现错位现象。二者的错位导致了游离于社会阶层之外的群体的产生。中国农村中非农业户口无业人员在改革中身份地位的急剧变化、而其固有优越阶层文化情感的相对滞后，二者的脱节所导致的尴尬困境是这一结果的现实表证。本文即试图对这种脱节的理论成因、现实基础进行阐述，并利用一个个案进行具体分析。        一、理论成因我们知道，社会角色是指社会规定的用以表现社会地位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在长期的地位角色扮演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阶层文化情感。较高的社会地位往往表现出较优越的文化情感。反之，则表现一种较卑微的文化情感。个人转型的表现形式就是阶层地位和阶层文化情感的转换。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情况下，两者的转换往往是不同步的，从而就出现了表现在个人身上的“文化滞后”现象。这种“文化滞后”使一些人原有阶层文化情结与转换后新的阶层地位不相匹配。与新的地位相匹配的阶层文化情结还未建立，社会角色的扮演还建立在原有阶层文化情结上，从而使他们成为了游离于原有阶层与新阶层之间的人。我们在这里将这些人称作“游离的人”  在转型社会中，个人的转型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内生型，即个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自己的愿望和在这种愿望指导下的社会行动。另一种是外部引发型——即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人所面临的为了顺应和适应社会所进行的消极的、被动的人生转变。相对内生型的个人转型而言，这种转换往往表现为由较低的阶层向较高阶层的转换。而相对外部引发型的个人转换而言往往是由较高阶层向较低阶层转换。同样前者较容易，“文化滞后”现象并不明显；后者较难，“文化滞后”现象明显，其副作用也较大。原因是前者对自己所要进入的阶层及其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而后者则有很强烈的背离感。米德（M.Mead）指出社会变迁的顺遂与否是看人民是否有思变之欲望。思变之欲望强者，则付出的代价较轻且收获大。反之，无思变之欲望者，所付出的代价重而不能有所收获。在这里，我们将后者的地位降低了而优越的阶层文化情结相对滞后，二者尴尬的匹配现象称为“优越的尴尬”。中国当今的社会转型是一种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由上到下的改革运动。急剧的社会转型就造就了一大批“游离的人”，同时也衍生了大量的“优越的尴尬”情结。中国农村社会中非农业户口无业人员的处境就是这种个人和这种现象的表证。         二、现实基础“非农业户口”、“城市户口”与“工人阶级”严格上讲这三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但在传统上来说，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共同性。在这里，作者在以下引用这三个概念时是从观察共性的角度，把这三个概念相联系看待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中国社会在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壁垒。事实上是将这两种居民分成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非农业户口的粮食供应。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也仅负责非农业户口的就业安置，不准许农村人口到城市寻找职业。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详细规定了城市户口在业人员的各种劳保待遇，主要包括公费医疗待遇、产假及独生子女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员可享有单位几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与以上相对照，广大的农民在生老病死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缴乡村统筹为五保户、军烈属提供补助救济。正是以上生产生活上巨大的不同，导致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阶层文化壁垒。这两个阶层之间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模式不同、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持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员，按地域划分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分布在城里的城里人；一部分是生活的乡下的“城里人”。后者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其思想行为上与前者差别不大。非农业户口人员所享有的种种优厚待遇，长期以来养成了这些生活在乡下的“城里人”在农民面前优越的阶层文化情感，甚至包括他们的子女。也就是说，在“首属群体”在人的社会化还起关键作用的阶段，这种差异心态就在这些孩子中开始培养。在父母的熏陶及邻里的恭维下，他们也从心里承认自己不同于农村的孩子，自己是“国家人员”，将来是“铁饭碗”“吃大本”的。但是，这种优越的地位在改革的大潮前却发生了转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农业股份制、小城镇建设方面进行的改革均取得了一些突破。在粮油购销体制上合同收购、减购、放销等多种形式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粮食市场建设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逐步改变了几十年由国家管制粮食价格的历史。同期户籍制度改革也逐步展开。为了发展“小城镇战略”，各级政府放宽了农转非的路径。另外在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纷纷重组或倒闭，企业对员工福利一管到底的原则逐步向“企业减负”“政府办社会”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非农业户口的大量优越条件在逐步降低或消失。这样，从小饱受“铁饭碗”熏陶的农村非农业子弟长大后才发现，去城里就业实际上很困难，国家的各项福利在地方财政紧缺的影响下也得不到兑现。而“优越的情结”又使他们在广大农民面前始终放不下高贵的架子。他们往往认为，以自己的身份，不可能选择农民致富的一般途径。他们本身在农村没有土地，地方政府也不提供相关鼓励非农业人口承包经济用地的文件，使他们更无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两方面结合，使这部分农村中无业的城里人变成了农村街头的“盲流”。“啃老”现象普遍存在。他们逐渐成了既不溶于农村也不溶于城市的“游离的人”。哈耶克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有钱人才得势。而在计划经济中，得势的人才有钱。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正引导中国社会从一个以生产为导向的身份与关系社会转变为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契约与成就的社会。随着市场化的进行，以及政府由“家长”向“守夜人”角色的转变，在人民的心目中社会地位的标准也发生了变更。传统上“铁饭碗”“吃大本”以不再受到普遍的青睐，甚至个别“游离的人”竞被邻里戏称为“浪荡公子”、“公子哥”、“大少爷”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些人在农村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也不断降低。他们业已降低的阶层地位与迟迟挥之不去的原有优越阶层文化出现明显错位，“优越的尴尬”现象浮出水面。这群“游离的人”不仅仅缺少冷纳的“现代的心态”，更不足海根的“创造的人格”。按米德的观点付出较沉重的代价在所难免。接下来以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平房子乡三家村为个案，对这群“游离的人”与“优越的尴尬”情结的成因及现状进行较细致的分析。               <div id=[/img]

喀左县平房子乡三家村坐落在辽西丘陵地区。村西边是平缓的山丘，东边是大凌河。全村有固定人口1364人，分为476户。其中持有农村户口的为442户，占总户数92.86%；人口1249人，占总人口数91.57%。持有非农业户口的为34户，占总户数7.14%；人口115人,占总人口8.43%。三家村中有小学一所，初级中学一所（乡初中所在地）。全村没有企业，农业人口平均可耕种土地面积1.42亩。现有土地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承包30年不变的口粮田；一为逐年承包的经济用地。后者占总可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口粮田主要种植玉米，单纯种地不赚钱。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第一、承包经济用地扣塑料大棚。冬天扣暖棚，夏天扣冷棚。主要种植蔬菜及各种种子类作物；第二出外打工。主要去向是就近地区，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建筑工人；第三做小本生意。包括开商店、跑运输、到集市上卖日用品等；第四、养殖业。主要饲养牛、绵羊等。房屋类型主要也分三种：楼房、新式平房、老式平房。其中，楼房7户，均为农业户口持有者。新式平房约80户，其中非农业户口持有者一户，其余均为农业户口持有者。余下的都是老式平房。从住房条件看，非农业户口人员在本村条件并不优越。非农业户口人员在本村主要从事小学与初中的教学工作，有个别是乡镇集体企业工人。部分非农业户口家庭子女在家待业，这些子女总数在本村约十人左右。他们这群“游离的人”是本个案主要探讨对象。（数据不能完全确定，原因是个别人员并非完全待业）。从非农业户口的成因来看，这部分“游离的人”可分为四类：乡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约５人左右。他们没有土地。在此称为“下岗型”；父母为农民，自己在初中或高中考上中专，后来未找到工作。在家待业。土地在中专毕业时被村上收回。我们将其称为“考非型”。共有４人；父母为农民，但生活相对宽裕。在九十年代初为子女托关系买到的非农业户口。关系办下来后，土地被村上收回。我们将其归为“买非型”，约６人；父母是非农业户口，其子女天生是该户口。未考上大学，未参军也未被安置工作，无地。我们把这类人称作“传非型”。在三家村共约５人。在农村非农业户口人员中，应还包括近年被征用土地后，集体办理“农转非”的人员，主管部门给予一次性补偿金后，由他们自谋职业。由于这部分在本次调查个案中没存在，所以未与分析。下面对这几类人员分别做一简要分析：第一，“下岗型”的人员。他们年龄偏大，均在30岁以上。原先所从事的职业多为乡政府所在地的乡镇企业工作。他们属于“摆动人口”。即早晨进镇工作晚上离镇回村，如同钟摆来回摆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成本过高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乡镇企业纷纷倒闭，而讲求效率的城市大型企业逐步在市场博弈中显出了优势。从而，一部分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非农业户口人员在九十年代中期由下岗到无业。这部分人从小生长在农村，均是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户口转换也是成年后的事，他们“游离感”不强。“优越的尴尬”表现的也不明显。甚至说，这种“优越感”还成为他们的一个优势，使他们眼界较宽。另外，他们一般还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基本上能在下岗后找到自己比较合适的发展空间。比如，他们多从事上边提到的第二类收入渠道，即开商店、跑运输等。第二、为“考非型”，这部分人年龄一般在20-30之间，三家村共有七人，其中，女性5人，男性2人，上文在介绍个案基本情况时提到，乡初中就设在三家村，这所中学全称平房子乡初级中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它的教学质量很高，升学率在全县也是出类拔萃的。尤其是中专的考取率。很多外乡甚至外县的学生为了考中专都托关系转到该校。在九十年代中期前，考中专在平房子乡是热门话题，因为考取中专后可直接参加工作，工作早赚钱就早，也能早日为家里节省负担。基于这种思想，学生们很多都热心考中专。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全国就业形势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减员增效和大学的连年扩招，使大专本科学生的毕业分配都不再乐观，而这些初中考取的中专生就业形势就更趋严峻。再加上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家中父母社会资本不多，家庭一般也不富裕，也就是“既没钱也没人”最终导致了他们毕业后就开始了待业生活。他们普遍都承受着很大的心里压力，“学白上了，钱白花了”这些标签被邻里挂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游离感”很强，考取中专后的优越与成就感被现实的尴尬状况打破，“优越的尴尬”情怀在他们身上表现的很突出。这类人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人心理承受能力较强，教快转变了自己的角色，对农民生活在心理上实现了认同。由于有文化基础，他们很快成为了农村的精英人员。多从事上边提到的第一、第三类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且收入状况偏高，过去的学历既是心头的创伤，又鞭策着他们努力工作。这部分人据笔者观察有5人。另外两人属于另一种情况（男1人，女1人），他们在初中为了考初中复习时间较长（三、四年左右），考上后又未分配工作。投入与产出的巨大差距使他们心理上难以接受，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又很低，导致他们迟迟走不出尴尬的阴影。那名男性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是典型的“游离的人”。三是“买非型”。这种类型的出现是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所刮起的“卖户口”风潮的产物。“卖户口”对卖者来说，其实质也是收取城镇增容费。“卖”字并不确切，不过是老百姓的口头通俗说法而已，对于买者来说，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居住地的转换；二是社会身份的转换，即“农转非”。同样也是在大力发展小城镇战略的指导下，有关部门为了响应号召，推动县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得到政绩资本，利用当时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地位差异和农民想跳农门的普遍心理，大力兜售非农业户口。这些买了非农业户口的子弟购买时均十七八岁，正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可是被“非农业户口”的获得冲乱了头脑。自认为别人学习的目的不过是跳出农门，而自己已经达到，所以学不学习必要不大。这种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该类青少年的学业，最终导致了这些人均未考上高中或中专，个别甚至初中也没念完，就待在家里等着“铁饭碗”的光临。但事实未遂人愿，希望变成失望，数年的习气又使这部分人不屑也很难从事上边第二类建筑工人和第四类养殖业，最终使这部分人成了“游离的人”。在三家村这部分人均为男性，有6人，他们缺少文化，不可能到城里自谋职业，又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缺乏自己认同的群体，是典型的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外的群体。这部分人有走向犯罪道路的倾向。最后是第四种“传非型”。在三家村基本上均为教师的后代。他们未考上学，未被安排工作。“啃老”现象普遍存在。他们的优越心态的养成起源于其父母相对农民的优越地位。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兰德的研究认为：“凡是在父权控制下长大的人，均普遍缺乏成就动机”。这句话恰当地表达了这类人的心理。他们不可能到城里自谋职业，又显然不与农民是一种类型。他们不融于农村文化习俗，又无力摆脱这种情境的控制。无生活来源、靠父母度日、又承包不到也不想承包村中的经济用地、不可能做建筑工人、更不可能从事养殖业、种种现实使这些家庭的子女结婚都成了问题。三家村传统上可分为三等人，即“白领人”——非农业户口、“蓝领人”——农业户口、“无领人”——无户口（由于计划生育，超生原因导致的黑户口家庭）。在九十年代前，“无领人”子女结婚是老大难，“蓝领人”的子女与“白领人”结婚了就有高攀之嫌。一般“白领人”是不与“蓝领人”结婚的，更不用提“无领人”了。可是2002年在三家村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白领人”家的女孩嫁给了“无领人”家的儿子。这种阶层关系的错位，是“优越的尴尬”心理的显著表征。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村这类“游离的人群”与“优越的尴尬”情结是转型社会的直接产物。他们困境的产生既有制度原因，也有文化心理原因。笔者认为，三家村的“游离的人”在全国不会是特例（比如卖户口就有300万之多）。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过失与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问题出现时，个人的责任应归个人，政府的责任也应归政府，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任何群体均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