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梁启超:为科学辩护

梁启超的“病”与“死” 一书一文导出陈年旧案 80年前，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80年后，出版界出了两本书，一是新书，张清平著《林徽因》，二是重印，陈西滢著《西滢闲话》。两书都记有80年前梁启超住院手术之事，并被许多报刊广泛引用。 张著的说法是，梁启超死于手术后第三年，原因是手术时主治医生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样，虽然进行了手术，但梁启超却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潴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责任人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1949年，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而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转摘自《团结报》） 陈著中的说法载于该作者80年前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尽信医不如无医》。文章说，梁启超入院检查后，医生说不出病原，又经过好几个医生的诊视和推断，这才认定病在右肾，说上面有肿物，要是不将右肾取去，肿物势必日益膨胀，将来总有割治的一日。所以开割是早晚难免的事情，虽然四五年内还不要紧。可是晚治总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变成别种病症的危险。于是，“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如果仅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陈年旧案，意义不大。但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许多人关注此案，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的关键，都想通过这件“伟人医疗案”，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一报一刊中医西医开战 称梁启超先生为“伟人”，名至实归。梁启超（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他有一支 “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所谓情理交融，如时人所称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那时的梁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到大学讲演，连“疑古大师”钱玄同教授都来“陪听”。梁先生登上讲台，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梁先生的弟子杨鸿烈先生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所以，当梁启超先生竟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的《病院笔记》，初看不过陈述兄长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细心探究，已是对西医略有微词。原来，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 “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语有激愤，但还是把西医和中医置于同一水准。 陈西滢就没这么厚道了。他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嬉笑怒骂后，讲了一件事：“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那么，中西医的摸索有何不同呢？“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拒绝了西医又怎么办呢？陈西滢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其对中西医的态度泾渭分明。 将梁启超在协和做手术，称作被西医用做试验品，陈西滢至少已是在偷换概念。而他的文章一经在《现代评论》刊出，立刻便“附和者众”，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载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题《我们病了怎么办》。 表面上看，徐志摩似乎在贬中赞西：“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实际上，他是在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他嘲讽道，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西医如此这般“看病”，哪个还敢“看西医”？因此，“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一报一刊，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立刻便惹恼了鲁迅先生。当年7月5日，鲁迅开始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鲁迅留学日本，曾专修西医，从专业角度说，他确是比陈西滢和徐志摩更有发言权。他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那么，鲁迅如何看待中医呢？“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态度也很坚定。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一褒一贬任公献身科学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特别撰文，评述西医中医之优劣。 梁启超并非要废除中医，他反对的，是已经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说，“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和，风火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他为何弘扬西医？那是因为西医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等方面都优于中医。他说：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如今——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发生后——他身为受害者，还会继续支持西医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梁启超也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 梁启超首先“就事论事”，详述手术经过，并对割去右肾一事，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他肯定西医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梁启超的这些辩护大有深意。舆论千夫所指：你们不是说西医是科学吗，那么，从西医院里抬出了死人，那就是“科学杀人”。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因为，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不到3年后的1929年1月19日, 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敬仰。张建伟2006-05-24中国青年报<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