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每个孩子都有权力戴上

　　白衣咸饭　　儿童节的前一天，儿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很是兴奋，终于戴上了那块羡慕已久的三角形红布。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在车水马龙的路上，他的脖子上终于有了个比较刺眼的标志。在此之前，学校发的是一条绿色的领巾，作为“预备队”的标志，但那东西根本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红领巾起源于西方，其实是汽车上路后的产物。当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人眼对红色最敏感，所以，路上的养路工、清洁工、警察等等都身穿刺眼的马甲，无非是为了引起司机们的注意。孩子们自控能力差，不知道马路杀手的厉害，所以在西方，无论上学与否，很多孩子们的脖子上都戴有这样一条领巾。　　这个东西传到了俄罗斯，当时这块土地上的政权把这个领巾做得更加鲜艳，而且还起了个很特别的名字，叫“红领巾”。这洋东西经过老大哥转销于华后，变成了红色事业接班人的象征。只有哪些表现“好”的孩子，才可以得到这么个玩意。　　小时候由于出身于黑五类，我一直无缘戴上这么个东西。邻班有个同样出身的伙伴，可能实在是太羡慕这块布了，就求他爷爷――一个所谓的地主分子――给他做了一条戴在脖子上。被人告发在“抢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后果很惨。不仅他要取下这玩意，而且还把他爷爷抓到学校批斗了好几次。看来这东西不是随便能戴的。我虽不曾戴过这东西，但那时心里还是挺羡慕。太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班主任和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表现好，就真可以戴上这玩意。平时就拼命地想表现好点。比如别人不愿意扫地，就叫我去扫，多做值日生。最搞笑的是有个盲人在学校附近的农田里迷路了，老师也叫我出去，把那人牵着走了很远，想给我增加点“积分”，但始终没有打动校领导的心。一直到把小学读完了，也没有戴过红领巾。不过，我的家乡很穷。当时那里别说汽车，就是拖拉机也才只有一台，还是手扶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当时戴不戴红领巾，都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文革后当局对一些问题做了反思。但是这红领巾的事情，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反思。这真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志吗？估计只有脑残同胞才信。现在不仅城里的马路上、小区里到处都有汽车，而且农村里，不少人也把车开进了家里。我前年回老家时，就看到村头停着几辆汽车。因此，无能城市还是农村，孩子们都时刻受到车祸的威胁。　　我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大约有10万。去年稍微少点，但也很接近这个数字。其中，儿童占了相当的比例。“意外事故”已成为儿童死亡的头号杀手。如何使孩子们避免这些无谓的牺牲，应该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现在出国的人很多，我原以为只有欧洲才有红领巾这回事，后来有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孩子们也要带红领巾，意义当然不是什么扯淡的接班不接班，而是要避免车祸。周部长的水平再怎么差，好歹也在欧美转过一圈。听说不少领导们偷偷地看新语丝，但我不知道这篇短文新语丝会不会发，周部长会不会看。如果看了，立马要求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带上刺眼的领巾，避免他们受到意外的伤害，也算对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实事。如果周先生看不到，但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看了，做个提案，那也很好。以民为本，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实实在在从很多小事情做起。　　不过，我对此并不抱很大的希望。汶川的孩子们的冤魂还没有升天，就有人跳出来说，学校的跨塌，并不代表建筑质量差，好像当地的学校建设得很好，没有改进的必要。真是找骂。直到很多人闹事了，有关方面才羞羞答答出来说要查一查。但是，废不废绿领巾，给不给每个孩子带上鲜艳而刺眼的领巾或马甲，倒是检验当局是否真正爱民如子，从小事和实事做起的一个小标准。　　汶川灾难的受害者们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同情。其实，每年的车祸人数，比汶川之难还要高，也应该引起国人的同情和深思。先锋队的领导们马上要开全国大会了，真希望他们能废了这个规矩，让全国的孩子们都有一条刺眼的标志，最简单的莫过于给他们发条鲜艳而刺眼的领巾。　　原作于2008年6月1日，6月7日修改。<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