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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毁在了谁的手里?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朋党之争,当属唐朝牛李党争。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不仅把中唐拖入晚唐,而且还毁了大量人才,最好使得晚唐几无贤才可用。那么,牛李党争毁掉的最大一位人才是谁?我以为当属家喻户晓的杜牧。杜牧之所以今天还被大多数人知晓,是因为他的诗歌。然而当世的杜牧,却是一个政坛人物,他的理想也不在寄情山水,而在兼济天下。杜牧的祖父杜佑乃大唐名相,一生曾留下相当的政治业绩。而杜牧在50年短暂的生命里,几无耀眼的政治作为。这一切皆因他赶上了牛李党争时代,仅活了50岁的杜牧,被动搅和在长达40年之久的牛李党争之中,劳心费神的他渐次被废。 就杜牧的才华而言,他本可以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群中,能武的甚少,而杜牧就是凤毛麟角的能文能武者。他不仅写得一手好诗,而且还懂兵法。用杜牧的自己话说,就是“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这句话可以作为杜牧的政治抱负之宣言。杜牧认为,国家之存亡,“兵最为大”。并有《守论》、《战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著作,颇为后世军事家倚重,他标注的孙子兵法,成为有史以来注解孙子兵法最好的“三大家”之一。可见,杜牧对兵法,既非文人纸上谈兵,也非一知半解。如果说缺乏实战经验的他是个军事家的话有些过,那么说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学家则名至实归。然而,这个出色的军事学家长期困扰在牛李党争中,夹缝中生存,难以作为。牛李党争其实是唐朝官僚集团内部土崩瓦解的象征,尽管牛僧孺李德裕都不是酒囊饭袋,甚至都是难得的人才,有能力有功于家国,但搁在一起,就是无法调和地死掐。唐宪宗至唐宣宗时期,宰相位子上轮流坐庄的牛僧孺与李德裕势同水火,彼此党同伐异,“各分朋党,更相倾轧”,连皇帝徒叹奈何:“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可见,窝里斗比窝外斗难办得多,几乎无解。牛李两大派官僚窝里死斗,“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争斗与两派官僚的命运一样变幻无常,他们时而升天,时而坠地,时而荣华,时而衰落。而本来为“无党派人士”杜牧,在这种形势下,不想出局就也只能首鼠两端了。孤傲的杜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成为骑墙派。尽管他未必不想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但那毕竟是真空独立的幻想,而不是现实的哲学。别人结党营私而你却刚正不阿,你就成了“异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不投靠某个政治集团,就必然失去政治靠山,下场便可想而之了。杜牧做官最大的官是中书舍人,相当于朝廷的机要秘书。但是,那已是他的垂暮之年了。诗人在那个“高位”只干了不到一年,就耗尽了生命最好一滴血,撒手人寰。在杜牧30岁左右的英年时期,曾经被牛党党首牛僧孺赏识,得监察御史,任上也颇得意,然而昙花一现,此消彼长,另一方面,他在同样是他上司的李李德裕那里就看不到好脸色了。在牛李之争中,杜牧曾一时倒向牛僧孺,但同时,李德裕也曾提拔过杜,当过杜牧的伯乐。在跟着李党干的时候,杜牧对党首李德裕拥护之至。李德裕对藩镇用兵、对抗回纥吐蕃、清理江贼、贬斥佛教,杜牧上书表态,坚决拥护。他不仅给李德裕出谋划策,还一再说“某受恩最深”,并称赞李德裕“庙算深远”、“文德素昭,武功复著”、“上符神断,潜运庙谟”。李德裕还算赏识他的才干,并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打了一些胜仗。 彼时杜牧对李德裕多有赞誉,可是后来却对其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说李德裕“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可见,前面的那些赞誉是违心的,就算他与李德裕道相同,但没有感情归属。杜牧给牛僧孺写墓志铭时几近夸张奉承之词,对李德裕也曾贡词一时。后来又骂起李德裕来,也是辛辣无比,可见,党争把这样一个大才变成也变成了情绪化动物。 与其说,政治现实把大诗人逼成变色龙,不如说这是一个人才的最大悲哀。 以人格的代价来换取报国的机会,这种选择对心高气傲的杜牧来说,无疑是无比痛苦的。但是,即便是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骨子里的孤傲还是被上司看穿了眼。他们都没有从心底把这个人才看定为自己的人。无论是李赢,杜牧不得志,靠边站,牛赢,杜牧同样不得志,靠边站。史载,当牛党得势后,“凡(李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而唯有杜牧“远弃,其道益艰”,被外调到更远的桐庐。由此可见,杜牧其实并不真正的算哪一派,谁也不“待见”他。长达40年牛李党争,几乎贯穿了杜牧的一生,牛李党争结束了,杜牧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杜牧,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杰,在并不太平的世道,终生壮志未酬,报国无门,没有得到大展才华的一点机会,而渐次被废为一个官场的“变色龙”,毁在了窝里斗中,实在是太可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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