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歌曲与宗教歌曲

劳动歌曲在民歌中，也是整个人类文化中最早产生、历史最久的艺术品种之一，号子是劳动歌曲的主要组成部分，号子是和劳动节奏紧密结合的民间歌曲，它产生于体力劳动之中，直接为生产服务，真实地反映了劳动状况和生产者的精神面貌。
号子的种类很多，有搬运号子，工程号子，农事号子，船渔号子，作坊号子等。土族地区的劳动歌曲大多是工程号子类的打夯号子为主，这与此民族的居住形式和生活习俗有着紧密联系。土族的住房均为土木结构，房屋外围是庄廓，这样就少不了打墙号子。打夯号一类的号子此起彼伏，号子的歌词内容丰富多彩，开始没有任何内容，只是“哼那儿里哼，夯那儿里夯”等，做到步调一致，培养情绪，而后慢慢转入正词，正词也有很多不同内容。打夯号子大多四人一组，号子的领唱者即劳动时的指挥长，领唱的曲调大多高亢舒展，具有粗犷豪迈和呼号召唤的高原风格，气氛活跃、声调高亢嘹亮，多汉语演唱。领唱者唱歌词内容，和唱者唱衬词句，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如这一组打夯人中若哪一个不好好出力，领唱的一旦发现就开始“批评”：“王家的姑舅阿门了”，和的人仍然唱衬词：“哼那儿里哼那，夯那儿夯”。另外主人家招待不周、缺水断烟，领唱的开始戏弄：“张家爸的开水不阿够了”，和的人仍唱衬词，这样见景生情，有感而发，直接反映劳动者的情绪和态度。也有叙唱历史故事和英雄人物、民间习俗及生活内容的。
号子的音乐节奏性、旋律性弱，坚毅质朴。音乐结构常重复使用，旋律固定不变。土族地区打墙号子和打夯号子有多种曲调均可通用。号子这一体裁有相对的独立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时繁重的体力劳动逐渐为机器生产所代替，号子的实用性功能意义会逐渐消失，虽然它不可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长存，但它那丰富的音乐素材和独特的音乐特征却为许多音乐工作者所吸收，在不少表现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精神和豪迈气魄的音乐作品中得到了升华和新生。七十年代歌曲集《战地新歌》发表的《战地打夯歌》（马占山曲）就是用土族地区流行的打夯号子的音乐素材他们的合唱歌曲，经省歌舞团录音之后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放过。
宗教音乐主要指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等教六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时所叙唱的歌曲和演奏的音乐。歌唱赞美上帝是基督教宗教仪式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赞美上帝的歌曲原来是用乐器伴奏，所用乐器有：琴、瑟、钹、号角等，后来只用管风琴，只有单声部、自由节奏的无伴奏素歌。
基督教传入土族地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民国2年（1913年）比利时的传教士康国泰在互助地区传教，在今沙塘川等地修建天主教堂。1914年天主教在东山的大泉村修建了一座教堂，1958年宗教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仰天主教的群众开始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县人民政府批准开放了大泉村的教堂。
道教传入互助地区最早是在明代，明崇祯15年（1642年），在互助县五峰山修建了一座道教寺庙。清乾隆时，西宁道按察使司俭事杨应琚曾筹款在五峰山修建房屋三楹。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附近庄堡的各族群众集资增修了香公楼、岷山亭、同乐亭等，并在1940年正式成立了道教会。早期道教科仪中的道教音乐资料现存极少。唐代道教音乐在吸收当时的民间音乐、佛教音乐及西域音乐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提高，到北宋时，产生了道教音乐的曲谱集《玉音法声》。其中记录了《唐代至宋代道教音乐曲谱》共50首，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一本道教音乐的声乐曲谱集。近代道教音乐基本上承袭了明代以前的音乐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和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看道场、欣赏道教音乐是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道教音乐是具有中国地方特点的宗教音乐，各地的行腔、旋律都带有本地音乐特点而各有区别，同一法声中的同一首词，各地选用本地音调配曲，各不相同。
大约在东汉明帝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使来自西域和印度的佛教音乐，掺杂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因素，因而中国的佛教音乐即含有中国民族音调节器，又含有印度和西域的少数民族音调。公元前6到5世纪，佛祖释加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时就使用音乐，以“清净和雅”的吹唱来演说经法。佛教直接使用的音乐是赞呗，其形式有齐唱、合唱和独唱，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唐代以前流行的赞呗有《如来呗》《处世呗》等，近代讲经改唱《钟声偈》《回向偈》等。佛教另一使用音乐的场所为讲唱佛经的变文，变文又称唱文，讲唱文、缘起等，是一种说唱音乐。佛教寺院在一些佛教仪式和佛教节目中，常利用乐舞和百戏，来弘扬佛教。土族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藏传佛教寺院有佑宁寺、白马寺、甘禅寺、金刚寺等，僧人大多为土族。在寺院讲土语，诵经时用藏语。宗教音乐除以上所谈的之外，尚有婚礼场面和安召舞曲及问答歌、赞歌中都有宗教内容和歌曲，另外有《求雨歌》、《嘛尼经》、《诵经调》等。《求雨歌》是每逢大旱之年，广大土族人民杀猪献羊到龙王山求雨时唱的歌，唱腔接近呐喊，悲伤哀婉，场面庄严肃穆。《麻尼经》、《诵经调》则是喇嘛念经时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