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寨生态补偿民间突围

　　7年前，街上四处堆放着砍下的树木　　吃喝在一边，拉撒在另一边。姜富文家的猪，“居家环境”今昔不可同日而语。4月18日，规整的猪舍里，一头肥硕的白母猪耳挂号牌，四周围着8头小猪，不时哼哼唧唧拱到身下。姜富文，这个贵州省台江县南宫乡汪江村的苗族青年农民，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刚卖了6头，净赚3000多块。我把全家今后的生计都押给它们了。”　　作为苗族人口比例达97％以上的“全国苗族第一县”，台江县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该州拥有贵州省最大的连片天然林区。春来时，翠绿的群山紧紧揽汪江入怀，汪江溪沟清澈见底。　　7年前，姜富文的眼里没有猪，只有山。“他办了个厂，把树木加工成板材等半成品，拉到贵阳等地。每年挣几万元。”汪江村村支书周绍明介绍说。不仅姜富文，那时候，几乎全体汪江村村民都靠山吃山。“没办法，700多亩田地，只能供七八成的口粮。”村委会主任李胜高说。　　台江县县委宣传部的王永刚回忆他1997年来汪江时所见情景：“街上四处堆放着砍下的树木，10多辆货车排成一队，村民们往上搬运木材，号子声此起彼伏。河里，不断漂来加工产生的木屑……”　　“没钱了，上山砍树就是。村民种粮外的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伐木和从事相关劳务，高的年收入10万元以上。没人出外打工。每家养一两头猪，只为春节杀了自家吃。”周绍明说。　　据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江县财政收入普通年份有六七成“涉木”，个别年份甚至占八成之多。　　要“禁伐令”，也要生态补偿　　1998年8月，全国性特大洪灾过后，政府出台了天然林“禁伐令”。汪江村失去财源后，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但有些人家只能守着几块薄地度日。　　“没有打工者的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不过500元。20户困难户，人均不足200元。咋过日子？”台江县林业局的张爱红说。　　就在“禁伐令”下达前后，台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天然林盗伐事件，遭滥伐的天然林达5971．621立方米。汪江村与事发生地之一的交包村紧邻。该事件经中央电视台曝光，震惊全国。　　盗伐事件激发了张爱红对生态保护的更深思考：“即使国家不禁伐，照此下去，没多久，汪江也必将走向无木可采、生态灾害频发的困境。”他说：“应该人性化地看待问题。如果片面要求农民放下砍树的斧头，却忽视对其进行必要补偿，不从根本上解决‘禁伐’后他们的生活出路，今后，盗伐事件还会发生。”　　过去数年，农村发展工作网（贵州PRA网）社会林业小组得到香港乐施会资助，志愿在汪江村推动实施了“天然林禁伐后农村社区综合性自然资源管理示范项目”。　　“就本质而言，这是一次民间性质的生态补偿试验。”项目主要负责人、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的杨从明博士说。　　“旧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了，我们试图帮助汪江村找到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通过项目实施，促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林业小组成员、贵州省林业学校教师李智勇说，“这是一次‘突围’，甚至就是一次‘革命’”。　　姜富文家的经济支撑“由木转猪”是个缩影。如今，受益于项目，越来越多的汪江农户迈上了养殖业新路。以汪江为中心，一个覆盖方圆百里的优质良种仔猪市场正日渐形成。　　充分赋权比单纯给钱更重要　　汪江村村支“两委”办公楼黑板上，写着养猪的饲料配方。这条信息并非“两委”发布，而来自村“项目共同管理委员会”。该“管委会”全权负责“天然林禁伐后农村社区综合性自然资源管理示范项目”在汪江的运作事宜，包括7万元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评估、发放与回收等等。　　“‘管委会’是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张爱红说。　　2003年5月，村民们以无任何限定条件、无计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管委会”的7名组成人员。他们在村里都享有较高威望。其中，潘正洲和万胜福两人，是苗族传统社会中一言九鼎的“寨老”。　　“‘管委会’的产生，集中体现了‘参与式’工作理念。村民是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主人，我们强调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强调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作用和中心地位。”张爱红说。　　“管委会”产生前，项目组已经按照“项目需求排序打分”的“参与式”工作方法，组织全体村民，对养猪、养牛、养鸭、养鸡、养鹅、种植中药材等七八个汪江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备选方向一一打分，将养猪、养牛列为首选方向。　　“七八个备选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都不是我们关门想出来的，相反，全部由群众自下而上提出。”张爱红说。　　汪江村下辖汪江、记刀两个自然寨。“管委会”正式成立后与村民反复沟通，决定汪江侧重发展养猪，记刀凭借3000多亩连片天然草场，主攻养牛。　　尽管项目实际实施不到两年，但早在2000年，项目组成员的足迹就印进了汪江的家家户户。　　“我们在全面调查村民群体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与文化特征，包括自然及人口资源状况、社会服务水平、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村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的因素、问题与潜力，从而设计出适当的项目实施框架。”张爱红说。　　“项目组的功能就是这样，更多地表现在规划、引导、服务、协调，以及推动村民的能力建设等方面，不直接干预‘管委会’运行。村支‘两委’同样不对‘管委会’进行干涉，只是提供必要工作支持。很大程度上，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监事会’。”杨从明说。　　让村民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　　围着“管委会”成员潘正洲家的炉火，张爱红和李智勇端起大碗的苗家米酒，大口吃野菜，与潘等人热烈讨论项目进展，亲若一家。　　“大家的热情从没这么高过。你晓得，以前的项目，都是官家说了算，你想养猪他叫你养牛。管理人员责任不到位，村民不积极。项目到底有没得效益，钱是买酒喝了，还是打麻将输了，哪个都说不清。”姜富文说。　　本着扶弱与扶强兼顾、滚动使用的原则，参照通行的小额贷款模式，从“管委会”那里，汪江寨近30户村民先后获得了从两三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项目借款。　　而在记刀寨，村民们选择资源共享，集中使用项目借款。全寨分为4个小组，各据一片草场进行围栏饲养，目前，户均养牛达到5．4头。　　“项目资金自理，村民一损俱损，彼此间无形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管委会’对养猪户资质考察的严格，甚至超乎我们意料。”杨从明说，“出于相同原因，借款到期，农户拖欠不还的可能性也被降至最低。”　　在外围，项目组牵线搭桥，从贵阳为汪江村引进了优质猪、牛品种，并多次免费组织村民出外参观学习，掌握疫病防治等养殖技术。　　“过去，汪江一带市场上出售的外地仔猪，发病率、死亡率高，生长速度缓慢，当地群众有‘三年九斤猪’的夸张说法。”张爱红说。　　现在，汪江村60％以上的农户改用生饲料添加混合饲料的新法养猪，猪的生长极大提速。周绍奎家的母猪一胎产下15头猪仔，成为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英雄母猪”。　　重又坚定生活自信心的村民，已连续两年推掉了人工林的轮伐指标。利用猪粪，他们纷纷建起沼气池，生活用柴大降。　　“政府也从汪江村的自身努力中看到了信心。”张说。去年，黔东南州有关领导无偿支持杂交玉米种子500公斤，使得全村玉米种植面积从8亩跃为140亩。县国土局随后出资6万元改造200亩天然草场，汪江村的牲畜口粮愈发无忧。　　“7万元不是个大数。”杨从明说，“通过汪江的试验，我们想要证实，从良性的制度设计入手，对主要利益当事人充分赋权，给予足够的政策，变‘要我做’为‘我要做’，是确保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效益的必要条件，更是补偿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比资金本身还重要。”　　汪江连着洞庭湖———受益者理应为苗民的痛苦转型承担责任　　跑了仅1．5万公里的北京吉普，艰难爬行在由台江县城向汪江村方向延伸的864县道上，像头老牛。40多公里山路，走了3个多小时。　　翻开中国地图、贵州地图，汪江无处可寻。　　“千山阻隔，确实，要让汪江以外的人们理解汪江的生态保护对于他们的意义，相当困难。而这也正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意识难点之一。”杨从明说，“‘汪江突围’可以靠一家非政府组织拿出7万元启动，但更大范围的生态补偿显然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撑。”　　张爱红从地理的角度划下一条清晰的流程：汪江溪沟———巫密河———南哨河———清水江———洪江———洞庭湖。　　“大江大河都是由小溪小河汇成。若上游生态失去保护，受影响的不止是当地人，下游居民受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张爱红说。　　杨从明告诉记者，解放前，汪江村有村民偷偷上山砍树，按寨规，被抓住强行溺死在汪江溪沟。“苗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对自然有着由衷的敬畏，他们不是天生的刀斧手。遗憾的是，面对外来冲击和诱惑，这种习俗渐渐失去了它的坚守。”　　1971年，为支援湘黔铁路建设，一个民兵团成建制开进汪江，当年伐木高达4万立方米。“进入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需求拉动带来更大冲击。”杨从明说，“在历史的演进中，汪江村村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难道铁路的开通，是他们在受益吗？难道不是那些生活的享受者让斧头高高举起的吗？”　　“外界理应为汪江村农民放下斧头后的痛苦转型承担共同责任、提供生态补偿，这也是项目组愿意为此不计回报付出的原因。”张爱红说，“7万元绝不是谁对谁的施舍。”　作者：本报记者 谢念<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