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意识与中国崛起

“大爱”意识与中国崛起“大爱”来源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共有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大爱”是“公有”的。“大爱”是一定区域的特定人群可以共享的“爱”，它代表着人们在精神上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志。历史上的中国人曾经有过这种“大爱”吗？答案是令人伤感的。我在上一篇《神权、王权与人权》一文中已经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本体在发展路径上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早熟的本质，主要表现在神权过早地被世俗的王权所取代，“天人合一”于世俗的王权。神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共同意志，王权则代表着少数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私有意志”。国家政权在皇权专制主义“家天下”的铁桶式占有下，中国人先天缺失了“公有”区间的“共同意志”。在这种皇权专制文化的塑造下，“爱”如何能够成为“大爱”呢？中国人内心世界中对于“爱”的理解方式，主要源于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最基本的道德范畴，在这些范畴中，“仁”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最高范畴。中国儒家学说历来讲“仁者，爱人”，关于“仁”的含义，《说文解字》解释“仁”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爱，首要的是血缘亲情之爱，所以儒家又说“孝”是“仁”之本。儒家的伦理道德就是以血缘亲情之爱为中国式“爱”的本体，由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学说对于“爱”的解读方式是与皇权专制主义的利益一脉相承的。从本质上说，中国式的“爱”以亲情远近为基础，“爱”是自私的，“爱”只能是私爱。皇权私有的国家崇尚的只能是私德与私爱。“爱”的文化根源决定了中国式的爱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群体化倾向。“爱”主要发生于家庭/家族内部，“爱”所表达的主要是亲情关系。爱有亲疏远近之分，家里家外是不一样的。中国式的“爱”总是与家庭/家族的成员有关，一个人的爱总是与别人，很多的“别人”纠缠在一起。身体化倾向。“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血缘关系的纯洁性需要用身体的纯洁性来加以体现。以身体为“载体”的中国式的爱便沦为了肉身。“失身”，是一个很奇怪的字眼，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却是一个是与生命相关的文字。女人一旦与丈夫之外的人发生性行为便是“失身”，失了身的女人往往是要以死来换取清白的。失身不仅意味着爱的丧失，更是生命存在理由的丧失，可谓性命攸关也！自私的占有欲主导“爱”的方向。中国式的“爱”所明确的是相爱的人对身体的占有关系，“爱”与身体如影相随。爱仿佛是同在一个家庭之内的人在私有的“一亩二分田” 内的精耕细作。“爱”的田地被冲决之后，生命就失去了依靠。尤其是中国女性，一旦失去了丈夫，即使十分年轻，也要守寡一辈子。在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主导下，占有欲最终演变成了破坏欲。占有欲导致仇恨，很多不幸的婚内与婚外的仇杀事件都发生在所谓 “爱”的旗帜下。“爱”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不平等关系。中国式 “爱”的对象主要是“天、地、君、亲、师”，所“爱”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爱”是“敬爱”。即使在夫妻之间，由于“三纲五常”礼教意识的存在，夫妻之爱在男权社会里，也表现为一种不平等的占有式关系。儒家学说所谓仁爱的本质就是明确了人们之间对于“爱”的占有方式以及“爱”所存在的秩序性。向公共的“河”里泼污。由于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公共区间的共同意志，每一个中国人都坚守着自己的私爱，而把自己弃之不用的废物甚至于污物扔到与别人公有的“河”里。对于自己的私爱极尽全力去维护，而对于别人乃至公共的利益则怀着些许敌意的目光。历史上有太多的附加在爱之上莫须有的暧昧文字、肮脏字眼。比如，当人们一提到“性”，就会联想到“色情”、“下流”这样的字眼，将性问题与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把性生活这样一种两性之间的美好体验诋毁得一钱不值，使性沦为肮脏、下流之举。发生于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之下的“爱”更是被人以各种污秽的文字加以表述。集体冷暴力。“爱”只能发生于家庭/家族之内，因而，“别人”的冷暖一概与自己无关，“别人”不属于自己关注的对象。一旦走出家门，人们的脸上就失去了笑意。无论走在哪一条中国街道上，人们都会发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带着中国式漠然一切的面孔——那是一张张千年不变的不冷也不热的面孔。“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社会关系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了人们普遍遵循的生活原则。很少有人主动地询问你需要关心的问题，更不会施予与“爱”有关的一切，甚至只是暗示也是不能接受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文化里面的，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对于“爱”的理解方式。我们的生活原来是那么严格地遵守着古老文化的基本原则。很多时候，每当提到“爱”的时候，我们的心口常常会感到忧伤。在中国历史上，“爱”与“大爱”似乎只是似是而非的存在。直到今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会说到“爱”字，似乎“爱”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爱”是难以启口的，而“大爱”更是抽象的。“爱”就是那个最使我们感到伤感的字眼。是什么让我们在“爱”面前感到如此忧伤？皇权专制主义文化是中国式的“爱”之所以沉沦在私爱之中的根源。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同学派关于“爱”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比如墨家对于爱的理解与儒家学说是明显不同的。“兼爱”、“非攻”与平等是墨子学说最核心的内容。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儒家以“亲亲”与“孝悌”为出发点，从家庭亲情之爱由近及远推广开去，因此，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有亲疏远近之别；而墨家的兼爱却“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爱人之亲若爱其亲”。二是儒家的仁爱从人性、伦常立论，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墨家之兼爱则以“利”为基础，“兼相爱”与“交相利”并提。这种以“利”为基础的兼爱观，反映了下层民众要求平等的愿望。兼爱需要从人君做起，劝人君让利于民。所以，“非攻”的主张也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在墨子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博爱”思想的影子，平等意识与泛爱论更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儒家学说却攻击墨家学说是一种“无父”论（父与子如何能够平等呢？），皇权大一统之后，墨家学说于是逐渐衰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作为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能够以博爱情怀看待世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从中可以再次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定如后世所是的那种样子！一切都是皇权专制主义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利己主义选择的结果！ “我”不爱“别人”，“别人”缘何爱“我”？仅有私爱的民族是难以进步的。在中国走向世界之际，建立在儒家家族历史主义意识之上的血缘之爱已不能适应世界上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今中国，正处于加速崛起之际，中国人对于“爱”理解方式必将因时代的前进而改变。中国式的私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而无私的“大爱”尚处于脆弱的萌芽期。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于“爱”的理解方式正在加速变化之中。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别，“爱”在中西文化不同背景下，“爱”的现实似乎不具有可比性，但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却是共同的。 “爱”是存在的曙光，是生命存在的理由。没有“爱”，生命如同行走在黑暗的隧道里。爱是不应该被占有的，爱是无罪的，爱不是实用主义者之间虚伪狡诈的交易。尊重每一个人，热爱人世间的一切，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爱奉献给这个世界。这应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每一个人的信仰。仰望天空，让我们用纯洁的心灵去读“大爱”；脚踏实地，让我们用温暖的双手去造就“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