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县委书记成腐败「重灾区」 专家吁分权防腐

来源：凤凰网 　凤凰卫视6月20日消息 综合报道，据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位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任内的）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近几年来，这样的现象不止存在于安徽省，其他地方也有存在。 　　（近期报道：云南省昌宁县委书记杨国瞿因杀人被免职刑拘 湖北监利原县委书记杜在新受贿50万被判10年 山西沁县县委书记路遇交通事故狂追肇事司机） 　　多数干部保持沉默助歪风 　　报道指出，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阜阳市许多干部说，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王汉卿（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卖官，可就是没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知情、有据而沉默”，是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经大量座谈，他们认为“六类心态”蔓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张华琪分２５５次受贿、犯罪金额达５３０万元，有时是几个乡镇干部一道用公款行贿，可以说知悉内情的干部不少于千人，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借高利贷行贿，极大地败坏了上县的“官风”，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 　　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涉己、高高挂起。一些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基层盛行的“买官卖官风”极为反感，但自觉得“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与同事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 　　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我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一些干部担心检举揭发的信件“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现在正赶上县乡机构精简，县委书记找个借口把你“减”掉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 　　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睁着眼装糊涂”、我何必做这个“出头鸟”？贵池区委书记钱学明自己曾说，他把批评当成“找岔子”；李兴民在会议上严斥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为“杂音”，这种“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去监督？ 　　五是“同僚们都送钱了，我也送钱；他们都沉默了，我也沉默”。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一些干部甚至对记者说：“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都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党性、没立场”。 　　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反正反腐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的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原亳州市检察院起诉科长就是花１万元从李兴民手中“买了”一顶副检察长的官帽。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也参加到“买官队伍”中，让一些想“捅破窗户纸”的干部心有余悸，不得不沉默下来。 　　专家吁县委书记分权防腐 　　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干部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这里面确有着监督制度的缺陷问题。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容易滋生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干部群众呼吁，采取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 　　新京报6月20日也发表评论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中，县处级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的中枢，政府的绝大多数实质性权力，比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权力，均由他们具体行使。尤其是掌管一县之政的县处级干部们，其权力更为巨大而灵活。县区主要官员拥有管理全县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不仅是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由县区主要官员“一槌定音”。尤其是，一个县区通常有数百科级干部职位，因而，卖官似乎是县区主要官员腐败的重要门道。 　　不过，权力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腐败。当下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导致引人注目的腐败比例，根源在于，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与监督。安徽省纪委有关人士将其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看来，对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早就有清醒认识。 　　对于县区主要官员，可能需要更加有效的党内制约机制，从而使县区党委的权力，不被集中到一人身上。同时，在党委、政府、人大之间，如何更为合理地分配权力？尤其是，如何按照宪法的要求，使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地成为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显然是构造新式“县政”的重点。 　　政府的大量权力集中于这个环节，县的主政者通常拥有外人无法想象的财政权、人事权和审批权，因而，官员腐败犯罪的诱惑也就最大。而县乡官员群体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县区主要官员发生贪污腐败行为，很快就会在县域范围内传播开来，从而极大地损害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民众直接发生关系最多的政府，也是县政府。因而，一旦县委、县政府内的主要领导存在腐败行为，会直接给当地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是，对于如何限制、制约、监督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学界，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度关注。为管理之需，县区主要官员确实需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包括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但优良治理的基本原理是：越是巨大的权力，越是需要给予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毕竟，优良的“县政”应该能够兼容这两者：政府既有效率，官员权力又受到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主和法治的“县政”约束县官，就显得尤其重要。<div id=[/img]

地方长官为何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政绩是动力之一，且也无可厚非，国外的州长们也会这样干但相信自身利益牵扯其中，才是更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