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回顾:1984年进城务工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后，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这14个港口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984进城务工　　　　撰稿陈文森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　　从此，一部分农民获得了进入城市工作的自由，而且在计划经济的物资供应体制之外，拥有了在城市生存的合法权利。　　从1958年就实行的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出现了松动。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总和的20倍。对于这个突然涌现的群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雨林在《社会学通讯》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　　在“农民工”这个词汇出现之前，形容从农村进城务工者的词语是“盲流”。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黄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超生四处打工逃避的夫妻俩称自己属于“盲流”——一个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也是“离流氓不远”的身份。　　“盲流”的说法背后，是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所谓“盲流”，其实就是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之所以要以“盲目”来形容流动的性质，其实多少有些增强“制止”合理性的意思。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区分出城市与农村户口，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由于在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票证都与户口挂钩，没有户口意味着得不到票证，而没有票证就无法获得生存必需品在城市生存，所以从1958年至70年代末，中国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农民自由地流入城市。　　到了1984年，放开包产到户后的农村粮食生产以飞速增长。从1982年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原来不到6000亿斤，连续跨越3个台阶，到1984年超过了8400亿斤。这是建国以来第1次过剩性的粮食供求波动，“粮贱伤农”的市场规律再一次上演，也促使中国的农民开始自发地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土地已不再是谋生的铁饭碗，而更先进农业技术的引入也使更多劳动力从耕种中脱身。在农民进城务工放开之前，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就已经吸收了大批富余的农村劳动力,闲置的劳动力暗潮汹涌，图谋涌入城市。　　此时的城市，基础建设的持续发展和随着全面开放进入的大量外资企业对劳动力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对于外资而言，决定优秀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正是外资企业廉价工人的预备队。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票证制度的逐渐消亡，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也使得很多城里人做不了或不愿做，但又必须有人做的工作，诸如保姆、木工、清洁工等等岗位出现了用工需求。人口流动政策的适时松动，既有农村的暗潮汹涌，也有城市的劳动渴求。　　就这样，随着一座座外资工厂、酒店在中国拔地而起，离开土地的农民们也找到了他们在城镇中的新归宿。当这些农民开始在日商的彩电流水线上焊接电子部件，或在港商的纺织车间里操作织机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也从纯粹的农民，转变为持有农业户口但从事工人职业的农民工。事实上，当时也许并没有太多人预料到，80年代初在北京街头推车收废品的河北农民、上海弄堂里抱孩子做饭的安徽姑娘，还有深圳特区建筑工地上扬沙子搬砖的河南汉子，竟在不知不觉中为20多年后中国2亿多外来务工者大军闯荡城市，充当了开路先锋。　　第一代的务工者，生活丝毫不比农村轻松。在西安打工已经20年的山阳县农民王伯海，16岁来到西安的第一份工作是往汽车里装沙子，却因为年龄小做不动只作了一天就放弃。他卖过菜，卖过小吃，搬过蜂窝煤，有一次为送煤爬7楼爬了10多次，身上的衣服全部都被汗水湿透，累得流出了口水。当许多人已经用上煤气的时候，他又考了驾照，为别人开出租车，拉乘客时，他一般只是问对方去哪，之后就不怎么说话。“怕人听出我是外地人，欺负我”。在卖小吃的时候，小偷晚上撬开门将床边的三轮车偷走，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你说，累成啥了？睡得多死！但总是要坚持下去，家里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生活，两个孩子要上学。再累我也没哭过，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20年下来，王伯海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的眼睛时常干涩，每天回家就像瘫了一样动不了。　　沿海的务工者则在外资企业的流水线上重复着六七十年代香港、东南亚工人做过的工作，每年春节蜂拥从广东、上海回到老家，过完年又坐上回城市的列车，拥挤的列车、千金难求的车票、摩肩接踵的车站都为“春运”这个词汇提供了最丰富的注脚。　　这当中也有些人就此改变了命运。刚过40岁的李兴国从进车间当操作工、在流水线上用小锤子砸鞋底开始，用了11年时间，从一个农民打工仔到车间组长、主管、科长，一直做到生产车间的课长，更被台资公司派往越南、印度尼西亚负责新厂的管理，从河南山村的农民变成了大公司的驻外代表。　　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已成为职业意义上的城市人，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和缺少对城市的文化归属感而难以成为制度和文化上的城市人。他们普遍抱有“到城里挣几年钱，然后回家”，或者“我们怎么能跟城里人比？”等想法。这种以短期赚钱为目的和刻意与城市保持距离的过客心态，不可避免地给城市造成了一些问题。　　同样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工成了令几乎所有城市的公安、城管部门集体头疼的一类人。破坏城市治安的盗窃、抢劫活动好像总能与他们沾上边，而遍布各处的“城中村”则更是城里人眼中罪恶的渊薮，以及“脏乱差”的代名词。　　城市对农村的歧视也在各个层面一览无遗，北京市政府于1985年11月发布的《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使得“暂住证”成为京城直到今天都不能忽视的一大社会现象。　　80年代末，在济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农民工到理发馆，想要剪个平头。理发员见他是个农民，便说，“理个光头不行吗？”当时正值冬季，这位农民工解释道，“剃光头太冷了！”没想到理发员却不高兴了，他没好气地说，“你想理就理个光头，不理光头就另找地方！”接着便招呼下一位顾客。农民工再三恳求，怎奈理发员就是不同意。最后，这位农民工只得离去。就在他走出理发馆大门的时候，那位理发员在他身后说道，“乡巴佬还想学着城里人的样子理平头，没门！也不瞧瞧自己的模样。”这件事发生后，《人民日报》进行了专门的报道，并向全社会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应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对待这些歧视可能是忍气吞声的，可以“80后”为主力的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必然。随着父辈们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更年轻的一代农村人口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外来务工者的主体。与还留着回乡务农一条后路的父辈不同，在城市文化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务工者既没有务农的经历，也缺乏对农村身份的认同。他们也上网吧、用时新手机、听流行音乐，对工作的期望更高，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更强烈，对于歧视也更加敏感。　　农村的社会形态也在这样的代际更替中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老一代的务工者在返回家乡后，往往把一生的积蓄花在医疗、育儿上，而子女外出打工自顾不暇更使得他们缺乏养老的必要保障。新生代的务工者则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相反，他们会把第三代的子女送回老家让父母抚养，形成“留守家庭”。一到农闲季节，所有农村壮劳力倾巢外出，留下老幼互相扶持，颠覆几千年来农村最基本的家庭形态。留守儿童的心理、教育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无数农民工在辛苦工作一年后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甚至面临包工头携款潜逃的故事在上世纪末几乎从未停止发生，而层出不穷的农民工迫不得已用暴力甚至血腥讨得工资的新闻也折射出其无奈的辛酸。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在向乡亲们询问有什么困难时，农妇熊德明反映包工头拖欠丈夫薪资的问题。在总理的亲自批示下，熊德明夫妇当晚就拿到了全部工资。温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工资，也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讨薪风暴”。从中央到地方，向农民工按时发放薪资成为政府施政的一个重点。　　政府的调整不止于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工明确划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农民工”这个提法也逐渐从官方媒体上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外来务工者”甚至“新市民”的称呼，农民工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宣传活动这也越来越多出现讴歌“城市建造者”辛劳的节目。20年前调侃“盲流”的小品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王宝强在春晚上扮演的外来务工者小品拿下了收视率第一名。与“外来务工”这个名词一同改变的，是整个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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