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音乐史===摘自广西桂龙网

公元618年以前，是侗族的原始社会时期。侗族先民越人（亦称百越），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及西南各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语云：自交呲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唐代以前，这一地区虽然已有封建王朝的封制，但侗族社会并没有受到封建王朝的直接控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侗族先民，仍处于“千人团哗，百人和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伫诅要约，终无法制相约”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的经济生活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没有贫富，没有阶级。人们与大自然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伴随着人们与大自然的斗争，侗族先民创造了“耶”和“嘎”两种音乐形式。   “耶”（Yeeh)，原是侗族民间集体歌舞演唱的衬词，后来演变成为对这种歌舞形式的专称。表演“耶”，侗族叫“哆耶”（dos yeeh),即唱耶跳耶。人类早期的音乐，一是伴随劳动，一是伴随舞蹈，侗族的“耶”也是这样。现在搜集到的“耶”，内容涉及面很广，是各个历史时期侗族社会生活的积淀。早期的“耶”，内容涉及面较窄，它与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分为“劳动耶”和“祭祀耶”两种。   封建社会初期的侗族音乐   唐宋元时期（公元618年至公元1368年），是侗族社会由原始氏族社会末期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也是侗族音乐步入较快发展的阶段。   早在唐代以前，居住在沅江流域的侗族先民已经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唐王朝建立后，我国中原地区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地处黔湘桂三省地区的侗族社会，开始从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跨越奴隶社会而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由于历史的社会的以及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这种过渡在沅江流域侗族地区较早，在斗都柳江流域侗族地区较晚；府、州、县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封建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封建经济文化较慢。   随着封建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先进的汉族生产工具和先进技术的引导，这一时期侗族人民脱离了游离生活，选择依山旁水的地区建立村寨，定居下来。采集和渔猎已经由主要地区降为次要地位，农耕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汉族的先进文化，这一时期开始创办学校。其余广大农村以及都柳江流域地区，虽然一直归入中央王朝版图，但仍属羁縻状态。所以对整个侗族地区来说，侗族民间音乐仍主要沿着民族自身的社会行进过程向前发展。“耶”从祭祀性向娱乐性过渡，出现了“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的壮观景象，芦笙及芦笙舞普遍流行。“嘎”随着婚姻习俗的改变，在“儿歌”、“诓儿歌”的基础上，已见“情歌”、“礼俗歌”等品种，说唱艺术“君”开始出现。   此时期侗族社会政治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原有的“同姓不能开亲”的婚姻制度，造成了许多悲剧，令人同情。为了改变旧的婚姻制度，开明的寨老们邀请各姓氏寨老聚会，革除远地异姓结亲的旧习，开创邻近地区破姓开亲的新规。从此，男女青年行歌坐夜，邻近村寨开展“为也”和“为顶”的活动，给男女青年自有了自由恋爱创造了条件，“情歌”、“礼俗歌”有了发展。到了元代，说唱艺术“君”，开始萌芽。   明清至民国时期（1368——1949），是侗族地区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明代至鸦片战争为中期，鸦片战争至民国年间为后期）。   侗族民间音乐随侗族南北地区语言环境和语言状况的差异增大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前一时期基础上沿着同源异流的方向发展。南部地区，“耶”、“嘎”、“君”继续发展并走向兴盛，这时侗戏诞生，并逐步推广。北部地区，“耶”和“芦笙”逐步消失，“嘎”因与外族艺术形式融合而形成新的风格和品种。汉族地区的戏剧传入侗族地区。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风俗》条说：“侗族暇则吹芦笙、木叶，弹琵琶、二弦琴......以为乐。”在侗族南部地区，除早已流行的芦笙外又新出现了一些乐器品种。木叶，大自然乐器；琵琶，侗族早期叫“言”（yeenc），后来借用汉语叫“比巴”（bic bac）；二弦琴，侗族叫“果吉”（oh is），模仿五度定弦“sol re“等的谐音，后来翻译按其行译作“牛腿琴”。同期，侗笛（jigc dongc）也被广泛应用。由于有了乐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用乐器伴奏的歌种，如琵琶歌、果吉歌、木叶歌、笛子歌等等。   而在北部，其主要歌种有山歌、玩山歌、酒歌（好事歌）、伴嫁歌、儿歌和劳动歌等。   另外，“君”到明代随着侗族乐器琵琶和果吉的出现，发展较快，“果吉拉唱”、“琵琶弹唱”、“腊洞说唱”等曲种逐步形成，到清代和民国时期走向成熟和兴盛。   社会主义时期的侗族音乐   一.“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侗族音乐（1949——1966）   1950年春，侗族地区解放，先后成立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区，三江、通道、新晃、玉屏五个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和龙胜各族自治县，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1925年，侗戏从广西三江的林溪传入龙胜和湖南通道侗族地区。侗歌班、侗戏班、芦笙队等民间音乐组织遍布大小村寨，各级文艺会演不断兴办，侗族音乐开始走出侗乡，登上大雅之堂。各种层次的调查组，深入侗乡进行侗族音乐调查，编辑出版了多种侗族音乐书刊，发现和培养了侗家音乐人才，专业音乐创作开始起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随着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湘黔桂毗连的侗族地区迎来了文艺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二.“文化大革命”10年的侗族音乐（1966——1976）   “文化大革命”中，传统的侗族文化艺术均被列为“四旧”，著名的民间歌师、戏师被视为“四旧”维护者，封资修的传播人，挨批挨斗。前一阶段初露锋芒的侗族音乐工作者，也多数被审查。从此，侗族传统音乐受到压抑，取而代之的是“语录歌”和“样板戏”。   三.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侗族音乐（1976——1990）   这一阶段，侗族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侗族民间音乐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民间音乐活动十分活跃，在加强民族内部音乐交往的同时，侗族音乐进一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袁炳昌 冯光钰) <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