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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燕 摘录一段曲水的话,意思说中国知识分子自1919年以来就有一种“打烂”的暴戾之气,所以于建嵘的开口骂娘和方舟子的不留情面都被认为是这种暴戾之气的表现。显然杨瑞春所希望的立场是不希望看到这种暴戾之气,虽然他没说不‘暴戾’的话应该怎么反对伪科学,但是从他的‘担忧’之中我们可以大概揣摩出他所希望的是一种不暴戾的方式,一种和和气气的,不剑拔弩张的方式,一种类似‘和事佬’的方式。 杨瑞春的这种解释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文人伎俩’,正如罗素所描述的‘浪漫主义’,即只关注情感而不关注逻辑和理性。文人们可以用很迷人的方式把任何人任何事都贴上不同的情感标签,就像卢梭等人对原始社会的充满热情的赞美,而完全不去想想真的让他像原始人一样生活还会不会觉得美好。杨瑞春的方式也差不多,他自己也承认了,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是‘暴戾’,是情感。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种关于形式的关注是非常不完整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在科学的问题上,没有好恶,只有对错。如果你一定想当和事佬的话就必须要容忍对的和错的并存,但这是任何相信科学的人都无法接受的,如果错的东西不加以反对和驳斥如何能够让对的东西确立下来,流传下去?和事佬的作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为了所谓的风平浪静与和和气气,漠视对与错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让很多骗人的东西能够在虚伪的‘太平’之中瞒天过海。 相对于这种‘和事佬’的态度,正是方舟子不可妥协的态度。实际上杨瑞春把方舟子的不可妥协和于建嵘的骂娘并称为‘暴戾之气’是非常不客观和不诚实的。稍微有点常识和道德素养的人都可以看出方舟子的分析文章和于建嵘的骂人文章之间的区别,前者总是不断的强调证据,事实和逻辑,而后者除了不堪入目的辱骂,还有什么?杨瑞春把这两者都称为‘暴戾’之气,其实就是想抹煞两者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我们所无法容忍的,对和错之间的区别是无法掩盖的,即使你给他们贴上同一个标签也没有用。 杨瑞春先生的意图其实并不难掌握,通过把方舟子和于建嵘都总结为暴戾之气,仿佛让他具备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仿佛他可以一眼看到整个问题的所在,于是他的这种抽象就拥有了一种光环,让这些文人们显得通晓人间沧桑。然而,马克思早就提醒了我们,‘抽象’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工具,因为抽象总结必然要忽略差异,从而有可能忽略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杨瑞春先生所忽略的正是对与错的意义,道德与不道德的差别。 很多人支持方舟子并不是他的感情或者文风,而是他所强调的事实与逻辑,其实他并不是孤身一人,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他所强调的方法早在罗素,波普尔,卡纳普等重要哲学家的著作中得以强调了,而方舟子先生的贡献在于,他真正把这些有力的分析工具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问题,而他的成就也就在于对伪科学的无情揭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暴戾’也是反伪科学所必需的,对于那些不诚实的人,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是没有用的,就是应该将他们一揭到底,彻底暴露在阳光下。杨瑞春先生为这种‘暴戾’担忧(可能是怕方舟子的分析导致中国犯罪率的上升),但方舟子和他的支持者们应该非常欢迎这种‘暴戾’,这种对错误绝不姑息,绝不迁就,绝不妥协的精神正是其价值所在。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真理的钥匙要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找![em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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