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流亡者纳博科夫

　　很多作家都不喜欢别人为他作传。奥威尔就在遗嘱中反对其他人为他立传，那是出于一种谨小慎微的自卑感，他总认为自己的一生是一连串失败经历的组合体，不值得后来者书写。而托尔斯泰算是另一个极端例子，他生前就很讨厌别人为他作传，那是一种渗透在骨子里的傲慢，他认为传记作者无法圆满地诠释他高贵的一生，除非他写自传。但自传呢，正如博尔赫斯所言，任何自传都是侧重心理上的，一个作家不谈某些细节甚至比谈论某些细节更具代表性。我掂量着手头的这两本纳博科夫的传记：一本自传性质的《说吧，记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版），另一本由新西兰的著名学者纳博科夫研究权威布赖恩·博伊德著的《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想着博尔赫斯的话，心中觉得妙不可言。　　熟知纳博科夫的人都知道，他也是讨厌文学传记的，但他的《说吧，记忆》却是一本典型的文学传记，散文大于纪实，抒情大于叙事。纳博科夫对记忆的重构和变形，让这本自传弥漫着一种浓浓的乡愁，深深烙上了他小说书写的独特印记。这个时候读博伊德《纳博科夫传》反而觉得这种平实厚重的风格正好弥补了自传中那部分欲言又止的隐秘的激情。　　纳博科夫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正如他评价喜欢的诗人普希金，“他实际的身世就像他笔下的一部杰作，时而抒情，时而讽刺，时而悲惨，而他的创作则仿佛是生命的注脚”。《纳博科夫传》把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分为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我们现在先看到的是前者的中文版。当然，严格来说，博伊德的这种区分也是很粗疏的，所谓俄罗斯时期也不过是指的是他的青年时期。纳博科夫1899年生于俄罗斯传统的贵族式家庭，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纳博科夫全家搬离俄国踏上流亡之路的时候，他不过才十八岁。1917年之前，他在俄罗斯的生活无忧无虑，这种快乐的童年也无数次成为他以后写作中明亮的源泉。但在此之后这种生活只能在回忆中逐次展现。因此，确切来说，博伊德传记中的“俄罗斯时期”大多数时候指的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柏林、捷克的布拉格和法国的巴黎等这些异国他乡的生活。1966年，已经名满天下的纳博科夫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这个时期的流亡生活，他说自己是一个“非典型流亡者”。这是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语词。我们不妨从博伊德对纳博科夫早期生活经历的爬梳中慢慢寻找它的蛛丝马迹。1917年他们全家搬到克里米亚，他第一次具有了切实的流亡体验，那是一种与文学性描述无关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与以前的生活一分为二，与之前的恋人切断联系，第一次领受到流亡中的思念之苦。那是一种失去之痛，是一种被过去放逐的绝望之痛。那种流亡的体验已经脱离了普希金诗歌描述中的流亡之痛——他曾称普希金是“永恒流亡者最光辉的榜样”——而是属于纳博科夫自身的独有的体验，“这是在他的艺术构思和不可逆料的生活动荡之间不断展开的和谐：无法预料的革命未来，无法重返的维拉往日，个体生命在时间中的诗性和谐”。　　1925年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完成，他在后来的英译本前言中说这是“一部流亡生活的小说”。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从这本书的内容看显然是一本回忆过去情人的小说，怎么会和流亡生活产生联系？小说中又是如何诠释这种不一样的流亡生活？答案是通过回忆，或者说通过对以往情人生活的回忆。纳博科夫甚至说过《玛丽》是他挥之不去的怀乡梦。主人公对情人的回忆和渴望是流亡者之梦的形象化，是对重新回归记忆中幸福的俄罗斯的向往。而在这种愈是回忆愈是美好的生活的背后却是当时纳博科夫新婚夫妇困窘不堪的生活现状。博伊德在《流亡生活场景》这一章的开篇即说：“对纳博科夫夫妇来说，流亡就是不停地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在我看来，这就是纳博科夫所说的“非典型流亡者”的真实情境：一种具体的、真实的、不停歇的、无奈的、困窘的生活现状与在回忆中明亮的、色彩斑斓的、幸福的、丰满的、清晰的记忆对照。这种生活的体验在纳博科夫以后的写作中无数次的呈现，并最终形成他独特的文体特征。他的小说善于运用抒情的笔法、明亮的句子书写一个个阴郁、幽暗、孤独和疯狂的人物，那种怪异的精致，邪异的优雅，让人觉察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美。博伊德概括说，在一个极简主义艺术勃兴的时代，纳博科夫是一个极繁主义者。这种“繁”不是单纯的杂乱无序，而是丝丝入扣，密不透风。那是一种假装的繁乱，一种绵密紧致的繁乱，一种艰难制造出的繁乱，是用智慧方能达到的繁乱，归根结底是一种“繁乱之美”。　　回到流亡的问题。既然纳博科夫自称是一个非典型流亡者，那怎么才算是典型的流亡者？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因为俄国国内的革命，大批俄国难民开始流亡，大多数流亡者都聚集在巴黎、柏林和布拉格等地。那时候的柏林和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几乎每个有名的俄罗斯作家，流亡者和非流亡者都曾在这些地方逗留或生活过。纳博科夫本来也是流亡作家中的一员，但他自小接受的那种对集体或政治生活的不信任，让他远离了这个中心。他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派系就是孤独，远离流亡者组织的文学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流亡评论家”的批评。他们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对形式过于关注，反而无视了内容，缺乏深度，而且缺少一种“流亡生活的绝望，现代灵魂的苦痛”。在他们看来，典型的流亡者要摒弃自我的生活，进入更高层次的书写，或者说融入一种集体的对流亡苦痛的诉说，甚至上升至对国内混乱政治的控诉。而纳博科夫却只是关注一个个句子，迷恋一个个细节的营造，痴迷于时间和回忆的变形，只是关心自我意识领域的开拓，从没有考虑过流亡的观念问题，也无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而纳博科夫对这种所谓的专注于概念化和形而上的“典型流亡者”作出的反驳和答复就是称自己是一个“非典型流亡者”：“我对有关‘当今时代’、‘焦虑’、‘宗教复兴’的论调或带有‘战后’一词的任何句子都无法忍受……在这种观念中，我感到的只是同样的群居本能。”因此，成为一个非典型流亡者，即是说：“我在写我的小说。我不看报。”　　也许，该是我对博伊德的这部传记表示敬意的时刻了。对纳博科夫这样的总是专注于自我内心的作家而言，给他作传意味着更大的难度：你不仅仅要小心翼翼地处理好现实生活的世界和他文学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同样细腻敏感的心灵，才能体味出纳博科夫那个独特的文学世界与背后隐秘的流亡生活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说，博伊德的这部著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传记书写。它是一部美妙的作品，甚至可以达到与纳博科夫一生同样精彩的程度。　　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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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广英，你好这篇文章不错啊abbetuei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