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全民化”是个大课题

“中国崛起与全民化”是个大课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的第一句话，它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在被压迫的几千年里挥之不去的梦魇。“敌人”在哪里？自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产生以来，人类个体之间就发生了分化。其中，较少的一部分人更多地占有了知识、财富与权力，而绝大多数人民只能更少地拥有知识、财富与权力。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私有制的产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造就了穷人和富人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暴力和强权逐渐统治了人类社会，科学和艺术的进步窒息了人类自然的天性，使人养成虚荣、骄傲、残忍和贪婪的习惯。他追问“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绝对根据——什么是国家的基础？人们是凭着什么权利役使和兼并、保持秩序、统治和被统治、服从权威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由于文明的进步、私有制的产生，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而为了使这种奴役成为合法的行为，国家的统治机构因而产生，人民因此戴上了枷锁。造成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正在于物质的短缺以及物质的不均衡分配。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文化陷入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不平等产生对立面，不平等制度及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存在导致了系统内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斗争——小至家庭/家族，大到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莫不如此。真正的敌人是无知、愚昧、贫穷以及政治权力行使方面的弱势。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历史承载着不同时代人类的渴望——历史仿佛是有生命的，她的性格是由无数思想者的火花碰撞所形成的。历史是承载人类意志的河，世界正是从几十亿年间自在之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运动中，孕育了生命的意志。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轨迹——人类不断地打破自我中心状态，从个体存在阶段迈向群体存在阶段；又从群体存在阶段迈向类的存在阶段。在文明产生之初，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人类只能意识到自我本能的存在——求生本能、畏死本能与性本能支配着人们几乎所有的行为。他们即使生活在群体之中，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对同类的存在漠不关心。人类社会产生之后，人类便进入了群体化生存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被分割在不同区域，仿佛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个体之间有交流，有斗争，也有融合，但总的来说，人类不同的群体之间围绕着利益的斗争从来也不会停止。狭隘、自私的占有欲造就了人的排他性与攻击性。人类历史的长河，总是被自私、贪婪与邪恶所毒化。历史上的人类，总是最大化地占有属于自己的私利，最大化地把痛苦、不幸与仇恨倾泻到自己与别人共有的历史之河里，历史于是成了一条有毒的长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逐渐认识到生存在不同区域的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人类的一员。人不仅是一个个人类个体，而且是类的存在。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自己同属于人类，历史上“非友即敌”式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形式就会发生变化。战争消灭的不再仅仅是“敌人”的肉体，而且会祸及整个人类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在“敌”与“友”之间，更多的却是“非敌”与“非友”。历史是个大螺旋。在这个螺旋的底部，人类只能认识到自己的个体性；在螺旋的中部，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群体性；在螺旋的顶部，人类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同属于人类。历史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历史在某个阶段的停滞甚至沉陷，却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轨迹。人类历史前进的目标，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活得更好。当今中国正处于崛起的征程之中，中国的社会面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这场革命正在逐步打破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不平等制度。这场革命是以直接消灭产生敌对力量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为特征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严重时会诱发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然而，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进程中，这一切正在成为历史，历史上的一切都在改变之中。“敌人”正在远离我们，人民的“敌人”似乎已经消失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前进的历史正是一个“合”——“分”——“合”的历史大循环。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阶级不平等社会正在走向平等参与、平等共享的全民化社会；与此同时，人类也从少数人占有知识/财富/权力向多数人占有知识/财富/权力乃至全民共同分享知识/财富/权力转化。什么是全民化？所谓“全民”，从字面的意义上说，指的是“全体人民”。由于几千年历史造成的等级制度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酒肉臭的“朱门”与乞讨路上的“冻死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个广泛存在着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压迫人民的国家里，社会分成了明显的不同阶层，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以法律、道德等多种方式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显然不是一个全民化的社会。全民化其实不该是一个问题，但在物质短缺以及物质不均衡分配的条件下，人类成员之间的不分等级、不分种族只能是痴人说梦，知识、财富与权力只能为极少数人所拥有。在人类率先发展起来的西方世界，极大丰富的物质、相对过剩的经济逐步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满足了人的最低需求，每个个体都能趋于饱满。如今，代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中国，在物质上越来越丰富，贫困人口也在大量减少，加之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健全，虽然乞讨的人仍然存在着，但已不见有谁饿死在路上。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必然伴生全民力量的崛起。十三亿人口在更大范围、更大空间的共荣共享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人，不能仅仅成为“经济动物”。从来就没有单纯意义上经济，经济从来都是与政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思想的全民化，是全民行动的基础。物质与精神是相互转化的。当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中国社会就会在一个相当深的层次上发生巨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阶级斗争式的冷思维看待中国社会，“人”复归于“人”的整体性存在——从而真正成为“类”的存在。一切都需要在一个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的脉搏，哲学、政治、经济、文化……一切都需要在新的视角下重新认识！“中国崛起与全民化”是个大课题！个体利益、群体利益最终必然服从全民利益。全民利益才是最高利益。中国崛起必将推动全民化的进程，全民化的进程必将加速推动中国的崛起。当中国的物质精华与精神精华结合起来，知识、财富与权力实现了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结合与共享，中国崛起才真正实现了全民化，中国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全民化社会的“平等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先生作为一代伟人的领袖情怀，他的话语中透着对国家、民族、人民深切的爱，这是真正无私的“大爱”。什么时候，当那些为中国崛起做出伟大贡献的“打工仔”们也能这样深情地对着蓝天、大地、人民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当更多的打工仔乃至更多的中国人都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中国才真正有了希望，因为，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中，已不再有那些厚积了几千年的阶级式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