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人”的解放

中国崛起与“人”的解放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硬环境与软环境两个部分。文化硬环境体现为土地、人口、经济等物质性内涵；文化软环境则体现为政治、法律、道德、习俗等精神性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走向崛起的步伐，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发生的主体是人，中国崛起为“人”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前提，把“人”从依附于自然、土地、家庭、“单位”的生存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人”的历史是不堪回首的。历史上的中国“人”不仅被禁锢在牢笼中，并且随着历史的进程，被越来越紧地捆绑起来。“人”仿佛沉沦在古井深处，不断有人往这深井里扔着石头，凄惨而绝望的哀嚎声于是经久不息地从这古井深处传来，让人感到阵阵撕心裂肺的痛。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人的生存问题统领一切。在物质短缺条件下，“人”必须被限制，或者说，只能有极少数人过上不需要怎么节制的富足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对“人” 束缚最严重的思想莫过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他们标榜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荒唐论调。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的存在只是身体的存在，“人”沦为身体，身体沦为肉身。封建礼教所代表的正是“人”的心灵身体化——肉体化走向极端的一种结果。程朱理学体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流，并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一道，铁筒式控制了“人”的身体和心灵。正是宋明理学，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整体面貌的完全形成。自此之后，一切精神性的东西都不再重要，精神完全物化为既有的程序，不需要个体人的再加工，“人”完全被同化于人的存在史，个体人思想自由近乎彻底地消失在冰冷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刚出生的人，他只须重复前人的生活，而且是毫无个性地重复着——他虽然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但他实际上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死去了。成为主流文化的宋明理学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活力的完全消失，中国传统文化走上了近乎死亡的道路。文化的衰亡正是一个民族整体性衰亡的前奏。只有肉身没有灵魂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1840年以来的百年耻辱。虽生犹死的中国在列强入侵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生命与鲜血为代价，重整旗鼓，在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中不间断地挣扎着、抗争着。无论是改良，还是一场又一场血流成河的革命——都代表着中国人试图拯救已经衰亡了的中国命运的努力。能够拯救中国的唯有“地大物博”与 “博大精深”—— “地大物博”与 “博大精深”的一切为中国赢得了新生的时间。垂死挣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只是处于衰而未竭的状态。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重新规划了人类发展的蓝图。政治上走上独立道路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物质短缺条件下，传统文化糟粕所滋生的土壤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中国“人”仍然无法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中国“人”完全沦为政治意义上的“人”。。特别是在以传统的方式反对传统的“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一片红，全国人民只会说同一种声音。以“学习”之类的方式洗脑，将“人”束缚在高度统一的政治教条之下， “半夜起来学习最高指示”成了全国人民高度自觉的政治需要，政治生活成了每个人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人们沉醉于形形色色 “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政治活动中，政治运动中的恐怖主义牢牢束缚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 完全丧失了思想的自由，甚至也部分失去了行为的自由。作为毛泽东一生中只做过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代表着中国人拯救中国文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整体性自觉行动。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所体现的正是中国潜藏着的皇权的无所不能。但是，政治上的貌然强大并没有真正地使中国强大起来，更没有使中国“人”获得解放。中国被隔绝于世界新文化之外，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短缺经济主导下的中国人靠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实现“人”的崛起。这就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人”的崛起。中国“人”最终将成为大写的“人”。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至今快30年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阶段，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自然人的生活基础随之得到了改变。以解决自然人生存问题为核心的生存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已经完成或者说近乎完成了它的使命。改革开放政策仿佛成了救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剂良药，让中国传统文化随着经济的崛起重新焕发生机，走向复兴。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崛起。中国崛起使“人”的解放成为一场不可逆转的运动——被解放的中国“人” 再也不可能回复到封建礼教的吃人社会里。人更多地得到了“人”的自由，“饱暖思淫欲”的中国“人”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解放了。构筑在农耕社会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或者说是接近于瓦解，那些束缚自然人的文化锁链已经被打碎。“解放”意味着摆脱某种束缚而获得相应的自由。“人”的解放包括摆脱自然力和社会作用力的束缚两方面的含义。人是有意识的能够进行复杂思维的高等动物，所以人不仅拥有身体，还拥有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心灵。“人”的解放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包括人的生存、人的发展，还包括行为的自主选择性、人格的独立性和思想意识的自由性等。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世代依附于家庭/家族的生活中被解放出来。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与此同时，中国古代那种普遍存在的四世同堂式的家庭/家族已经被三口之家所取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离开家庭/家族就什么也不是的中国人真正地走出了家庭，走向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世代依附于土地的命运中被解放出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批农民走向城市，成为亦工亦农的“农民工”。 9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沿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被取消，更是为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的自由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了多元化，加上城乡二元文化被打破，那种离开土地就无法生存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处在越来越快的被改写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居民从依附于“单位”的行政与经济关系中被解放出来。中国人的铁饭碗已经被完全打破，一个人在一个单位近乎终身制的工作关系被合同制等灵活多变的各种关系所取代。全民创业投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中国城市的产业已经由过去的“一、二、三”产业排序逆转为“三、二、一”产业排序，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公司与实业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理解为人所依附的文化硬环境——人所生存的物质环境的改变。人口趋于流动，拥有物质财富的个体人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人”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加速变化，中国古代那种固化了的人与家庭/家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彻底瓦解，坚硬的文化外壳趋于破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依附于皇权专制的封建等级制度中被解放出来。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制度占有了国家、人民和土地，皇权是绝对不可挑战的。中国崛起让中国人眼中的世界逐渐变小，那种君临天下的皇权早已不复存在，政治的天空越来越趋于开放，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和信仰自由，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依附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中被解放出来。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中国人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中西文化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与融合，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世界多元文化已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并且成为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依旧顽固地坚守着阵地，中西文化依旧在激烈地冲突着，但随着“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文化正在实现不可逆转的大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多元化的文化形态让更多的中国人有了选择的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唯一选择，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全部。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理解为人所依附的文化软环境的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走向自由——虽然不失混乱，但每一个个体人拥有思想自由的价值开始显现，中国“人”逐渐成为“饱满的个体”，从而为全社会的价值最大化打下了思想基础——思想自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最核心的能量资源之一。“人”的解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国崛起加速推进中国“人”的解放已经成为不须争论的事实。如何正确地推进中国“人”的解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让中国“人”受尽了苦难，但“人”过度解放，又会使中国“人”跳进新的火坑之中。“人”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解放呢？“人”所需要的解放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关于“人”，“所有的大思想家所阐述的都是同一个思想”。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切形式的独断论和决定论。让我们回归人的本质存在，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探索生命的本质，追求“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这便是“真”。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世界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让每一个人活得更好，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这便是“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好比树木与森林之间的关系。“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状态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样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那种和谐，那种诗意的栖居。这便是“美”。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59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