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王权与人权

神权、王权与人权世界为什么而存在？人为什么活着？这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无法逃避的大问题。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人的信仰就是在当他回答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产生的。人类每一个民族在回答这些大问题时形成的集体意识就成了这个民族共同遵守的信仰。远古时代，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对于大自然发生的各种现象感到困惑不解，以为风雨雷电之类的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在操纵着。人们仰望天空，幻想出在天空深处存在着无所不能的神，并对神充满恐惧而又敬畏的情感，神于是成了人类各民族所信仰的对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会被什么所限制乃至被控制。按照人类选择信仰的方式，人们主动选择的信仰称为主动式信仰，被动选择（被迫选择）的信仰称为被动式信仰。在一定区域内产生的神话传说逐渐形成了特定民族所信仰的文化，而人们幻想出来的神的存在，它的意志也代表了特定民族的共同意志。谁也不能将“神”据为已有，因而神是“公有”的。神权也有集团意志的影子，但总体上来说，神的意志的世俗化所形成的神权，它代表着一定区域人们的共同价值观，代表着同一信仰者的共同利益。“王”则不一样。作为人间君主的“王”，王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国家、人口、土地、军队等物质性资源，因而，王权是私有的，代表着特定家庭/家族、部落、种族、阶层等特定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价值。天上的神与地上的“王”控制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人们对于神是主动式的崇拜，而对于人间的“王”则往往是被动式的崇拜。人们是应该崇拜神还是更应该崇拜人间的“王”呢？天上不能有二个太阳，人们必须在神权与王权之间做出选择。神权与王权之间自古以来充满了斗争，因而，其斗争的过程也体现了人类各民族文化的根本区别。人类几千年信仰流变的历史究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人类文化对于神权与王权的选择，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神权至上，关于神的宗教成为文化中的主导力量；二是以伊斯兰教文明为代表，神权与王权相调和，国家形成政治与宗教合一的政体；三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王权成为文化中的主导力量，神权为王权所利用。基督教文明是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对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宗教。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只承认上帝是最高的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反对宗教生活上的繁文缛节和哗众取宠。基督教的教义比较复杂，各教派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但基本信仰还是得到各教派公认的。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爱上帝是指在宗教生活方面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基督教的教义可归纳为两个字——“博爱”。在耶稣眼里，博爱分为两个方面：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符合西方游牧民族的性格与生活实际。相对于神权的至高无上，人间的王权则是极其弱小的。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是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王国被分成一块块领地，分给一层一层的封臣们。领主与作为附庸的封臣们各有各的义务，也各有各的权利。每块领地的主人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俨然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君主没有常备军，打仗时只能靠领主、附庸关系临时组织起来的骑士部队。由于王国统治者的力量并不太强大，作为封臣的贵族力量也不太弱小，这就在西方形成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观念；任何一方要多得好处，多占便宜，都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直至兵戎相见。13世纪初，英格兰国王为弥补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匮乏，置业已形成的封建规矩于不顾，擅自提高对贵族的征税，引起贵族不满，他们联合起来与国王开战，打败国王，国王被迫签署贵族们起草的《大宪章》。《大宪章》强调要维护封建的规矩和贵族的自由。再后来，自由就渐渐发展为英国社会各个阶级的传统，成为英国和美国宪法的源头和基石。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却表现为迥然不同的状况。也许是由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比如水利设施的建设需要打破家族式占有土地的地域限制，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基于农业生产有关的社会关系。中国远古时代，尧、舜、禹的主要“政绩”莫不来源于领导人民治理水涝灾害。人们虽然信仰神（天），但神并不能解决人们生存中遇到的问题。神权与王权相比，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中国的原始宗教在从氏族制度在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曾进行过两次大的宗教改革。第一次传说发生在帝颛琐时，他借口“古者民神不杂”，由于“九黎乱德”、弄到“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使神灵“无有严威”。于是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第二次据说发生在帝尧时，他是以‘苗民弗用灵”为借口，出兵征战三苗，所谓“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绝地天通”的实质，就是使宗教意识形态一体化，从而形成统一的全民族主导意识形态。“绝地天通”使神权被王权垄断起来，宗教成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人间的王与天上的神合而为一，专制的力量进入了宗教领域。中国君主兼有宗教领袖的席位，君主本身就是神化的人。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可不谓早熟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的宗教和哲学的发展都缺乏独立性，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被权杖引导到一个相对固定的方向上，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于是，中华民族的思维自古就失去了“发散性”的可能。到了秦朝皇权大一统时代，皇权成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人间的皇帝成了“天子”，神的权力于是堂而皇之地被皇权代行。董仲舒等还炮制了“天人感应”的学说，神权于是彻底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这种不同于西方神权与王权的发展模式，对于古老的中国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皇权是私有的权力，皇权所控制的国家权力，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都带有强烈的“私有化”倾向。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明确了皇权专制主义在中国社会层层占有的等级关系。每一个个体状态的人，所对应的不是具有公共意志的“神”，而是不得不面对的皇权。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公共区域的利益，一切都成了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下层人民于是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谁能够拯救他们。当越来越多的人民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人民只有起义推翻皇权，改朝换代。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大螺旋。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类各民族间互相取长补短的壮丽图景！先是中学西渐对于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思想重视理性，主张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提倡平等，要求法律公平。他们攻击罗马教会并批评教会精神支配下的愚昧和迷信。一些启蒙思想家还主张改变政体，但多数人希望有一位“仁君”——开明专制君主的出现，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启蒙运动大师如伏尔泰、莱布尼茨及百科全书派等一大批学者，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孔子等中国思想家。他们在著作中，极为称道中国文化，赞美中国的“仁君”和“仁政”，以及儒家以德教人的伦理思想，主张欧洲以中国为榜样，借此来批判旧制度下的欧洲政府、教会和社会。时逢清初康乾盛世，中国一派繁荣的景象更是令西方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羡慕不已。关于中国文化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许多人还不甚了解。其实，当人们只要想象一下欧洲人在中世纪所受到的思想禁锢就能很容易明白过来。与当时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无神论、唯物论、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比如，中国人所崇拜的“天”，其实更多的表现为物质意义上的“天”，是“上苍”、“上天”、“苍天”，而不是西方式的“上帝”、“天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在西方神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漫长中世纪，中国与古希腊的文明照亮了西方的天空，最终也一起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火种。欧洲人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以最激烈的革命形式，揭开了西方的人权时代。西方人从神权时代前进到人权时代，似乎只一步之遥，但却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经历无数人头落地的血腥年代。而那些试图以改良主义的方式过渡到人权时代的国家，却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必然充满了痛苦的权力斗争，甚至要进行无数次不彻底的革命才能最终完成，无数仁人志士的激情、眼泪最终注定要成为历史的碎片。吸取中国文化精髓的西方文化快速崛起，而中国传统文化还处于痛苦的震颤阶段。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中国迎来了快速崛起的黄金机遇期。回望历史，我们从历史精神的演化过程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对于受到几千年实用主义理性熏陶的中国人来说，神权是不能接受的。这也是佛教在中国难成气候的根源。而宗教和科学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作用。宗教对于人民的教化作用，倡导人与人的彼此友爱，使人间生活充满温暖，这种彼此友爱的情怀，后来升华为博爱精神，经过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倡导，已经成为普世的伦理观念，为世界大多数民众所接受。中世纪基督教会为救助贫困弱小，成立了济贫院，为贫困无助的人提供了食宿、医疗等帮助，促成了福利保障制度在近现代西方的建立。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为后世博爱、平等、自由、民主社会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世纪确实是信仰的世纪，是人们苦修精神之功的世纪，就人类心性的虔诚程度、内心的静穆程度，以及超然物外的灵性之境而言，说不定它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再现的黄金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是停滞的一千年，沉静的一千年，但同时也是充满了上帝之言、祈祷之声和人心祝福的一千年，是西人走向内心、修炼趋圣的一千年。是他们为未来那个即将要到来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做充分准备、充分筹划的一千年”。这些言语深有见地。同样是工业化，西方人却不为物欲所击倒，仍然重视心灵生活，仍然保持对神明的敬畏，彼此团结友爱，而中国人却物欲横流，人与人互相隔阂，不讲道德良心。两者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至关重大的原因是：西方人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沉思和信仰阶段，而中国人却从来没有这么一个阶段（上文引自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