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 东胡 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

本文依据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作一探索，并对国内外前人所提出的论点略抒己见。我认为匈奴、突厥均属突厥种，东胡属蒙古种。　　近20年来，中国学者潘其风、韩康信先后发表了几篇专题论文，研究匈奴、鲜卑、突厥各族的种属，为学术界探索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先导。种属与族属不同。区别各民族（或部族）要根据各族的语言，经济类型，生活地域，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等的不同要素；而区别各族的种属，则要根据人体特征，如头骨（颅盖骨）形态，眉弓，眉间突度，额倾斜度，鼻突高低，面宽大小，身材高矮，肤色，发色（头发颜色），眼色素深浅等。　　本文不拟详论人种学上的各种问题，只探索北方各族——主要是 匈奴 、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究属蒙古种抑属突厥种，从而辅助把各族的族源族属弄清，因为这些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争论不休，不一其说。一、匈奴的人种　　潘其风、韩康信二位学者在《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①一文中，根据内蒙古伊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生产队所在地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及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头骨进行研究，认为：（1）桃红巴拉M[，1]墓及M[，2]墓的人骨显示出蒙古大人种的特征。（2）大通县出土的人骨三具都属于蒙古大人种。但潘、韩二氏又说：（1）桃红巴拉出土的人骨，M[，1]和M[，2]的骨骼均残破不全，很多部位都已残失，是经过修补后才进行鉴定和研究的，故不能做较多的测量和比较。（2）能够明确地定为属于匈奴族的颅骨材料，至今发现数量很少，漠北诺颜山及其周围墓葬出土的人骨更是寥寥无几。（3）桃红巴拉出土颅骨的面部特征与贝加尔湖出土的匈奴颅骨有些相似，但头盖骨的水平直径和横径所反映的头型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4）60年代中，匈牙利人类学家托恩，研究了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国胡吉尔图地方发现的一具男性颅骨，因这具颅骨已经破损，使得头指数无法测知，但看起来好像与桃红巴拉的头型有些差异，而大通颅骨的头型也与贝加尔湖的颅骨不尽相同。　　潘、韩二氏综合上述四组的颅具材料，即（1）桃红巴拉一组，其时间约属于公元前3世纪；（2）贝加尔湖一组；（3）胡吉尔图一组，这两组的时间较晚，均约为属于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后；（4）大通一组，其时间最晚，约为属于公元2世纪。并引用前苏联人类学家杰别茨的推断，认为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并非其前一阶段居民的直接后裔；而另一位人类学家高赫曼则更进一步认为外贝加尔湖的 匈奴 人是外来的。　　此外，潘其风还在《毛庆沟墓葬人骨的研究》②一文中说，1979年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乌盟凉城县毛庆沟发掘了一批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共采集到26例个体的头骨和下颌骨，其中完整的有14例（男六、女八）。潘氏认为，毛庆沟墓葬头骨的体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现代华北组接近，与北亚和北极区类型差别明显，只是面部扁平性上与北亚类型有些相似。毛庆沟的头骨绝大部分出自与匈奴文化有关的墓葬，在中国所采集到的与匈奴有关的人骨中，这是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批材料，这对于研究匈奴的体质类型有重要的价值。　　潘、韩二氏为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对匈奴人种的研究用力颇勤，但因数据奇缺，且出土的地点和时间都不大集中，因而他们对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敢十分肯定（这是他们治学态度严谨的表现），而引用外国学者的说法，也各有分歧。看来匈奴人是否属于蒙古人种的问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这里需要考虑人种学材料应与文献数据的互相参证。中国史书记载，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兴起之后，不断与西汉王朝“和亲”。汉朝每年都遣送公主至匈奴嫁给单于，而随从公主陪嫁的侍女也不在少数③。从汉初开始，中原就有不少汉人越过边塞逃往匈奴，或因战败留落在匈奴，此后还不断有人奔赴匈奴地区居住④。高帝刘邦时，燕王卢绾因涉嫌叛汉，亦曾率领家人及数千骑兵逃往匈奴⑤。武帝时，大将李陵因兵败，亦有2000余士卒随同他一起投降匈奴，单于把他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⑥。汉使臣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流放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为时长达19年之久，苏武娶当地匈奴女子为妻，生子名兴国⑦。至于匈奴人因经常南下入侵，从汉初至昭帝时止的六、七十年间，先后把中原汉人虏入匈奴做奴隶的人口，至少也在100万以上⑧。其中年轻貌美的女奴可能被奴隶主纳为姬妄（如汉末蔡文姬被虏后被匈奴左贤王纳为姬妄）⑨。可见匈奴人与属于蒙古大人种的汉人混杂的情况。　　以上是指西汉时期的情况，东汉以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杂，数量也很可观。史载公元91年北匈奴因与汉朝的战争失败，主力西迁，但有10余万落（“落”即户）约数10万匈奴人仍留在漠北，加入了属于蒙古种的鲜卑人群中去，“皆自号鲜卑”[⑩]，也就是与鲜卑族人融合在一起，并互相通婚，所以后来出现了“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这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1)。　　如此庞大的属于蒙古种的汉人和鲜卑人与匈奴人在血统上混杂，不能不在人种类型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匈奴的某些人骨中出现蒙古人种特征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　　此外还有一个匈奴人是否也曾与羌族人混血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考大通县在青海省西宁市西北，向东北渡过大通河即可到达河西走廊的武威市。武威市在汉代称姑臧，其地羌、胡杂处，有不少匈奴人经常至姑臧与羌人市易货物。《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每天开市交易四次）。”故青海大通墓葬出土人骨的种属，究为匈奴人骨，抑为羌族人骨，或为匈奴人与羌族人混种的人骨，似乎都很难遽作定论。　　对于匈奴人种的研究，我们除了利用人种学资料外，还可以利用考古学数据。根据考古发掘，漠北的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葬出土了一幅匈奴人像刺绣画(12)。画中人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上唇有浓密的胡须，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认为这个绣像的画中人就是墓主，是个匈奴人。由于蒙古人没有胡须，故一般学者认为这个绣像的主人不会是属于蒙古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像的眼珠虽绣成黑色，但瞳孔却用蓝线绣成。这就对于解决匈奴人属于突厥种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因为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就是蓝眼多须，而这个匈奴墓中出土的匈奴人绣像，正是蓝眼珠和有浓密的胡须。还有，这个绣像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这与《汉书》卷六八《金日??传》传说“日?? （音觅低）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严肃、威严）”，完全一致。金日??是匈奴人，《传》载“金日??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1957年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发掘西周墓葬，发现一座特殊的墓（第140号墓）。据考古学家鉴定，认为截至1957年止，这是中国境内发掘出唯一的一座匈奴古墓，死者可能是匈奴使臣或使臣的随员；出土的大多是匈奴的物品。墓内随葬物有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13)特别值得注意。透雕的花纹是：两侧各有一颗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匹骡子，都有辔鞍；中间二人，高鼻，长发，穿绑腿裤；两人互相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状。高鼻是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这两块铜透雕中的匈奴人既然也是高鼻，那末对于判别匈奴人属于突厥种，也增添了一种物证。　　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葬是一座大型的贵族墓葬。从这个墓葬的规模宏大和随葬品之多，可见墓主并非匈奴的牧民百姓，而是一个身居要职的人物。诺颜山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北70英里处，当时属匈奴最高统领中心单于庭的辖境。该山周围有大群的匈奴墓葬，但很少发现墓主的人像画。足见这个墓主如不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单于，最低也是一个位列诸王的显赫贵族。故这个墓出土的人像刺绣画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加之与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透雕铜饰的人物形象及《汉书?金日??传》互相印证，其证据力较之人种学材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14)。　　以上是叙述出自匈奴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大漠南北所发现的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材料。至于匈奴强盛时其势力所及的天山一带及公元91年西迁后在中亚地区停留期间的人种学材料，外国学者也有发现。但天山一带和中亚地区更多属于突厥种的各族人民。匈奴与他们接触或通婚，自然会发生混血。正如美国学者W.M.麦高文在论述西迁后匈奴人的种族成分时所说：　　匈奴人因为曾经久居远东，且常和中国人及其它的蒙古利亚种人通婚，故极可能在他们的血管中渗有颇多的蒙古利亚种血液，因使哥德人及罗马人对他们的外貌感到惊异，可是他们决不是纯血的蒙古利亚人。即使匈奴人仍居于蒙古利亚境内时，已因与印度欧罗巴种的阿兰那人及各种芬乌格里安人民杂婚之故，而使其所含的蒙古利亚种因素趋于减少而不增多。这一主张，更因在匈牙利及欧洲其它各处匈奴古墓中发掘所得的人骨而获得证实。从这些骨骼加以判断，可知公元第4世纪及第5世纪时侵入欧洲的匈奴人，其种族带有高度的混合性，而其中的蒙古利亚血统不过是若干重要因素之一而已。(15)　　敏岑海尔芬也说：　　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遗留下的材料太少，不能在匈奴游牧部落中确定各个种族的关系。此外，大多数的头盖骨都是从一般下层牧民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匈奴贵族的户体很多都被毁坏了。有些“欧蒙型”（即欧洲型与蒙古型的混合型）的头盖骨可能是阿兰人的(16)。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玛利亚人中，有的是南西伯利亚型的。其余在Vienna Cimmering坟墓中发现的一具男尸虽被认为是匈奴人，其实也是混血人种。(17)　　最后附论一下中国考古学者朱泓在黑龙江省文管委会主办的《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发表的题为《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文中把匈奴人种归入蒙古大人种的类型，这一点与潘其风、韩康信二位的主张大体上相仿。只是认为：“据有关学者研究，桃红巴拉墓葬可能属于林胡的遗存，而崞县窑子、毛庆沟、饮牛沟的墓葬则可能与楼烦有关。林胡、楼烦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各考古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18)。如果朱氏的这两个“可能”能够证实，那末桃红巴拉等地墓葬的人骨就不是匈奴人的人骨，而是属于被赵国和被匈奴征服和吸引的附属部落（林胡、楼烦）的人骨。匈奴附属部落的人骨并不能代表、尤其不能等同于匈奴的人骨。　　此外，朱氏文中还把北匈奴的人种与南匈奴的人种分开，认为二者在“种系构成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来源。……正是这一种族渊源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离心力，早已在貌似强大的匈奴共同体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背”。这就是说，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人种渊源的不同。　　我个人认为，上述这个说法需要商榷，因为：　　（1）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单于”这个位置的最高权力。其时匈奴北部（漠北）连年发生天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驻牧于匈奴南边管领八部之众的右奥?K日逐王比（名“比”）乘机归附汉朝，自立为单于（南单于），建立南单于庭于汉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与漠北的蒲奴单于对立。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　　（2）匈奴分裂的潜在政治因素由来已久。同上《传》载，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单于舆（名“舆”）死时，比因不得继位为单于，口出怨言，“内怀猜惧，庭会稀阔”（不常参加单于庭的最高会议）。蒲奴单于欲杀右奥?K日逐王比，这就迫使比不得不背离蒲奴而独立。可见匈奴分裂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种族上的原因。　　（3）匈奴是一个包括众多不同民族成分或种族成分的部落的部族，研究匈奴的人种，应以匈奴族的核心氏族——挛?L氏（19）（历代单于所从出的氏族）的人骨为代表，才具有典型意义。其它与挛?L氏血缘亲近并互相通婚的氏族如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的人骨也同样具有代表性。但与挛?L氏等无血缘关系的附属部落或被役属部落的人骨则没有代表性。过去国内外学者对于这方面注意不够，似应重新审定哪些墓葬出土的人骨是属于匈奴核心氏族的人骨，而哪些非是，才能正确地解决匈奴的人种问题。南单于和北单于的氏族谱系证明，他们都是冒顿单于的子孙，都是属于挛?L氏的族系。故他们的分裂仅为政治上的分裂，并非种族上的变异，故与种族来源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