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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一) [打印本页]

作者: btysst 时间: 2009-11-25 23:58
标题: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一)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一)作者:卧虎堂主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一、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有些事要跟我商量一下，他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 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的就是国家利益安全。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啊：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 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1]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二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有钱且放高利贷，整个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像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二、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苏联很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掳获的奴隶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平背莎士比亚，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里赶呢？有的宫女不甘侮辱就自杀了。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 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儿，非常委琐。那谁可以想像，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2]，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以及司马辽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十几年时间，整个北方，即俄罗斯全都变了，变弱了。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越演越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家之间就是这样，外交部可以笑，但后面的军人是不能笑的。三、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已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3]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个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这时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4]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滚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四、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这里会有同志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为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中国和西方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如果要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赢政和汉武帝刘彻先生。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他们便往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象多米诺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被冲垮。此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得益于西方的百年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过来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资本出现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本使社会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整个社会不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资本，什么有利润就生产什么，一切都随利润兴起或衰落。资本一旦出现，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中心与外围。一方发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发展。这样，本来是统一的东西在这里成了对立的，比如生产力一方必然要压低消费一方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可使利润最大化。但是本国消费压低到极点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表达过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他说：“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5]在19世纪40年代，引起整个欧洲动乱的就是这个原因。资本中心国家要把国内保护好，就得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说英国是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多极化的起点。1786 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6]。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进入WTO的情况一样。高势能的资本冲击使法国也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当时法国人不理解，曾经非常辉煌的法国怎么就被英国赶上了呢。开始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还从法国出发下海征服英国并自立为英王。现在英国人怎么就一下子发起来了。法国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开始法国人简单地认为，人家有钱。法国人想，我拿我的农产品跟你工业产品交换，有了钱以后我再买你的东西，买得多了我不就与你一样“富裕”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英国产品成本低，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高，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到19世纪50年代，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还为就业问题所困扰。当时组成劳动工厂，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失业的人数太多，已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找不到工作，人就会有怨言，说政府腐败，要换政权，要搞革命。于是社会就开始动乱。有意思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凡是社会动乱的时候，理论思潮就特别发达。这叫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规律。[7]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正在向近代化转型，此间欧洲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巨匠。俄国农民大苦难时期，出现了托尔斯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现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权宣言》。当时人们都觉得，只要解放了人，整个问题就解决了。社会舆论全部参加这场运动，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到最后就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反腐败很厉害，是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反腐倡廉”的。人们痛恨商人和高利贷者。于是罗伯斯庇尔把大商人丹东杀了。法国当时是喊人权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而同时也是杀人最多的时候，断头台就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产物。这是悖论。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是最热爱自由的，但最残酷的事情就在那时发生。狄更斯《双城记》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脑全推到“腐败”和“奸商”身上，其实这里有情绪化的成份。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就业灾难。没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会闹事。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进入WTO后，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不可想像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之类，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8]拿破仑采取的方法是从外围打击英国，推动资本多极化。这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南方地位的法国和处于北方地位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的“南北冲突”。拿破仑知道对资本中心的冲击应该是从它的外围开始，英国是靠外围国家来供养。拿破仑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断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联系，没有印度就没有英国。拿破仑被授权组成一个远征军，直接到中东地区，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国纳尔逊率领的海军打败了。海上的失败只有以大陆的胜利来弥补。1806年拿破仑颁布“米兰敕令”，封锁欧洲大陆，不准大陆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同时他推动法国的民族资本在欧洲全力扩张。《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拿破仑法典》解决了法国破产农民带来的就业问题，这跟中国战国时的商鞅政策一样：小农的战斗力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谁给农民土地谁就有兵源。农业破产使拿破仑有了丰富的兵源，而拿破仑给破产农民以土地，又得到农民的忠诚。农民参军消耗一部分社会“闲杂人员”，资本家在欧洲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这两方面解决了法国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拿破仑的欧洲政策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很相似：军队先行，商人紧跟。企业加产品强力扩展市场。拿破仑用暴力强行建立以本民族资本为中心的国际市场。虽然拿破仑失败了，但是法国生产力没有垮下去。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挤入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这是所谓“北方国家”的原始成员。后来德国，美国，都是沿这条路线挤入国际资本中心，成为国际资本俱乐部的成员。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作英国资本发展的“外围”地区，是英国的“奶牛”。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但是北美人民不愿作英国的“奶牛”，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11—1814年，美国又跟英国打仗，英国败了，美国这才彻底独立。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权，也不是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明治时期日本军人和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后，先占领朝鲜，再打败中国和俄国，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个“卫星国”。富裕和军事强大的国家的地理版图越小，其外围缓冲区的需求就越大，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则。英国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于没有得以迂回的纵深地带，像它们那样版图小而国力强的国家，如没有相应的外围地区，就难以确保自己的边界安全。美国人对林肯那么敬仰，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解放了奴隶，而是由于他为美国争回了大国必须拥有的起码的地理版图。这对美国未来的强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南北统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将是什么样子。所以肢解或变相肢解对手国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这是一个理论视角，由此观之，毛泽东统一中国大陆及将来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等岛屿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由此引出一个小故事，1803年杰斐逊总统以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这片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的广大平原，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一倍。人们不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说拿破仑当时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钱，但是最关键的是拿破仑要在英国的西翼，为英国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减轻英国对法国的战略压力。这是一着既睿智又深远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国真要感谢的不光是林肯，还应当有拿破仑。后来事实证明，美国的崛起对英国的未来是灾难性的事件。英国西东两边受制于美国与法国，这既分散了英国的力量，也减轻了法国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角。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反视今日欧洲大陆人的国际观，就会认识到，今日欧洲大陆人也是用当时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对待今日的美国和中国：利用中国制衡美国以减轻欧洲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英国开辟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运动而言，拿破仑开辟了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说，拿破仑的意义不仅是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五、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早期的美国人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对于居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南方国家而言，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在古代我们曾经也辉煌过。当时世界只有四大文明古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但是风水轮流转，到近代转到英国那边了。英国之后风水又转到美国那边了。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也没有经历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只要国家经济以资本为发展的动力，国内就必然要出现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分化。资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压低消费，以获取高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严重的社会动荡。那时美国工人的罢工、游行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都是美国工人争取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历史把美国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后来的拉美道路，当英国资本的附庸，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知道，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它更需要大量的国际资源向美国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南方国家也有同类问题。西方人说是南方国家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这是不负责的话：你没资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国法律明明写着，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山沟里的孩子有权利但没能力享受这个权利，为什么？没有钱。钱是资源的占有形式。中国有限资源不足以支持全面小康的消费水平，远远不够。怎么办，只有强行参与大国间的国际资源分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世界。英国就是这样，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学它的老师，反对英国霸权，向世界要资源。昨天的美国也是今日中国的老师，我们也要向美国学习，反对美国的霸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源分配。前面讲了，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也面临着英国的霸权压力，国内又有问题。美国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对海洋没有控制，没有海权，其海外利益就没有保证。英国早期海军是跟着贸易走的，是保护商船用的。英国早期海军将领多是海盗出身。一般来说，一个历史运动在其初创阶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发动的。后来英国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制了大海，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的转移通道。西方海军对于东方国家威胁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军的舰炮下，东方的财富迅速流向西方。19 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工人宪章运动，英国政府并没有对之实行血腥镇压，而是利用自己强大的制海权在东方发动了“鸦片战争”，打赢中国后，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回了英国。当时中国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经历了40和5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和90年代的甲午战争后，半个世纪间，中国一下子成了穷国。财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七十年代英国出现一种叫“工人阶级贵族化”的现象。当贵族是要有钱的，钱从哪来，从东方来。19世纪40至70年代，西方国家在东方发动许多战争，目的都是掠夺东方的财富。与西班牙、葡萄牙掠夺拉丁美洲财富的后果不同，19世纪西方从东方掠夺的财富都转化成了工业资本，而非商业或高利贷资本。这奠定了今天英美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这时期中国人的心思用于什么呢？用于建颐和园。人家则用于造海军，钱都用于造军舰，到19 世纪末期，美国海军的吨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国一举拿掉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关岛等，1900年，它就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这都在向谁挑战呢？在向西班牙挑战，向英国挑战。如果仅从地理位置而不从主权归属上看，如将夏威夷比作我们中国的台湾，美国一年内就将它拿下了，而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却喊了50多年而不见结果！学者们研究呀研究，说台湾是否独立，“还得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还“有三种可能性”。现在“台独势力”日益坐大，时间已不容我们回避挑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的确是我们的先生。六、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国际斗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国际斗争绝对不能想像着说话。我有和平愿望，说和平发展是人类共同愿望，但人类战争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所以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愿望归愿望，解决问题还是要现实些。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总还要吃粮食而不能吃空气和阳光。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个国家判断问题总要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上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什么呢？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中国十九世纪末垮下去后，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很可能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被肢解分割了。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中国衰落到即将被肢解的边缘。但天不亡我中华：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洋人都回去了，顾不上这边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说到这里，也应感谢曾国藩，有人说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曾国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资源事实上培养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的北伐及中国的统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在某些方面都作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民国成立到1933 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但日本人可不高兴，他们不愿让中国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国，引诱中国发生内战。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日本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什么在 1937年？这是由于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国人开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国，调拨中国内乱的企图破灭了。图穷匕首见，日本最终向中国全面开战。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抗战。日本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当时近卫内阁是这种观点。他们当时答应汪精卫过去后，逐渐退出并还政于汪。但日本军人不行，后东条英机组阁，近卫下台，日本军人的疯狂一发不可收拾，1940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开战。这一下蒋介石高兴了。当时斯大林是一切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面临希特勒在欧洲的攻势，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当时一直想将日本的祸水南引。国联为 “9·18事件”派个李顿调查团，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当时美国也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9]。接着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华北、华南纷纷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辉所梦寐以求的也就是当时汪精卫的地盘。汪精卫当时的理论也跟今天一些对日关系的理论视角很相似，什么不能与日本人打呀，什么日本先进，与日改善关系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中国有好处呀。可以假设，当时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那英美有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妥协。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国就很可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日本军人余勇可贾，一气打过北纬30度，偷袭了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日本战败后，其版图又回到明治时期，中国崛起是今后日本永远的痛。与美国比，日本更希望中国分裂。有人说经济联系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其经济利益依存度远比中美高。据美国学者孔华润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1.9%和5.6%。[10]所以美国一直跟日本关系不错。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时，美国还卖日本石油呢。当日本打过了上海，影响了英美国家的海外利益，美国就不干了。与美国资本崛起并由此与英国冲突的原因一样，日本资本的兴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场和金融资源。这样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开始的时候想通过牺牲中国利益来与日本妥协，日本不满足，攻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使美国最终反与没有多少经济联系的中国牢牢地结盟。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有许多时候是分离的。这也不奇怪。经济联系多了，矛盾也就多，经济矛盾激化就转为政治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顺车，参加了埃及开罗会议，我们最终成了战胜国之一，并且台湾等岛屿的主权在战后都回归中国。七、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二战以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这时候我们中国国共打得很厉害。印度则在闹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简直是书呆子，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时尼赫鲁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认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迟早会回来。但巴国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仅回不来，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现在有些中国人对台湾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台湾如分裂出去，如果我们搞好了，到时候它自然选择回来。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马就在哥仑比亚眼皮下，1903年独立到现在都100多年了还没有回到哥仑比亚。哥仑比亚是那么大的国家，你看地图，巴拿马在其上面只是一个小点，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当时没有分裂的事，我们设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冲突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强权人物。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就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后一位是跟希特勒、东条英机的。钱德拉·鲍斯还跟汪精卫一块照过像。他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种主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他死于飞机失事。这个人不是公子哥儿，不搞尼赫鲁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戏。可以设想，当时如果钱德拉·鲍斯没有死，并当选为印度总理，那印度的历史可能完全不一样，国内分离势力就会毫不留情地被消灭掉。尽管钱德拉·鲍斯死了这么多年，可许多印度人，特别是大学生很怀念他，认为他是英雄。[11]我们来看看与尼赫鲁同时期的毛泽东。印度独立时，共产党正跟蒋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闹独立，与美国、印度的一些势力勾结。可以设想，1948年，如果印度当时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这些“藏独”分子，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无力西顾，后来再谈判那也很难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在 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鲁反应过来后，又是抗议又是遣责，后来还搞什么“前进运动”，小脚老太婆似地一点点一点点地蚕食西藏。毛泽东没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击退入侵中国的印兵。有人问中国为什么在1962年打赢了又退回来了呢？如果我们看看西藏地形就会明白毛泽东所出的是险招，这与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是险胜。我们后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动力将战争物资运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惊人。如果印度拖我们半年，这场战争就可能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大局。毛泽东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鲁在小步前进，而我们的毛泽东则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他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给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从1952年的抗美援朝与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到现在，中国东北与西南均无战事。有些事就得这样，你如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节，反倒会有和平。毛泽东敢出险棋，善出险招，结果用时间最短的战争，赢得中国边界上时间最长的和平。这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范例，也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大贡献。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一阵听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大家都知道，国家不强大，国民受人欺。1949年，中国开始走向强大，当时中国被美国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冲出来？是靠斗争而不是妥协。美国已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当时的东北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刚建国，百废待兴，我们就东北那一点重工业基地，但在它的东翼，美国已大兵压境。当时我们一些人认为美国不会打中国，也不想打中国。毛泽东不信。毛泽东不是从美国的言辞而是从双方力量变化中看问题。一旦美国拿下朝鲜，美国再翻脸中国就来不及了。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才不信那些没有力量保证的承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那时候美国有原子弹。我们什么先进武器都没有，就是有勇气。但我们打赢了。有人说打平了，中国那么穷，打平了就是打赢了。周恩来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各国代表都拍手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为中国的勇气和胜利而欢呼，为中国打掉美国骄横霸气而欢呼。想得出来，当时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感觉特别好。国际斗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关键时候要有勇气扳手腕，输赢在此一举。八、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与苏联相似，在中国建设道路上曾经也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慢慢来，直接搞私有制，经过很长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再搞社会主义。开始毛泽东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我的下乡经历与2000年到印度访学的经历才使我理解毛泽东当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鲁开始也是搞社会主义，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们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种产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一旦搞私有制，生产资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结果是无谓地增加了国家基础建设成本，并使中国现代化在其初始阶段就会因其无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断。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买。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我曾下过乡，当时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公社一纸命令到乡，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任何异议，根本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情况。当时中国搞三线，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毛泽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压到最低，与印度的尼赫鲁相比，我们的毛泽东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低的成本，为新中国奠定了崛起的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建在这个基础上。印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印度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我去他们政府办的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美国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数时间却在英美两国。只是由于他未放弃印度国藉而非为印度长期工作才成为首位诺贝尔奖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这位印裔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应该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我们现在讲GNP，一定要研究其构成，而不能只看总量。一个国家的资本构成、储蓄构成反映一国经济的性质。是自主型的国民经济还是依附型的经济，从GNP的构成才可看出。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GNP达到几万亿，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看它的结构是什么。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构成表明它不是强国。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所谓“农业改造”就是将中国传统的自然的小农业经济改造为现代的市场农场经济。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1949 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商品经济，因而中央的农业政策始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摇摆。当时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户地生产，全家人力投入到一两亩地里，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比高得不成比例。当时中国农业提供给城市的是自给自足之后的剩余产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产因没有利润压力而失去效率。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整个就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瓦解的危机。可以预言，随着WTO规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期结束，如果政府对农业还无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国的农业危机将有可能转化为1789年法国式的政治灾难。有一幅漫画，一辆牛车拉了个卡车空壳，这似乎是中国农业的写照。卡车是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牛车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建立在正面临破产的自然小农业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吗，能有发展潜力吗？牛车上的卡车是不可能跑快的。现在中国农村只剩小孩、妇女、老人，已近解体的边缘。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就有些同志对农业老牛有些不耐烦了，要把牛车一脚踹掉。但如果我们由于没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弃我们的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只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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