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东方最神秘峡谷牛栏江,在不断出现的惊恐和牛栏江的悬浪上方,“突然间”,我就结识了罗文这个我至今还未蒙面的彝家兄弟。其实,那不是在牛栏江,也不是在乌江,而是在网上的新闻。
我是贵州赫章人,但我从北京来。在贵州,有一个兄弟,他一直在理解我这个发了疯的兄长的作为,就如理解他自己血性的诗歌!
(全国重点新闻网百灵网编辑罗文在采访工作中)
在贵州,罗文是我的朋友中仰如云贵高原上的神秘之角牛栏江般神秘而又可亲之人。人各有命,初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乌蒙大山走出来的农民儿子。
那时我去了解赫章乡间一个交通事故瞒报,身上只有13元钱,连油费都没有了,但我还在奋力的去《发现乌江》、《发现牛栏江》,努力的创建“赫之味”喀斯特特色开发扶贫品牌。开着一辆老得掉牙的车,加油都很成问题。巨大的心理负担成天压在心上。
假设我还在做我的贵州省赫章县野马川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别的东西我做不好,但参加建房大军,手提砖刀,一天挣180元钱对我来说没有问题。然而,命运之神将我安排做了一个农民记者,一个苦思乡村经济发展的农民记者。2012年5月底,一身汗臭的我以总分第六名的成绩,考入贵州《毕节日报》,做记者仅1个月,我就跑到威宁的海拉乡,关注那里的孩子的学习与生活状况,发表了我这一生做记者以来的第一篇报道《海拉教育,仍在贫困沼泽跋涉》,在10多天后,我被调到报社的广告公司,一气之下,我回到老家野马川,准备洗手不干了。我没有错,11年后,我还做记者,再踏访威宁海拉乡时,看到这里成为威宁试点的一个样板,海拉如今有了海拉二小,俨如一座小县城。
(被誉为“中国喀斯特记者”的李才武)
我做过地区记者站的负责人,但我并不是个真正的记者。
说罗文,其实先要说我有幸还做记者。2003年,我发表《赫章可否举办樱桃节》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我的家乡之后变为中国樱桃之乡,当年0.25元一斤的樱桃卖到50元一斤。农民得实惠,我感到做一个区域经济策划人的自豪。
做经济记者的时间长了。我策划了毕节十大名吃之一的徐家太婆香豆花,赫章夜郎公安等知名品牌。有水便生灵性,后来,我想到要做中国新闻界的“徐霞客”,我开始发起大型深度观察报道《发现乌江》、《发现牛栏江》,后来这报道终于做不下去了。
因为家庭变故。家庭变故也因为我不做农民做记者。再后来,因为我要发现乌江,我变得一贫如洗。尽管在发展的思路上,我已经富得流油,我甚至产生的对外输出喀斯特风光的设想,要在京建阿西里西大酒店,夜郎步行街。我的“发明”还没人认可。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疯子,走在老家赫章和野马川的大街上,背后经常有人指指点点——这个穷鬼,婆娘都跑了!我很穷,有时烟都抽不上。我很穷,但我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在赫章县威奢乡田坝村举办了首届“贵州赫章猫倮马头羊汤锅节”,一个区域经济品牌的打造,远胜于一个农民记者的贫苦。
我是最傻的记者。因为办汤锅节那晚,我正读大学的儿子从贵阳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100元钱。我那晚心痛得无法。从此,我的儿子从心理上与我相去甚远。
和刘世艳女士创办“赫之味”喀斯特特色开发扶贫品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赫之味美食城。
罗文的一双慧眼,从网络上在观察我。后来,也很困难的他听我说赫之味要搬迁,资金困难,从未谋面的他给我寄来一千元钱。那晚,我很想哭。但手摸到脸上,我看到的却是我来自心灵深处的血。
血是英雄流的,而我不是英雄。但我一如罗文,是农民的儿子,乌蒙大山中奔泻而去的贵州母亲河乌江的儿子。
我是贵州赫章人,想一想作为一个当地人眼中的疯子,我策划了赫章樱桃。走在家乡的街道上,看到路灯都是樱桃灯了,至少在媒体同行中,还有罗文这样的朋友在看着我,我的心又归于平静。
在中国樱桃之乡,我贫困得“上庙拼低保”而在全国出名。原因只在于我坚守乌江,牛栏江,我还要走长江黄河。感谢罗文对我很理解,我相信他迟早把我写进他的文章中去。我也相信他作为一个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媒体人,因为在他的老家,他的父母还坐在很灰的炉膛边烤火。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有“两条一青一黄的长龙”,那就象母亲的一双手,托起中华56个民族的文明与沧桑。在贵州赫章,我身无分文,开始行走乌江北源。推着一辆随时可能损坏的摩托车,过去开惯了小轿车的我明白了什么叫做风雨人生。
在贵州威宁,我一身单衣,冒着高原的严寒,我深入盐仓镇地界的乌江南源。我重走海拉,看着满坡的红壤,思考这里驱走贫困的科学方法。我想做媒界的徐霞客。我引来一片嘲笑声。是啊,记者与贫困,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我是一个农民,食可果腹,冷暖自知。
那时,一如罗文对他流浪时所感受的:“那时候,不管背上的行囊有多重、车站、车上的人员怎么拥挤,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上车、只要能回家,就是最好的安慰。”
一篇篇报道出来了。我后来都被自己吓倒了。人在绝境,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的亲人因为我的这些报道,也在疏远我。大年三十晚上,我很少接到电话。
“为什么我要远走他乡?为什么要逃离自己的故土?是我背叛了故土还是故土抛弃了我?贫困、边远、落后还是什么?”看着好友罗文的文字。我就是罗文。只不过,我从家乡私奔到了北京,又从北京逃了回来。我不能丢下我的《发现乌江》,还有从北京回来后创办的赫之味!
这是一段是否只有我才读得懂的文字?当罗文在他的文章中说:“那时候,我在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的奔波穿行,那万家灯火,我不敢奢望有一盏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最大的目标,就是不让肚皮饿下去,不管怎么努力,还是有人骂我狗日的乡下人,说我吃包谷饭打火药枪。我不想去争辩,也懒得去争辩,总有一天,我要用手中的笔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我开始放弃了诗歌,放弃了精神追求。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从底层来我要回到底层去,当我把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写成文字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进入了梦想。”
本来是很活跃的诗人罗文不幸做了记者。生活所迫后,他放下过他肚腹里的诗歌。我的这个朋友远在凯里,我在赫章,只有在梦里相见,并且通过网络互相感受心跳。
而我,是赫章野马川镇的一个农民,“一个婆娘都跑掉的男人”, 在北京,我也算是一个能走进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的记者。看着北京饭馆里对我这个贵州赫章人来说并不对胃口的饭菜,我闻到了家乡农特产的奇香。可是家乡人并不理解我这个他们眼中的穷人赫章农产要进京的只言片语。我是一个叫化子般的记者,在我出钱举办了首届贵州赫章猫倮马头羊汤锅节。我和刘世艳女士一起,举办了一场首届贵州赫章野马河樱桃花季、赫之味樱桃文化旅游节。在媒界,发疯的我一傻而不可收。
家乡人们在看我的笑话。后来,我借了几万元钱,创建了赫之味领军的贵州农特产商城。罗文一直在悄悄地关注着我,看我唱什么戏。
罗文的为人有这么好吗?我很奇怪,一年多了,临近年关,他为何不开口问我还他的一千元钱。
2015年,我和刘世艳终于走到开一辆面包车,行走乡间为农民修家电的地步。但在苦难的日子里,我们坚信,“赫之味”一定会成功。我不知道,作为媒体人,罗文会如何用他的文笔,来描述这段他从网上感受的关于喀斯特品牌创建当中的苦难的日子。
我是罗文作品的忠实读者。但每每为他担心。
“2002年的冬天,凯里的雪好大,我的女儿降临了。我拼命的工作,为了女儿,为了能在这座城市立足。
凯里,这座曾被誉为“农民城市”的少数民族县级城市,就像一个母亲,因为他的包容与慈祥,不断的发展壮大,并立于贵州东线中心城市。
凯里,更是一座感动和感恩的城市,这里的人因为感动而感恩,也因为感恩而强大。
暂住证,曾经是流动大军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我决定选择这座城市的时候,在我曾租住的金井村,偶尔有街道工作人员登记人口信息以外,没有警察敲过我们的门。
女儿出生后,街道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也找过我们,当我们出示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耐心细致的向我们讲解还差什么手续,要去哪里办,要怎么才能办。我曾经在其他地方遇到和听到的现象,在凯里至少在我身上从未发生。
这座城市的人,这座城市的管理者,给了我太多感动,我无法不深深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一切。我所能做的,就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认为就是对这座城市最好的回报。”
罗文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在北京工作时,看到我在黯然伤神,同事会走过来:是不是钱又用完了?”在老家,我走在路上,许多人在身后对我指指点点。可以去修房啊,180元一天。
我知道我从北京来,作为记者,我最终还回北京去,以我的文笔,总有一个地方会收留我。但我没做出成绩,在京都,我算一只什么鸟?
我有老母和孩子。因为我“养不活老婆和孩子”,至今我的妻子还流落他乡,不愿和我有任何音信。心仪我的女子,看着我却又是满脸的苦。但作为一个心中装着贵州深石山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区域经济策划人,我把心灵深处的痛苦付之乌江的滚滚东流水。
一个老板就足以养活我。2015年5月,我怀着满腹的失落,离开贵州三联教育集团--董事长助理的职位,当然会使很多人眼馋。
我因为《发现乌江》而结识罗文,我因为创建赫之味喀斯特战略发展品牌而感恩罗文。看到罗文的文章,我无所适从,也想写一篇《赫章,我回不去的家乡!》但我觉得我不写比写出来更好!
从云贵两省可否共同开发这一“死角”的角度看,牛栏江是否仍是人迹罕至,牛栏江是否依旧“童贞”? 在以磅礴之势而闻名的乌蒙大山之中,牛栏江如深锁玉楼的大家闺秀,鲜为山外所知。看着这些文字,我都有些不认识自己。而当每天面对家门口的野马河,乌江的一条支流,对于乌江是中国的“田纳西河”,对于开发野马河的淡水渔业,我心痛地写下,《乌蒙大山中的乌江,能否成为一条幸运之河?》
写下这些文字,看似在描述与罗文无关的唠叨之事。但我想,对于罗文,我的经历,如一面镜子,正好折射出他人品的高华。
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同是乌蒙大山的血脉。我的罗文兄弟!“我不会找钱,对不起,我的家乡,我又做回了记者!”我问罗文,这是否算诗句,他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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