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没人会尊重一个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民族

保持中华文化的底蕴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

我们悠久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尤其是那些最驰名、最具影响的——从名城名镇名街，到名人名著名墓，乃至各类文化遗产等，都在被热热闹闹地重新“打扮”。

那些在城市改造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忽然被“聪明”地发现，它们竟是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已经拆掉的无法复原，没拆的也难逃厄运——全被开发成商业风情街（实际上是风情商业街）。更糟糕的是很多古村古镇正被“腾笼换鸟”，迁走原住民，然后大举招商，一个个被改造成商铺、旅店、农家乐、茶社、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天堂”。在这“天堂”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馆也没有，导游讲的传说不少是编造的民间故事，至于名人故居，大多是找来一些毫不相干的红木家具、老瓶老壶、三流字画，不伦不类地摆一摆。没人拿名人的人当回事，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有人说旅游原本就是走马观花，用不着太认真。那么，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

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一跑到银幕和荧屏上，不论明君重臣，还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动不动大打出手，甚至背剑上房。没有确认的朝代与地域，衣食住行的道具、物品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历史在这里只是被借用的一个空袋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滥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经过这样的粗鄙化打造，在人们眼里，古村古镇无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过是几间老屋子，历史上的人物全有几招花拳绣腿，全离不开男欢女爱。没有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基本的美感，从哪里感知“博大精深”？

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比如唐诗宋词、维也纳音乐、俄罗斯文学。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社会文明才能整体提高。而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这种充满谬误、以假乱真的伪文化，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轻薄、空洞、庸俗，甚至徒有虚名，有害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也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传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很难对自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股潮流？一句话戳穿，即以文化谋利。

毋庸讳言，任何事物进入市场，都不免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不免依照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调整自己。但调整是科学调整，不能扭曲甚至破坏自己去换取经济利益。文化更具特殊性，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票房、收视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而放弃文化固有的尊严。这尊严一旦被糟蹋，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会糟蹋人的精神。

由此，问题真正的要害——不是拿文化赚钱，而是靠糟蹋文化来赚钱。任何有文化良心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文/冯骥才）

——摘自《人民日报· 海外版》

文学记录文化

我们常常会把一个地域的文化形态，看作是固有的，不变的。这是一种静态的看法，是错误的。

从史的意义上看，任何地域的特征，也就是地域的文化形态，都处在流动的变化中。一种经过年深月久生成的文化形态，不管怎样的浓郁、深厚和牢固，渐渐都要被无尽无休的时间一点点溶解开，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而同时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又渐渐形成。

尽管它们中间有着文脉上的联系，有文化特征的传承，但文化的形态还是要变。比如，近二十年我们所有地域文化形态，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它们在瓦解、失散、泯灭，当然新的文化形态还在“打草稿”的阶段，远远没有成形。这也是我们在文化上没有依附感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翻检这种文化的流变史时，我发现，任何一个极有特点的地域文化形态，都只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表现得分外鲜明，神气活现，魅力十足。过后就变了，变得黯淡了，模糊了，不那么突出了。这一点，在近代大城市的文化史上看得更清楚。因为大城市受外来影响大，社会变化多，文化形态几乎成了一种时尚性的社会潮流。比如上海的三十年代和天津的清末民初——这两个短暂时间内的上海和天津，文化心态就分外浓烈，地域特点异常突兀与鲜明。此时此地独有的文化气质，是过往不复的。

自然，它也就成了文学的素材和对象。

地域文化的特征，表面看是地域风貌、建筑特色与人文景观，再加上饮食装束，这往往是旅游者所要看的；进而则是此地独有的生活风习、民间文化与民俗事项，有心的旅客对此要多看一眼，外来的文化人则一定要着意地观察。再往深处便是这里的方言俚语、信仰崇拜和人们的集体性格。说到集体性格，大概只有作家才会去注意。因为它表面看不见，需要接触大量的人，从中感受、理解、分析、研究和归纳。

集体性格其实就是文化性格。它是地域文化中最深刻的层面。当地域文化进入人的心理，便形成为人们共有的性格。有了共同性格，地域形象才真正成立起来。这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北京人、广东人、四川人、上海人、天津人、东北人等等。

文化上的集体性格是一种共性。它还会被不同个性的人表现得千姿百态，演出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故事。于是，作家就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作家是形象的史学家。记录是作家最伟大的工作。它远远是“用身体写作”无法比拟的。当然，我说的是“艺术的记录”。它要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人生，记录心灵。此外，还要记录文化。如果没有文化的记录，那些人类杰出的创造——各具个性的地域众生相，便会灭迹于无形的历史之中了。

说到这里，我又一次心怀危机地感到，我笔下的天津人的集体性格如今正在渐渐弱化。这是现代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化对人类的历史人文多元形态的破坏，是由表及里的。先泯灭城市的历史风貌，再冲散民俗文化，最后则是瓦解了城域人的集体性格。

所以，文学的使命之一是记录文化。记录文化也是抢救文化，即抢救人在历史所创造的最深刻的文化形态——文化性格。

出于这一想法，我写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俗世奇人》。有人说这种小说与《神鞭》和《三寸金莲》是同一系列。我写此文，乃是要说：非也。《神鞭》和《三寸金莲》是拿这种文化形态作为背景和生活素材，而这小说则是以“记录和抢救这一文化形态”为己任。

倘若非要将《俗世奇人》纳入一个系列，就与我抢救地域文化那些书，如《手下留情》《旧城遗韵》《抢救老街》等合为一族吧。（文/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