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其他道家人物
2015-08-16 23:17:47 作者:佚名 来源:中华民族文化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1)宋钘、尹文
宋钘又称宋牼、宋荣子,大约生活于战国中期,稍早于庄子,和孟子约略同时。他和尹文的详细情况今天已无法知道,著作也没流传下来,但战国时代的不少著作都提到他们,说明他们在当时影响很大。
根据这些文献资料知道
(1)宋钘、尹文
宋钘又称宋牼、宋荣子,大约生活于战国中期,稍早于庄子,和孟子约略同时。他和尹文的详细情况今天已无法知道,著作也没流传下来,但战国时代的不少著作都提到他们,说明他们在当时影响很大。
根据这些文献资料知道他们反对战争。有一次,宋钘要到楚国去,碰到孟子。孟子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要说服楚秦两国罢兵。孟子问他怎么说?他说要指出战争对谁都不利。孟子说这样不好,大家为利害关系罢兵,也会把利害关系作为待人处世的基础,那样天下就大乱了;应该用仁义说服他们才好(见《孟子·告子下》)。由此看来,宋钘的做法和说法都近似墨家,不同的是墨家常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弱者,宋钘则只想通过说服,让大家停止争斗。
他们认为,战争和两人打架一样,根源在于把别人对自己的欺侮当成了耻辱。假如受了欺侮,却不认为是耻辱,就不会打架,也不会打仗,这叫作“见侮不辱”(《庄子·天下篇》)。荀子反驳说,争斗并不是因为感到耻辱,而是因为不愿受欺侮。比如有人偷了你家的东西,你奋起和他争斗,难道是感到耻辱了吗?荀子说,宋钘不能消除人们不愿受欺侮的怒火,却让人们不把欺侮当成耻辱,这太过分了。他们一心想让天下安宁、稳定,让老百姓能保全生命。他们不主张复仇,就是被下牢狱也不以为羞耻。他们到处游说,人们不愿听,还是喋喋不休,因此常常遭人轻蔑。
他们认为,人的欲望是很少的。有人自己欲望很多,就说大家都是如此,这是在为争斗和战争辩护。他们从自己做起,尽量减少自己的需求。他们常常说:只要有碗淡饭也就行了。他们常常吃不饱,却始终不忘天下的人民。《庄子·天下篇》说,宋钘、尹文一心救世,真是高尚的人啊!
他们和别人交往,首先要人们去掉偏见,冲出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认识局限。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不好,却以为很好,这是偏见。偷东西的人,只想着东西好,却不想会被人抓住,也是偏见。他们希望大家的心能够包容,包括忍受侮辱,也包括全面地看问题。
据《吕氏春秋·正名篇》记载,尹文见到齐宣王,齐宣王自称好士。尹文问,什么叫士?齐宣王答不上来。尹文说,假使有个人,为人忠孝,又讲信义,算不算士?宣王说算。尹文又说,假使此人在大庭广众之上受了侮辱却不争斗,算不算士?齐王说,这样就是个懦夫!尹文说,他虽然是个懦夫,但并没有失去忠孝信义,怎么又不算士了呢?齐王答不上来。接着尹文讲了一番治国应赏罚分明的道理。在这里,他揭露人们概念中的矛盾,力求弄清概念和实际的关系,所以班固把他算作“名家”。
《管子》一书,其中有《内业》、《心术》、《白心》等篇,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是宋钘、尹文学派的著作。这种意见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赞同,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它们的内容。
《庄子》书中说道:“气聚为生,气散为死。”《内业》篇说,气中有精:“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气,是使所聚之物有生命、有智慧的东西:“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也就是说,五谷之所以有生命,日月星辰之所以有光耀,就是因为有了精气。天地间的鬼神,人的精神活动,都是精气和精气的作用。因此,精气对于人非常重要。人的智慧,人的道德,都要依赖精气的存在,所以应该保持它:“敬而无失。”保持的方法,不能依靠强力,而只能依靠德行:“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所谓德行,就是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虚廓。《内业》篇把身体比作房舍,把精气比作居住者,只有把房舍打扫干净了,精气才会到来。
精气存在于体内,人就心情平和、道德高尚、身体健康、聪明智慧。善恶藏于胸中,必定表现在脸上。善恶的表现,就是胸中那善恶之气的外露,它们就像电磁波一样向外辐射。善气让人亲近,恶声恶气就像用刀枪刺人。赏罚有时不足以服人,善气却可使天下人心悦诚服,这是圣人教化天下的根据。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有无生命的,有有生命的,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智慧的。《内业》篇的精气说,就是对生命和智慧现象的解释。对生命和智慧的根据作出说明,是人类思维的一大进步。
《白心》篇讲“建常立有”,讲“以静为宗”。常就是永恒。推崇常,推崇静,和《老子》思想是一致的。不论这几篇是不是宋、尹学派的作品,它们的思想倾向和老子、庄子是有共通之处的。
(2)彭蒙、田骈、慎到
据《庄子·天下篇》说,彭蒙等人的学问,处心公正,没有偏私,好像没有主见,不思虑,不计谋,对事物无所选择,一视同仁。他们知道事物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自己的不足。有所选择就不能全面,有所教导就不周全,所以他们把一样地看待万物作为思想基础。
田骈的老师是彭蒙,彭蒙还有自己的老师。彭蒙的老师说:古代得道的人,不过是不说是,也不说非罢了,所以他们也不讲是非。大家都讲是非,他们不讲,所以常常和大家意见相反,得不到拥护。由于不讲是非,不免陷于圆滑。据说田骈有一次见到齐王,齐王问他如何治理齐国。田骈说,依我的意见,不去治理就得到了治理。就像木头,你不加工,它可成为各种各样的材料。你加了工,把它解成板,就不能再用来作柱子,所以你还是自己想一想如何治理齐国吧。田骈继续说:这还是浅显的道理,从更大的范围看来,不单是治理齐国。我的主张,能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因循事物的天性,一切问题都可以处理得当。
三人之中,只有慎到的著作有一部分留存下来。《庄子·天下篇》说,慎到抛弃自己的知见,办事只是根据不得已,把听任事物自生自灭当作道理。慎到认为,对于事物,有认识的,就有不认识的,用已有的一点知识去处事,必然坏事。他嘲笑那些崇尚贤能的主张,并且蔑视礼义,不守规矩,甚至攻击天下的圣人。别人推一推,他才动一动;别人拨一拨,他才转一转。他抛弃了是非,只求苟且度日,什么事都无所用心,甚至前后左右都不知道。他认为,那无知的东西,没有主张,不会招来祸患;无所用心,没有思虑之苦;谁也不赞扬它,但因此也没有批评。所以人们的修养,到达无知的境地就到顶了。英雄豪杰们嘲笑说:“慎到的主张,是死人的道理,不是活人的道理。”
从残存的《慎子》数篇看来,慎到主张治国一要立法,二要因循。因循就是随顺事物的本性。比如臣子为君主服务,是想得到利益。你应该给他们利益,而不能只要求他为你服务。这是随顺人情。臣子们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君主应兼容并包,用其所长,使他们各守本分,不能兼职,不得逾越。君主也有自己的本分,不该亲自处理具体事务,和臣下争功。君主事事躬亲,国家就要乱套。
慎到认为国家应有法令,使大家有共同的行为标准。一切根据法律行事,可以杜绝某些人的非分之想。君主的亲属或关系亲近的人,也不该逾越法律,因为设置君主是为了天下人,不是让天下人为了君主。所以即使是不完备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强。假如君主不守法律,随心所欲,必然赏罚不均,产生怨恨。
慎到早于韩非,他的学说,是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主张的最早结合。
(3)杨朱
杨朱是位隐士,他的生平事迹无法查考。有人说他比老子还早,有人说他曾做过老子的学生。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说,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墨子,就是拥护杨朱,可见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杨朱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
依孟子的说法,杨朱主张“为我”(《孟子·尽心》),是个极端自私的人,让他奉献一根汗毛他都不干。有人解释说,杨朱的意思是,今天你要我一根汗毛,明天就会要我一个指头,后天就会要我一条胳膊,大后天就是我的命,不是说一根汗毛多么重要,而是说不能开这个头。
按照韩非的说法,杨朱不过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他主张不到正在打仗的、危险的城市里去,不在军队里工作,就是用整个天下换他小腿上的一根毛,他也不干。因为天下是身外之物,汗毛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汉代的《淮南子》则说杨朱不愿为追求身外之物而疲于奔命。
这些人的理解有一点相同,就是说杨朱爱惜自己的生命,不愿为国家服务。孟子说,不愿为国家服务,就是不把君主放在眼里;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人,就是禽兽一样的东西。
现存的《列子》一书中,有《杨朱篇》。其中说杨朱是个极端享乐主义者,终日饮酒,和女人鬼混。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列子》书是后来才出现的,《杨朱篇》中的杨朱,是魏晋时代贵族的形象,而不是先秦时期杨朱的思想作风。
还有一些人物,比如关尹,据《庄子·天下篇》所说,他的思想和老子相近,特色不明显,不再介绍。现存《关尹子》是后人伪造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列御寇和《列子》书,文子和《文子》书,庚桑楚和《庚桑子》等等。
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荀子把宋钘和墨子看成一派,慎到一般被认为是法家,班固则把尹文看作名家,把宋钘的著作列入小说家。但他们大都反对战争,主张在社会矛盾面前退让,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宋钘虽然志在救世,而其救世的办法,也是要人退让,受了欺侮而不以为耻。这使我们立刻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阿Q仅限于自我安慰,宋钘却要把他的主张贯彻到全社会。
对于世界的认识,他们往往反对区分事物的是非、好坏、贵贱,瞧不起把具体事看得太认真的人,主张从一个更高、或更深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看到具体事物的后面或上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只有得到了道,才能把一个个具体事物处理好。他们的哲学倾向和生活态度,确有和老子、庄子相同之处,所以后人把他们都称为道家。
他们认为在道的面前,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道对事物一视同仁,决不厚此薄彼。而且这里决没有感情的因素,只有一把统一的尺子来衡量事物。把这种格局贯彻于政治,就是靠法令治国,对谁都不讲情面。
摘自《老子与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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