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建立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2015-08-16 16:18:23 作者：佚名 来源：中华民族文化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清华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他中过秀才，早年学习英、日文，研究哲学、文学受到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文艺思想的影响，其成果在我国近代文化学术事业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换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过了同时代学者的。 
他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他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他因参与戊戌变法而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底，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 1920年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于文、史、哲诸方面多有著述。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但他与康有为迥然不同。如果把康有为的书法比作大海的潮音，那麽梁启超的书法就是山涧的清泉。康有为追求的是一种雄强博大的风格，而梁启超的书法所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平和恬静的格调。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文学家在梁实秋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1890年－－1969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任。    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20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在20年代的清华园，人们说 “教授中的教授”，那就是陈寅恪。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然后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关于他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精深与博大：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清华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江苏五进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常人也许很难想象，这位“中国语言学之父”，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28岁竟被美国康乃尔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时，他回到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时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33岁时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 
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14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O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和《离别歌》亦译《天长地久》等歌曲，是为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赵元任最后一次出国是在1938年，以后便定居美国，入美籍。从1939年起，历任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1939-1941）、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1941-1946）、美国海外语言特训班中文主任（1943-1944）、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1946-1947）。从1947年起，专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1965年退休，任该校离职教授至逝世。1981年回国探视，北京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这样，他一生任教职63年，这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据说，他的耳朵可以辨别各种语言。在一星期以内，他就可以学会一种语言，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1920年，哲学家罗素（英）来清华参观讲学，赵元任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和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当地的方言翻译。亲友们都鼓励他向语言方面深造，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1921年6月，他与杨步伟医生结婚后，便一同出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1922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矗1925年回国后，他在清华担任课程有方音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等，并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1922年至1848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14种，论文21篇，1948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奥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50年代后期，他曾在台北作“语言问题”的系统讲演，系统地讲了语言学以及同语言学有关的各项基本问题，讲述了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心得和结晶，讲稿汇集成书，并已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还灌制了许多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省方言的录音唱片，就有2000多张。 
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特别是出国定居以后，他有机会遍游欧美各地，了解和学习各国各地的语言现象，简直到了广通博达的地步。他讲古今汉语和各地方言，能够用上述随便哪个国家的古语和方言举例作比较。他操各国语音同他说汉语“国语”和方言一样细致入微。有一次，他在索邦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赵元任是清华校友中屡见的那种博通人才之一。他的知识面和文才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他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以内。他的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