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时发行的年号钱“至道元宝”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对于一句话应该不陌生：“攘外必先安内。”长期以来，学界几乎公认这句话是蒋介石用来“围剿”红军而任凭日军入侵的罪证。但这句话的出处却与蒋介石无关，它源自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宰相赵普。
宋太宗继承宋太祖的皇位之后，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有着不太乐观的判断。他认为国内社会矛盾重重，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亦时刻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然而自己手中兵力又非常有限，究竟是“对外”还是“对内”，这成了困扰宋太宗的一个难题。
在宋太宗继位后不久，赵普就针对宋太宗的疑虑递交了一份奏折，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大概意思是说，现在中原地区已经平定，周围少数民族政权也都臣服于我们，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怎么想办法对付他们，而是怎样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
这封奏折其实与宋太祖临终前的遗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宋太祖临终前，曾亲口向宋太宗表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两朝统治者都忽视了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走向强大的可能，而是一味将希望寄托在“安内”这一空中楼阁上，到了宋太宗统治晚期，太平兴国成为一场梦，国家愈发步履维艰。
至道是宋太宗执政时最后一个年号，前后不过3年光景，但在这3年里，北宋却为自己埋下了深重的亡国隐患。首先是兵力的扩张，与建政初期相比，至道年间的兵力已是当年的3倍，这个数字足以让宋朝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亏空当中，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用3种字体铸造铜币“至道元宝”。当然这还不算，更关键在于，在这3年里北宋遇到了一个难以克制的强敌：李继迁。
李继迁是鲜卑族后代，也是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从唐代开始，李继迁的家族就世代统治雄州、秦州等地（今宁夏、甘肃地区）。历史记载，李继迁“生而有齿”，12岁便担任地方行政官员。至道年间，他一次袭击宋朝的清远军，一次偷袭灵州，均取得了胜利，奠定了自己在北方的势力范围。
说李继迁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恐怕许多人会怀疑，但要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大家就不会陌生了。这位西夏国的开国之君之所以能开疆拓土，成为宋王朝北部最强劲的对手之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祖父李继迁所打下的基业。在宋太宗与宋真宗权力交接的那3年里，李继迁多次袭扰北宋边疆地区，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此后李元昊称帝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对于宋代统治者而言，至道年间却是如白驹过隙的3年。统治者们都忽略了李元昊这个足以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得安宁的“边事”，相反，都把过多的精力放到镇压中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上，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边疆的战火却一点点地燃烧起来。
“攘外必先安内”是赵普的点子，但却根于宋太祖的治国方略。宋太宗颁布使用“至道”这个年号时，赵普已经去世了3年，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宋太宗执政的最后几年里，西夏开始崛起了，并且表现出了强势的后劲，足以使以“中原天朝”自居的宋朝不得安宁。
后世将赵普列入名相之列，笔者是不能苟同的，因为论权谋，赵普确实算一把好手，当年的“杯酒释兵权”至今仍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经典个案。但作为一国之相，光有权谋是不够的，不但要有协调对内事务的能力，还要有清醒认识时势的大局观。可惜，赵普似乎并不具备这种眼光。在他看来，剿灭农民起义、安抚朝内官员才是当务之急。而他眼里的“群夷”不过迟早“自服”而已，历史早已证明，这种带有民族歧视、盲目自信的狂妄观点，迟早会付出血的代价。而沉浸在“安内”中的宋太宗却全然不知，甚至“至道元宝”上的四个字，还出自于他的墨宝。
有历史学家认为，“宋非亡于契丹女真，而亡于谋士。自赵普至蔡京，皆祸国也。”窃以为，此说虽有不全之处，但总体也靠谱，至少可供后世执政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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